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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初,张功耀对即将发表的《告别中医中药》的预期相当保守,只希望它是篇合格的学术论文。
事实上,中西医之争在学界是个长热话题,一个中医师和一个西医师坐在一起,最可能的话题便是中医到底会不会死,或者会怎么死。
但事态的发展超出他的预期,他毫无准备地成为公众人物。
官方否定性的表态后,张功耀不承认自己失败了。恰恰相反,他认为真正的辩论刚刚开始,中医药继续寄生在国家体制还是回归民间,并不是他辩论的重点。
他言词激烈,火药味十足,批驳中医药的思维方式和诊断习惯,他要“听到在科学的鞭挞下,中国传统医学糟粕的坍塌声”,还要探究那些似是而非的民族自豪感因何而来。在看个究竟之前,他说自己誓不罢休,的确有点“神经病”和“走火入魔”。
但如果我们意识到,对科学的选择和信仰,不仅仅是他的学术志趣,也是他切身的回忆,也许我们能理解他的偏执或执着。
面目狰狞的科学自大狂?
毫无准备地成为舆论焦点后,张功耀开始思考“告别中医中药”这个纯学术问题,何以如此吸引大众的注意。他的答案是,首先它人命关天,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其次,它是科学和玄学的对立。
“我可以负责地说,中医既不是什么积极的文化,更不是什么科学,甚至还不够格称‘伪科学’,而是中国古代落第文人,利用人们‘病急乱投医’的心理而刻意做成的骗局”;“中医一直标榜为‘仁术’,可是这种‘仁术’并没有表现出多少仁爱特征。一、装腔作势,欺骗患者;二、推行异物、污物、毒物入‘药’,坑害患者;三、以严格的‘奇方’追求‘奇效’为难患者,为无效施治开脱责任。”
张功耀态度坚决地从中医药出走。事实上,张功耀曾经对中医抱有浓厚的兴趣,从1972年高中毕业到1978年上大学,张功耀当过6年的乡村郎中。中医古籍满足了16岁张功耀旺盛的求知欲,而收入虽微薄,也还可以解决生计。他不会针灸,甚至不会脉诊,凭着两本借来的《汤头歌》和《药性歌括400味》妙手回春。
6年里,张功耀学会了中医的江湖口吻,学会了“凉血”、“泻下”、“胃腑热积”这些术语,但是连他自己也无法明辨这些虚玄术语的确切含义。从事科学史研究后,张功耀意识到,中医连基本的概念清晰都谈不上。
6年后,张功耀成了湖南大学政治理论专业的一名学生。
日后对中医药的叛道,和这时候科学出现在他的生活里有着直接的关系。对于他,甚至他这代人来说,确定对科学的信仰,并非是他们了解了多少的科学知识,而是这些曾经的领袖主张的坚定实践者,急于走出盲目的信仰。
恰巧这时候,科学展示出它难以拒绝的魅力。张功耀现在还记得1978年,大学第一年的一天,他走在大学的操场上,广播里传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在当乡村郎中时,作为当地有名的才子,张功耀还身兼大队的广播员。那天回到宿舍,张功耀对下铺的兄弟说,如果他现在还是大队的广播员,他一定要用最纯正的湖南郴州地瓜腔播它一百遍。
这是张功耀自己的政治学第一课,之前,的的确确,他认为政治学就是读《红旗》杂志,看《人民日报》,写思想汇报。
张功耀拍着胸脯说,从大学第一天到研究生毕业,他绝对没有旷过一节课。他用这句话来教育他带的一个博士生,这位学生因酷爱电子游戏耽误了博士论文写作时间。本科4年,张功耀确立了两条信念,一是追回被耽搁的6年,绝对不旷一节课,二是西方文明的关键是科学,国家强盛的根本在于是否尊重科学。他甚至认定,科学的精神在于抛除成见,服从客观规律;年轻人经过科学训练,可以养成忠诚、公正等美德。
早熟的张功耀已经开始为四年后的毕业谋划出路了。他认为研究农村经济是个不错的选择。在研究包产到户的历史时他发现,农民自留地的产量高于公地的产量,甚至是后者的两到三倍,他纳闷为什么在近30年的时间里,我们拜服于玄妙的“共产”主张,而无视这一客观事实,造成饿死千万人的悲剧。
他从拮据的经济来源里划出一部分,订阅了《中国统计》,想用两年时间,写一篇论文,完成对农村经济的量化研究,结果被泼了一头冷水。
首先,他不知道其中的“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到底包括哪些省份,既不确定也不规范,其次,他发现上面的数据完全没有逻辑,是为了迎合积极的结论而生造出来的。他愤怒于无法实证检验的虚假繁荣,并开始对盛产好消息、自圆其说的传统文化有了提防之心。从此落下习惯,不相信任何官方统计数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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