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与德国战后赔偿比较

天下无水帖

日本与德国战后赔偿比较

日本和德国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曾把世界人民拖入一场火海炼狱之中。由战败国向被侵略国家及受害的民间个人提供损害赔偿，是国际法公认的重要原则。欠债还帐，这也是国际社会交往中起码的道德。否则，即是对它国正当权益和人权的践踏。不容忽视的是，日本和德国在战后赔偿问题上的态度、政策、行为方面都截然不同。后者顺乎人意，前者则有悖天理

在二战结束５０周年之际，笔者根据出访日本所获最新资料，对两国赔款情况进行分析比较，以期引起各界人士的思考和共鸣，促进日本对战争受害最重最深、受害者及遗属最多的亚洲各国赔偿问题的解决。


一


战后５０年间，德国认真支付了对欧洲各国的巨额战争赔偿。德国众多的企业还直接向民间战时受害者个人，即被抓的各国劳役及遗属们给予了大量的金钱赔偿。


据德国财政部战后处理司公布，截止到１９９３年１月，德国对欧洲各国的战争赔款支付总额已达９０４亿９３００万马克。根据德国的《联邦赔偿法》、《联邦还债法》规定，１９９３年２月以后，还要按计划支付３１７亿７２００万马克。自战后直至到２０３０年为止，德国总计支付的战争赔款总额将为１２２２亿６５００万马克。


如果按前些年的汇率比价，１马克兑８０日元换算的话，１９９３年１月止，德国的战争赔款已支付额约７兆２３９４亿４０００万日元。按现在１美元兑换１．３９马克的比价，换算为６５１亿零２８８万美元。最终总计支付赔款总额折成日元约９兆７８１２亿日元，换成美元约达８８０亿美元左右。［①］


战时德国除对交战国家造成巨大损害外，希特勒集团还曾策划了纯化日耳曼人、灭绝犹太人计划。执行中，一度采取了先杀掉小孩、老人、体弱者、病残者，对能干活的人使其在劳役中累死，而且，稍有不满就扔进焚尸炉火化的方式。后来，曾被强迫劳役的生存者们，于１９５１年对ＩＧ公司提出了起诉。法兰克福法院经过一年的审理，确认了ＩＧ公司应负的法律责任，并做出了如下宣判：“平等正义、人道的基本原理是文明人类共知的。ＩＧ公司及有关人员都有不可回避的责任。”最终该公司按法院判决支付给原告２５０万马克的赔款
１９８８年德国奔驰公司对战时在该公司被迫服劳役的犹太人支付了２０００万马克，１９９１年德国大众公司向犹太人民间索赔团体，支付了１２００万马克的赔偿。另外，ＩＣ公司、ＡＥＧ公司、克尔普公司、西门子公司、拉因梅塔尔公司等，许多曾驱使犹太人服劳役的企业，在赔偿谈判后，都相继支付了受害者个人赔款。［②］


另外，据德国外交部１９９１年１月２９日公布［③］，德国还将向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在二次大战中受害者赔偿１０亿马克。现已同上述三国代表在波恩签署了有关协定。


与德国相比，同是战败国的日本，战争赔款及对民间受害者的赔偿如何呢？


战后，日本只向韩国、南越、西贡政权、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缅甸、印度等国家赔款，合计支付战争赔款６５６５亿日元。［④］按当时３６０日元兑换１美元换算为１８亿美元。这和德国赔偿的相当于９兆７８１２亿日元的金额相比可谓天地之差。况且，日本支付的赔偿中，并没有向民间被害者个人的赔偿。即便国家间战争赔款，也多系为了配合美国冷战政策或侵略朝鲜及越南战争，用来支撑当地的独裁政权。连日本大藏省财政史室编的《昭和财政史》、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的《现代日本社会·国际化》等都承认：“日本战后赔偿做得很不够”。


