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内乱改变了赵国而非秦国统一中国的事实

海的那边

赵武灵王赵雍，战国中期赵国国君，称赵武灵王，前325年至前299年在位。赵无恤初创赵国，二传至赵籍，被周王承认为诸侯，又六传到了赵雍。这一历史阶段内，魏国由强盛刚转入衰落，秦国在西部迅速崛起，已具兼并之志，苏秦、张仪的纵横策略分别被列国实施，天下一派动荡不安的局势。赵雍有感于战国前期赵国的积弱，决心在动荡的环境中振兴赵国，遂在军事、政治、民俗等方面进行了一整套革新措施，以极大的胆识倡导胡服骑射，并在生前禅位让子，全力治军，陆续攻灭中山国，攻破林胡、楼烦(今山西岚县一带)，国势大盛


。赵雍的革新给国家带来了新的生机，但他不久又怜悯失位的长子，欲分国于他。赵雍对此事的态度游移不定，致酿内讧，在二子的权力争夺中，他被围困于沙丘宫(地点在今河北广宗西北大平台)饿死。

　　赵雍是赵国极有作为的君主，他乱世中奋起，处弱图强，在许多领域进行了破俗逆世的革新，表现了很高的胆识。

　　胡服骑射：勇于民俗改革

　　战国之世以军事争战为主要特征，赵国同样被卷入了军事争战的漩涡，同时，赵国与匈奴、林胡、楼烦接壤，这些游牧部族经常以骑兵侵扰赵国，在战场上轻便灵活，很有优势，赵雍为了彻底改变军事上的被动局面，造就一个威服海内的强赵，决定实行“胡服骑射”，命令国人改穿传统的宽袍大袖为胡人的短装服饰，束皮带，用带钩，穿皮靴，并大力发展骑兵，训练士兵马上射箭的技术，改变传统的车战。经过一番改革和训练，赵军的战斗力迅速提高，由此取得了对外战争的一系列胜利，拓地数百里，甚至一度产生自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突袭咸阳，并吞秦国之志。

　　赵雍的胡服骑射，是着眼于军事并侧重于军事的民俗改革。当时中原诸国文明程度较高，自视礼仪之邦，对异邦风俗自有一种蔑视心理。赵雍在军事实践中能发现胡服的长处，敢于抛弃传统服饰，公开提出采用胡服，表现了他不守成规、重视现实的认识态度和移风易俗、革旧布新的行动魄力。

　　民俗是祖宗的传统，又培养了当时人们的行为习惯，由于人们崇拜祖先与安于现状的心理，其改革面临相当大的阻力与困难，赵雍在进行这场改革的过程中，采取了如下一些重要的措施：第一，召集肥义等大臣商讨改革，争取这些进步人物的支持，在朝中形成一种改革势力，避免孤身作战。第二，驳斥保守分子的反对言论，强占舆论阵地，扩大宣传和影响，提出“理世不必一道，治国不必法古”，“以古制今者，不达于事之变”(见《战国策•赵策二》)。为改革做思想舆论准备。第三，看准目标，下定改革决心，并公开宣布于众，以示绝不动摇之志。赵雍认识到：“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遗俗之累。”他决心不计较世俗的反对和嘲笑，坚决改革到底，因为他知道：“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二句见《史记•赵世家》)他对改革的意义和作用有极高的自信。第四，自己率先执行改革内容，为全民作出榜样。领导者的行为对民众有极大的影响力，面对反对者的阻力，赵雍首先采用胡服，对改革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第五，在朝臣意见还未完全一致时，赵雍数次出面，陈说利害，说服了自己的叔父赵成。争取赵成赞成改革，是赵雍一个极重要的策略，他争取到了上辈的支持，既减轻了自身的压力，又夺走了保守分子赖以支持的后盾。第六，赵雍在改革的同时不断争取军事成果，用现实的军事成果向人们证明改革的意义。经过一段时间后，这项改革终于被人们彻底理解和心悦诚服地接受。

