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学"整合诸源"说的一点不同意见(支持WL,支持湘江,发旧文一篇)

不宁唯是

高老师:

  您好!今天听了您精彩生动的课深有启发,于是我也想来说说我对国学的一些观点.

是关于国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传承的问题.就像您今天讲的,国学的根断还是未断,不是我们说了算,是不由人的意志转移的.我们也相信在这个\"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时代,总有那么\"一股涓涓细流\"在维系着国学的根,它声音不大也不那么响亮.但至少还在.那么在对待此的态度上,我们到底是\"重新奠基\"也还是\"整合诸流\",或者说有其他的方式.

国学(指的是现在我们所理解的国学,而不是早期的学校)应该是在20世纪初提出来的,因为当时新文化运动,\"西学东渐\",让中国人第一次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了反思,也就是在这样的\"洪流\"之下,\"细流\"也才会更博得人们的注意.在以前这是没有过的,所以说国学形成不仅仅应该是一个文化概念,它也还是一个历史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其实也并不是\"曲高和寡\",高高在上的.它之所以称为国学,也应该成为一国之学,并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凡井水处,皆能歌柳永词\",老百姓对此有认同感,亲切感,能与中国民众共通才是他根本性的东西.

至于国学的传承,从产生时候起.就决定也注定了它只能由知识分子传承下去.国学是随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产生也产生的.注意,有文化(文凭)的人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古代的士大夫也不是知识分子.中国的老百姓不可能在家里帮你做学问,也不可能去搞研究,这是一个实际条件.只有知识分子有能力有才可能把国学传承下去。应该说在胡适,鲁迅,甚至巴金这一代知识分子中间,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即使当时兵荒马乱.

我们注意到当时是,胡适在北大教书,鲁迅也在教书,巴金他至少还没有到国民党里面去当官.他们教书育人,同时做着自己的学问,没有科举的\"仕途\",也没有政治的压力,他拿的可以说不是党的钱,理所当然他可以做一些本份的事,传道授业,著书立作,发扬国学.即便是在当时,鲁迅就有\"民主斗士\"之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不单是北大的想法,实际上当时的北大能在中国存在,这八个字也是那时中国的实际情况.这应该是一个思想家与国学家倍出的时代,辜鸿铭,梁漱溟,钱穆,冯友兰等等.当然也并不是他们都在教书,也不是只有教书才能传承,只是在一个自由自我的思想中思考的时候,相信思考也会变得容易.

国民党在这方面确实做得不够,是为\"以笔为刀\"可能比真正的刀还要厉害.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GCD就把一批知识分子\"吸收起来\"(毛泽东其实从干革命起,就已经完成了从知识分子向革命家的转变),郭沫若算是最杰出的代表.所以,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知识分子就很早就做起了\"春秋大梦\",以为自己可以摆脱\"士大夫\"的命运,从新的一条\"科举之路\"从而迈向\"仕途\",在开始之初确实有很好的效果,GCD的宣传攻势,思想武器确实比某些炮弹还要厉害,当然,郭沫若成了继鲁迅之后的中国第二号人物,顾准成了上海第一任财政局长……，有句话说，真相往往掩盖在假相之后。很可惜的是此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少有人认识到，“革命已经成功”，他们叹喜自己逃避了两千年来自孔子始读书人的命运，以为从此成为统治阶级，拯救了自己。但事实是统治者从来都没有把他们纳入自己之内，1957年以后的20年说明了这一切。

在八十年代国学兴起过一阵，但是很可惜。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意识到这点，就是他们应该干什么，而且他们就不应该与政治去有关，像“飞蛾扑火”一样，我们看到了除了热衷还是热衷。说“劣根性”好还是说知识分子本来就是这个“传统”也好。已经没有了这个探究的必要。因为表象上从GCD的政策上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不光是知识分子所有人都在沾沾自喜，人人都成了“主人”。可能有些人也会说事实上就是，湖南省法学会会长是厅级干部，配有专车……什么叫做当家做主，有车不叫，“二奶”也会有车，一个小小的干部也不一定是。况且你拿了别人的钱，终归是要帮别人办事的，有一句话叫“舆论导向”，“我们要坚持党的舆论导向”。特别是当巴金死亡，年轻的铁凝当上作协主席，我已看不到中国文坛的任何希望，也看不到国学的“洪流”。

太多的知识分子在当今已经“缩进”，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各自的大学做着各自的事情。民众已经不能很知晓了，安心做着“学院派”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是照样我们躲不了“光辉”，“国学基地”的一次又一次挂牌，不能说就是好事。宣扬国学热也不一定是好事。在中国，当代的中国，国学就注定了是一门“坐冷板凳”的学问，潜心研究不单是一种状态，也是国学者们的一种国学操守。但是没办法，有很多人要吃饭，要评职称，一种“学术体制”无可避免的建立起来，知识分子正在沦为向人讨钱的境地。自以为逃过政治劫难的知识分子又不得不陷入另一种劫难。

国学的传承注定由知识分子完成，当然从一开始就有无数的知识分子真正为此奋斗，傅雷的自杀不单是一个物理事件，更是一个精神事件，宣告了那“涓涓细流”的中华文明，千年传承，万代流芳，在当下，中国不妨有许多甘于清贫，甘于寂寞的人在做着此事，我坚信。但是就如上面分析的一样，注定由知识分子完成的事，单靠一部分人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大部分人一起。没有人会相信现今的中国知识分子能实现这个“宏图伟业”，至少我不相信。

所以说，在国学这个问题上，现在提“整合诸流”，未免显得为时过早，谁能把知识分子的下一顿饭给解决了，谁才有可能说“整合诸流”，说让国学成为“洪流”。

此为我的一点不成熟的看法，希望老师批评指正。（对知识分子和国学的定义还可以探讨）

湘夫人

对国学知道很少，当时现在这个境地，还是要说几句
楼主您谈的也就是一个人的问题，继承人的问题。“圣贤道何以传”书院联上的这句话，跟您忧心的有些比较之处。孙中山就如何找回民族主义说过：譬如保存财富，如果在太平盛世，大可以放在自己房子里，平时注意看管就行；如果是在不清平的世界，则应该放置在地窖等隐藏起来；如果天下大乱，强盗横行，则应该用箱箧包裹起来，掘地在荆榛野莽之中。自从传统文化，国学，遭遇不太平，继而遭遇强盗之祸，那确实有点只能要到孔府墙壁中去找回来的感觉。
　然而，这种祸害毕竟只有二三十年，鲁殿灵光作用，民众在荆榛野莽中重新找回财富的行为，让我对这个继承人问题还有点乐观。另外的一个问题还引起我思考，国学在今天还有那些用/

阳喵喵

事物总有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国学倘若被优胜劣汰中被社会遗忘，定有新的学说崛起来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