与德国相比，日本对外国赔款少的很不相称。但是，日本政府对自己国内的所谓战争受害者，却不惜重金给予了巨额赔偿。迄今仍在继续赔偿之中。


１９５２年４月３０日，经日本国会审议通过，日本政府公布了《战时战伤、病者、战没者及遗属等援护法》，从１９５２年４月１日算起，决定再次发给旧军人、军属、遗属抚恤金。到１９９３年末为止，其已支付金额合计约达３５兆日元。按目前９０日元兑１美元折算额为３８８８亿美元。今后，每年仍有达２兆日元的金额支付给日本国内所谓的战争受害者。这与支付给亚洲国家的６５６５亿日元相比形成巨大反差
另外，根据日本援护法规定，对旧军人的抚恤金、按其过去在日本军中的“阶级”而区分支付额的多少。例如，旧“大将”的最高额每年为７６１万日元（约合８万美元），相比旧士兵每年最低额是１０４万日元（约合１万余美元）。这种旧军人的抚恤金，对于在战犯裁判中受到有罪判决者（Ａ、Ｂ、Ｃ级战犯）也照样支付。这说明，在旧日本军中，级别越高，罪恶越大，每年得到的抚恤金慰劳就越多。


综上所述，亚洲２０００万惨死于日军铁蹄黑手之下的受难者，做为应当真正得到赔偿的对象，没得到赔偿。反而是挥舞屠刀杀人如麻者、轮奸残害妇女作恶者，却得到日本政府巨额的鼓励奖偿。这是对战争受害者的极大污辱，令天怒人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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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与德国在对战后国家的赔偿问题上，不仅所支付的数额相差天壤、无法比拟，而且，两国对待战争的态度也相去甚远。


１９８５年５月８日，当时西德总统魏茨泽克在联邦议会演讲中说：“闭眼不看过去，其结果就看不清现在。对非人道行为的人，不愿树立正确认识，也很容易陷入那种危险之中。要真诚地正视本国的近代史，必须超越世代地承担战争责任问题。”那次演讲引起了全世界的共鸣。


１９４５年５月８日，第三帝国灭亡，战后德国重新建立了起码不同于第三帝国的德国政府，但是，就纳粹德国的战争责任、赔款等，做为当然之事，全部承担接受下来。战后初期，首先，在美、英、法、俄主持下，通过国际军事审判，将纳粹党、军、政骨干要员以违反战争法规、破坏和平、侵犯人道等罪行，判处绞刑或有期重刑。本着不承认违法命令约束力的原则，对其纳粹集团下属的众多追随者，也以“没有抵抗违法、违犯和平、违犯人道主义的命令，反而积极追随”的罪行，对官僚、经济人、军人等分为１２类继续深入进行了审判
其后，在德国国内，依靠德国人自己，继续对战争有关责任的各类战犯、责任者进行了追究，并专门设立了《纳粹战犯追究中心》。６０—７０年代期间，最多时该中心有检查官９０名，加之其他人员１３０名，从事国内外战犯责任追究、搜查、逮捕工作。近年来，由于主要任务完成，该中心缩减到３０人，继续从事与战争罪行有关资料的收集、调查、分类，为追诉、裁判寻找证人、整理考证材料等。该中心和波兰、捷克、原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等国家的类似机构都建立了协作关系。据该中心所长讲：“该中心活动的目标是，追究战争犯罪，不让历史重演。”


在德国，保留了很多旧集中营遗址，为战时受害者建立了许多纪念碑。如，在德国奔驰汽车公司汽车博物馆正大门处，设立了纪念受害者雕刻碑，以让公司所有职员和市民经常看到。上面刻着“不忘被劳役的人们，使负有今日责任的人们，维持和平，唤起并捍卫人类的自由、尊严。”该公司还委托学者们就强迫劳役事件写了详尽的调查报告，载入公司史册。


１９８８年，德国大众公司，也把１９４４年强制集中营收容者在该公司服劳役的事实载入公司史册。该公司在工厂内竖立的巨大纪念碑上刻着：“怀念政治的、人种的受害者，怀念战时俘虏，怀念来自欧洲各国的强制集中营受害者，怀念在ＶＷ工厂因军需和战争而倍受残酷虐待的几千强制劳役者。”该公司至今每年都选送新职员到强制集中营遗迹从事祭扫、学习历史。


在德国学校教育中，能够正视不回避历史事实。１９９２年，德国个别极右翼团伙，放火烧毁了一个二战集中营遗迹的一角，立即遭到了５０万人的抗议集会，示威游行。德国总统等政府高级官员也参加了集会，呼吁反对纳粹分子的活动。１９９３年，少数失业德国青年为排斥外国人而杀害了二名土耳其人，立即又有数座大城市几百万人，在德国政府要员和朝、野政党组织下，举行数日声势浩大的抗议游行活动。