　　赵雍关于胡服骑射的改革是成功的，其所以能成功，一是由于赵雍作为国家主要领导人，对此认识明确，决心大，措施得力；二是由于在社会系统中，这毕竟只是一个单项改革，不是过分复杂，尤其是，这一改革不牵扯人们的实际利害，不至于反对势力矛盾激化，被人们彻底接受的余地更大些。

　　舍权让位全力吞秦

　　胡服骑射的实行，军事上的强盛使赵雍雄心大增，他筹划取路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旗东北)，自九原突袭咸阳，吞并秦国。因感到手下诸将不可专任，遂决定让儿子赵何专治国事，自己全力治军，经略四方。他召集群臣大朝于东宫，传位给赵何，自己号称主父，使肥义为相国，李兑为太傅，赵成为司马。
赵雍的吞秦计划包含了极大的雄心，就当时的实力相比，赵国远赶不上秦国，但秦国恃兼并之志，一直东向用兵，又南侵楚国，对北方防范较少，赵雍准备绕道九原，利用轻骑之优势，偷越沙漠荒原，直下秦都咸阳。在秦国北线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只要实施得法，赵雍的这一战略计划是有可能实现的。而且，秦国当时已正面开始吞并列国，秦国只要存在，赵国灭亡的危险也总是同时存在的，只有给秦国以摧毁性的打击，才能从战略总体上消除赵国的危险。赵雍吞秦计划的实施确是有些风险，但这是弱中求胜、解除战略隐患的必要一


着，如果成功了，将足以扭转战国的局势。

　　这一战略计划的实施，对领兵之将的智谋、胆略、权威和经验等方面都有极高的要求，鉴于这种情况，赵雍决定亲自担任军队指挥，为了把自己从国事中解脱出来，他将王位提前传于赵何，保证自己能专心致志于军事方面，并着手进行战略计划的准备工作。君主生前将王位交给儿子，这在以前的历史上是几乎没有过的，但赵雍是一个极重现实的政治人物，比如数年前魏、韩、燕、中山与赵国相约五国互相尊立为王，赵雍独持否定态度，坚持说：“无其实，敢处其名乎？”(《史记•赵世家》)令国人称自己为“君”。面临当时的战国形势，赵雍清楚地看到，不摧毁秦国，即使自己名为赵国之君，国家也会迟早衰亡；而如果能在军事上摧毁秦国，即使自己舍掉君位，也会有国家和自己长久的未来。赵雍让出王位，全力治军，与历史上君臣亲属间争权夺位的事实形成极鲜明的对照，表现了他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胸怀和注重现实的高远的政治识见。

　　赵雍的让位行为带有政治革新的精神，这一政治革新也是着眼于军事、配合军事斗争的需要而进行的，在这次变革中，他将自己置于太上皇的地位，交出了政权又未完全放弃全权，后来常常是赵何临朝就位，自己在旁设便座听朝，大概是要给赵何一个培养锻炼的过渡阶段。同时，他在让位时替赵何组织了一个较理想的政权班底，相国肥义曾是自己所依靠的亲信大臣，太傅李兑足智多谋，赵成为王室贵族，老成持重，他们同辅赵何为政，可以保证在处理国事上少有差错，赵雍的上述安排看来是有一番精心考虑的。然而，赵雍的政治革新绝不属于政治制度的改革，他的让位只是出于加强军事领导的考虑而采取的权变措施，就其整体思路看，既没有设想制度上的创新，又不包含对终身制的废除。尽管这样，在君位终身传统已牢固形成、君臣尊卑观念十分浓厚的社会中，赵雍的让位行为还是很了不起的，没有破俗逆世、敢于革新的胆识，他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赵雍专管军事后，将秦国作为主要的战略对手，他为了掌握咸阳附近的地理形势，了解秦王嬴稷的处事为人，决定亲自去咸阳面见嬴稷。他在让位不久，假称赵国使者赵招，持国书来秦告立新君之事，他带着数人，一路画其地形，竟至咸阳来见嬴稷，与其对谈国事，嬴稷见赵使卑亢得宜、应对自如，甚是敬重，晚上，他突然想起赵使的言谈举止远非区区国使所及，觉得事有可疑，次日急命赵招相见，其从人推说患病不起，三天后，嬴稷派人强入馆舍搜寻赵使，才知赵使正是赵雍本人，而他在那天会见嬴稷后就暗中还归赵国了，嬴稷追之不及，礼送赵雍从人还国。