同以上德国对战争的态度相比较，和赔偿一样，日本与德国形成强烈的反差。


１９８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中曾根首相（当时），不顾世界舆论的反对，首次强行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悼念战争罪犯们的亡灵。其后每年都有执政大臣、国会议员、政党骨干前往参拜。神社散发太平洋战争不是侵略的宣传品。众多极右团体、人士穿着旧日军陆、海、空军装、腰挎旧日本军刀，宣传鼓动复活军国主义１９８６年藤尾文部大臣发言，对韩国进行殖民地统治的反动性，以及对华战争的侵略性统统予以否定。


１９９４年第二届联合执政的永野法务大臣，对众多采访的记者发表演讲：“南京屠杀是捏造”。事隔不久，又一位大臣说：“太平洋战争不是侵略”。众议院议员石原慎太郎散布：“南京大屠杀不是以国家意思，有计划进行的，不会杀３０万人，只杀了２—３万人。”又说：“从军慰安妇？无论哪个国家的军队不都强暴妇女吗？”而南京大屠杀，惨绝人寰，３０万人遇害，是早有历史铁证定案的。另从日本旧军人战犯提供的很多证据资料中可以断定，连妇女儿童也不放过的大屠杀，以及大规模的奸杀妇女，完全是军队有组织的行为。


１９９０年５月，韩国慰安妇首先站起来揭发控诉了当年日军的野兽暴行，并提出了赔偿诉讼。同年６月，日本政府表态，否认了此事，辩解为：“民间业者召集女性，跟在日本军后面从事营业。”可越来越多的慰安妇的亲身经历，以及原日本军人的招供，都击碎了这一无耻的狡辩。目前，从军慰安妇问题，已提到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奴隶部会的议事日程上，成了日本新闻界报道的热点。日本政府迫于形势，才不得不向勇敢的韩国从军慰安妇表示了谢罪和赔款。


此外，还有平顶山大屠杀惨案、济南大屠杀惨案、新加坡华侨被屠杀惨案、重庆大空袭（被炸死中国平民１万余）、日军在中国华北的三光大扫荡、７３１部队的细菌战被害、大规模捕抓良家年轻妇女做“从军慰安妇”，抓朝鲜、中国人去日本做劳役、秋田县花冈中国劳工遇害事件等等，总共２０００万人惨死在日军屠刀之下。而日本在１９８２年文部省审定的高校社会科教书中，竟然恬不知耻地把对亚洲的“侵略”一词改为“进出”。


在日本，许多血债累累的高层战犯，包括天皇、冈村宁次之类，也均逍遥法外，有的甚至做了高官。如：前东条英机内阁的商工大臣岸信介，曾参与策划了强制抓走中国人、朝鲜人去日本做苦役等一系列事件，只以战争嫌疑罪被关押一时。战后竟然还担任了日本首相。而当时参与战争负有责任的日本政府官员、财界、司法界、宣传界、甚至军界高官们的罪行，至今也没人追究。


同德国企业相比，日本企业的态度也相差天壤。其典型事例为花冈事件。１９９０年６月３０日花冈事件的７名幸存者、遗属从中国赴日本与鹿岛建设公司方面举行谈判，正式提出要求鹿岛建设公司付给当时中国劳工遗属和生存者５００万日元的赔偿，并建设花冈事件纪念馆。１９９０年７月５日，鹿岛公司方面只向死难者遗属、生存者表示了谢罪。但是拒不支付赔偿，也不建纪念馆。在日本，被加害者的纪念碑全然找不到，但为历次侵略战争而所谓“献身”的军人、士兵的纪念碑却到处可见。具有代表性的是，爱知县蒲郡市三根山的东条英机原陆军大将等七位Ａ级战犯之墓，被称为“殉国七士庙”。在石基台上建有巨大的纪念碑。碑文刻着：“东条英机原陆军大将等七人，在太平洋战争战败后的东京裁判中，被根据和平之罪处刑。但是，战争当时国际法上并无此罪名。这种裁判是根据胜者的理论所裁定的，不是公正的。由于他们七人被处刑，奠定了国家和平的基础。不能忘记，今日的和平是在他们七人牺牲基础上成立的。”公然明目张胆地为沾满亚洲人民鲜血的战争元凶鸣冤叫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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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本与德国在战后赔款问题的处理上，采取完全不同的政策行为，可以从两国所处的不同的国际政治、军事环境背景中寻到原委。同时，也与索赔方所采取的态度和行为的差异直接相关。