　　赵雍入咸阳暗窥秦王，是为实施吞秦战略而做的准备工作，他要了解咸阳的地势和秦王的个性特点，又不满足于传闻所得的情况，于是亲身前去侦察。曾经为堂堂大国君王，又身为国家最高军事指挥，敢于冒名去敌国都城做侦探，为常人所不可想像，但这恰好是赵雍突出的个性，是他不同于常人的地方。他办事不拘成法，胆识兼人，这是他能取得较大政绩的重要原因。秦王嬴稷曾问他，赵国是否畏惧秦国，他以国使身份回答说：“寡君不畏秦，不胡服习骑射矣。今驰马控弦之士，十倍昔年，以此待秦，或者可终侥盟好。”(第九十三回)表达了他革新措施的实施动因和对强秦无所畏惧的自信心态。

　　一国难容二主

　　赵雍在前299年让出君位，全力经营军事，本想吞并强秦，威服列国，但不幸的是，在他让位后的第五年，国内发生了严重的内乱，两个儿子争位夺权，他卷入了这场争斗，壮志未酬而含恨丧身。

　　两个儿子间的争斗与他对继位人的安排有直接的关系。他早年立嫡长子赵章为太子，不久立宠妃吴娃为后，遂废掉赵章，立吴娃的生子赵何为太子，生前将王位传给了十岁左右的赵何，同时将东安阳(今河北省阳原县东南)封给赵章，称为代安阳君。赵章平素奢侈放纵，心中不服赵何，常有所表现，赵雍甚表同情，私下对族人赵胜讲：“汝见安阳君乎?虽随班拜朝，似有不甘之色。吾分赵地为二，使章为代王，与赵相并，汝以为何如?”(第九十三回)他欲将赵国一分为二，使两个儿子同时称王，这一计划因受到赵胜等大臣的反对而被搁置了起来，但两个儿子因此也加深了对对方的敌意，加强了戒备心。后来，赵雍与赵何同游于沙丘，赵章相从而行，沙丘是殷纣王为畜养禽兽而筑，有离宫两所，相隔五六里，赵雍和赵何各居一宫，赵章居于二宫中间的馆舍内。赵章见赵何率兵众不多，遂与部下商议，晚上诈称父亲发病，召赵何前往，欲于途中截杀之，但赵何一行也有戒备，觉得事有可疑，相国肥义自愿先行试探，半路被伏兵误杀。赵章成骑虎之势，欲止不能，遂率众夜袭赵何之宫，双方相持不下。天明，赵何的亲信李兑、赵成等人率兵前来接应，击败了赵章，赵章单骑奔入赵雍宫中，赵雍开门匿之，李兑等率兵来捕，赵雍一口咬定赵章未来宫中，李兑令亲兵数百人搜宫，在夹壁中搜出赵章，将其斩首。李兑听到赵雍在外哭泣，遂对赵成说：“主父开宫纳章，心已怜之矣!吾等以章故，围主父之宫，搜章而杀之，无乃伤主父之心!事平之后，主父以围宫加罪，吾辈族灭矣!王年幼不足与计，吾等当自决也。”(第九十三回)乃令军士不许解围，并使人假传赵何之令道：“在宫人等，先出者免罪；后出者即系贼党，夷其族!”宫中内侍闻令，争先出宫，仅剩下赵雍一人被锁入其中，他无以为食，攀树取雀卵生啖，月余饿死。三月之后，李兑等开宫探视，将其尸葬于代地灵丘。
　赵雍在对王位的安排上，一直游移不定，他既要立赵何为君，又不愿让赵章失去权位。赵章对赵何不满，本已祸见其端，但他不是对赵章的野心予以制止，反而欲分国于章，这等于助长了赵章的野心。赵何与赵章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但又是国内两大政治派系的头目，赵雍因为浓厚的亲属情爱，仅仅看到了二人的前一层关系，以为他们不会有过大的利害冲突，他完全忽视了后一个方面，没有看到二人的不得两立之势。他在亲属的温情中天真地抹去了残酷无情的政治关系，带着儿女私情去处理政治问题，引发了一场本来能够避免的祸乱 。

赵雍爱子心切，不愿看到有哪一个儿子不是君王的现状，于是想分国为二，制造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这更是一个荒唐的设想。当时赵国的积弱之势稍有改观，刚刚出现了强盛的势头，但其总体实力并未超过秦国，如果分国为二，不能保证对已有的力量集中使用，即使不发生内耗，也无法抵御强国的欺凌，最终使两个国家都不会长久，何况两个政权间的内耗会是不可避免的残酷。赵雍的分国设想，是因私情而忘记国家大计、毫无政治远见而贻害无穷的构想。

　　赵雍曾以使者身份回答秦王嬴稷问话时说道：“寡君虽为‘主父’，然国事未尝不主裁也。”(第九十三回)赵雍让出君位但未放弃全部权力，当时赵国的权力核心处于模糊状态，正是恃仗父亲的权威，赵章才敢于生事造反，赵章后来逃至宫中，赵雍本该依仗自己的权威严咎罪魁祸首，但他不分青红皂白，将儿子藏起来准备了事，在危及国家政权的大是大非面前，他因舐犊之爱，丧失了应有的政治立场。赵章的作乱为祸本与他的无意纵容有关，平乱中他又坚持藏匿祸首，李兑处斩了赵章，知道赵雍事后不会善罢甘休，这是根据赵雍一贯行为而作出的正确预料，出于彻底防范的需要，李兑将他做了祸首赵章的殉葬品，由赵雍一手酿成的祸乱最后毁灭了他本身。
赵雍以极大的胆识进行了军事、民俗方面的改革和政治上的革新，赵国的气势为之一新，正当他怀一腔壮志要吞并强秦、威服列国时，却不慎酿乱丧生，他虽为赵国训练出了一支可与秦国相周旋的军事力量，但年幼的惠文王赵何缺乏父亲那种坚毅果敢、英勇善战、胆略超众的军事才能，无法很好地利用这支力量，使赵国在天下纵横策略交织、秦国兼并之势未完全形成的时期，失去了对外发展的最好时机。赵雍在内乱中死了，他留下了赵国历史上的千古遗恨!

拿破仑1814

哎  如果他的计划成功了  但也不一定是赵国统一天下  因为当时的赵国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

莫二

先不说这个计划的可行性，即使能实施也没有可能改变整个战局，从战略和地缘上，赵国天然不利，一旦他发动吞秦战争，第一，他不能保证一次性搞定秦国，熟知先秦历史的人都知道，把一个国家的国都打下来不等于灭掉这个国家，齐楚都有被人占领国都的历史，轻骑突进主意很好，但是只能造成打击，除非决战歼灭秦军主力不然并不能搞定整场战争，在秦获得压倒性优势之前，七国之间没有谁能把谁一次性灭掉的（长平之战，秦国创造了历史），第二，赵国的战略纵深比秦国小得多，一旦发动战争，如果不能在决战中消灭秦军主力就要面临防守困难，第三，赵国背靠燕齐，周有韩魏，都不是省油的，而且赵国在外交上并不成功，倾国一战能否保证没人浑水摸鱼很难讲，再说赵国北临匈奴，这部分主力绝不能撤走

单从军事上那时候只有三个国家有可能灭掉其他对手统一中国：齐，楚，秦。赵国其实应该想下怎么把韩魏统一起来，它的天然命门就是太小了，而且位置不好

月光依旧

其实楚国是最有资本与秦国一争的,可惜楚君只有一鸣惊人的激情,没有一统天下的雄心.

飞鱼

纸上谈兵,不足为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