欧洲的赔款问题基本圆满解决，其原因为：


１．战败的德国在欧洲所面对的是美国、英国、法国联军对西德的占领，苏联对东德和柏林长期的占领。庞大的占领军对德国的赔款行为、战犯责任追究行为或极右势力的抬头起着巨大的威慑、监管作用。德国如果不予赔偿，不正视史实，就无法在欧洲生存下去。


２．战后欧洲是美、苏政治、经济、军事冷战对峙的中心，美国采取了扶植利用西德的崛起（在亚洲采取了同样战略），对抗苏联、东欧国家的战略。但英、法是美国的坚强盟友，美国不会牺牲盟友的索赔利益来滋补德国。假如这样，强大而智慧的英法也不能接受。


３．战后苏联雄居东欧的强大军事态势，俄国民族对外争斗的精神，连美国人也畏惧三分。德国不敢不低头认罪，不敢不拿出赔款。尽管美国在战略上要抑制原苏联，但也不敢在原苏联索赔利益上随意左右。[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４．１９４７年才建国的以色列虽不是与德国的交战国，但战时犹太民族有５７０万人惨遭杀害。散居世界的犹太人及民间团体紧密团结，无畏、不屈不挠地进行向德国人的索赔斗争。犹太人还成立了专门索赔班子，长年从事战时德国罪行的调查、论证、起诉，将德国法西斯残害人的丑闻公布于世界，大量的史实、强大的舆论攻势，从精神、道义、舆论上，赢得了世人的同情。在犹太民族锲而不舍的顽强斗争中，德国总理勃兰特，终于在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７日，在向世界直播的电视镜头前向华沙犹太区纪念碑跪下，向惨遭屠杀的犹太民族请罪。德国的认罪，对犹太受害者个人及家属支付赔款，这是犹太民族在战后处理上的伟大胜利。洗刷了民族的耻辱，赢得了犹太人人格、民族的尊严，也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敬佩。


日本赔款及亚洲各国索赔所处的背景、条件以至行为，与前述欧洲的情景大相径庭。


１．战败后的日本，在亚洲所面对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环境则格外的幸运。战后美国独家占领了日本，其出自对抗欧亚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需要，极力扶植日本崛起，成为美国在远东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主持在日本实行了解散垄断财阀、经济民主化改造、农地改革三大改革政策，打下了生产关系适应后来日本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基础，紧接着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特需景气”，来自美国的巨额军需物资定单，又给日本经济输了血。美国大量先进的工业技术、专利大方廉价地转让给日本企业，日本企业利用美国技术生产出的制品又大部返销美国市场，这使日本这个战败国迅速暴富，恢复了昔日趾高气扬的面目。


２．战后最大的战争受害国中国，在１９４６年６月—１９４９年又进入了国内战争，在一穷二白中又不得不投入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后来的越南战争，这都给中国带来了巨大财力、物力、人力消耗，加之内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外部美国经济封锁，中苏对抗等等。二战时被大伤的元气一直未得恢复。而日本在１９７２年中日建交谈判中，狡诈地利用了当时中苏军事对抗的矛盾，利用台湾放弃赔款一事，厚颜黑心地抵赖了对中国的战争赔偿，而非当时中国愿意放弃。这是对我中华民族的欺辱耍弄。


３．随着冷战格局的瓦解，各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发展，亚洲人民的民主、人权、自由意识已日益觉醒和增强，亚洲的二战受害者及遗属认识到，做为个人和民间团体同样有权利要求日本政府、企业给予应得的赔偿。韩国、韩鲜、香港、台湾、菲律宾等国家、地区的战时受害者及遗属纷纷向日本法院提出诉讼。在各界团体、政党、政府支持下，多方面向日本施加压力。随着冷战对峙结构结束，民主的发展，日本已失去了借助美国庇护纵容而抵赖赔款的形势。


在受害者声讨犯罪的正义呼声压力下，据日本新闻报道，日本政府村山内阁已于１９９４年８月３１日正式表明，决定给韩国战时慰安妇１０００亿日元赔偿。并曾多次向韩国、菲律宾的慰安妇正式道歉。这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进而使民间受害者个人索赔问题引起更广泛的关注。由此拉开了亚洲个人索赔成功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