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 年 沧 桑 话 高 校

枫风

百 年 沧 桑 话 高 校

　

修 龄

　

   中国的西式高等教育～大学院校开始于清末，起因是腐朽的晚清王朝饱受各国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欺凌，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罄竹难书。爱国志士，奋起变革图新，认为必须学习西洋科学技术，于是废科举，兴学校，掀起一系列的办学热潮。不久，辛亥革命（1911）推翻了清王朝，中华民国继之，兴办高等院校，逐步走上正规。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高等教育更有了飞速的发展。

   对这百年来的经历，联系历史的传统教育，作一次鸟瞰式的回顾，其中有不少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地方。

   全国的高等院校很多，难以全面回顾，这里以已满百年的浙江大学为例，浙江大学的前身称“求是学堂”，所谓“学堂”是对封建时代“书院”的改称。求是学堂成立于光绪廿二年（1896），较“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成立于光绪廿四年（1898）早两年。求是学堂到光绪廿八年（1902）改称浙江大学堂。民国元年（1912），又改名浙江高等学堂。到民国十六年（1927），在全国设立四个中山大学，被改名第三中山大学，不久即改名浙江大学至今。

   民国时期从1927至1949年的廿二年里，抗日战争占去八年（1937～1945），解放战争四年（1946～1949），其余勉强可以算是相对的安定时期，通常把这一段时间称为民国的黄金时期，经济和教育在这段时间里的发展相对地比较顺利。

   从1949年新中国诞生至今又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五十余年来，国內处于和平建设时期，但在高等院校方面，却不断经历着政府指令下的改革和调整。

   1952年起，全国高等院校贯彻学习苏联“一边倒”政策，进行了一次空前大规模的撤、并、迁、建等的调整。仍以浙江大学为例，浙江大学被改为工科大学，原浙江大学农学院独立出来，成为浙江农学院，其余文、理、医等学院都作相应的拆散大变动，原浙江大学彻底瓦解。再以独立出来的浙江农学院为例，于1960年又改名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农业大学不满四十年，到1998年又迎来全国第二次高等院校的大调整。这次大调整中，浙江大学被树立为先行的榜样，即把1952年拆散的浙江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及杭州大学合并成为综合性的新浙江大学。至此，被拆散的浙江大学各学院，经历了四十六年的拆散之后，到1998年又“重回娘家”。

   如果把1952年的调整称为“分家”，则1998年的调整是“回家”，有如《三国演义》的开场白“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反复折腾。分也正确，合也正确，反正都有道理。

   从1949年新中国诞生至2005年的半个多世纪里，国內一直处于和平时期，本应是最理想的发展文教事业、赶上西方国家先进科学技术最宝贵的时期，但事实上却“树欲静而风不止”，从1950以后的近三十年间，阶级斗争如长江后浪推前浪，起伏轮番而来。记得从揭批胡风反党集团开始， 第一次遇到停课半月，觉得很不习惯。因为过去在抗日战争年代，敌机经常来轰炸，空襲警报来了，师生们临时停课躲避一下，敌机一走，又立即复课。从来没有因敌机经常空襲干脆停课的。那知道以后的运动一来就停课，教学服从政治运动终于养成习惯，反右派斗争期间，大会小会，说停就停。到1958年大跃进开始，干脆师生全面停课，大炼钢铁了。

   1961年起总结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的经验教训，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高教六十条》，学校工作终于得到恢复，教学秩序重新纳入正规运行。但好景不长，1964年又开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师生们又一次下乡接受社教，接着，1966年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各级学校全部、彻底地停课闹革命，一停十年！不是由于战争破坏，不是因为自然灾害肆虐，而是为了打倒党內最大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不论是老年、中年、青年和儿童，人人都付出了十年一去不复返的宝贵光阴，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中老年的知识分子出不了教学研究的成果，都陷入写不完的自我批判检查中；青年学生接不上中老年的班，靑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常规中断了；小学生被发动斗争、鞭打、侮辱老师，同时也被剥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基础教育机会，素质教育的基础不好，影响极其深远，至今社会上的许多牵涉素质问题的弊病，根源都在于此。

   本文不是回顾文革历史，只能点到为止。接着全国人民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终于迈开了改革开放的大步，从此走上迅猛发展的道路。二十余年来国家各方面的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有目共睹，也不须多说。如果把过去百年里高等教育走过来的足跡，与国内外的高等教育历史作一个简要的比较，笔者粗浅的体会，有以下几点值得思考：

　

一，高等教育的稳定性必须有保证

   稳定是高等院校不断培育人才的先决条件，如果学校经常处于撤、并、分、迁或停课的反复折腾中，又企图快出人才，只能是所谓欲速则不达。同西方的大学比较，为什么欧美的大学长期以来都非常稳定？如英国的牛津大学，创立于公元1167年（中国宋乾道三年）；剑桥大学成立于1208年（宋嘉定元年），至今已逾800年。剑桥大学自从1901年诺贝尔奖颁发以来，至今共获得78个诺贝尔奖，平均毎一年半即获奖一次，显然是与历史的稳定积累密切不可分。美国的建国历史很短，但哈佛大学建立于1636年（明，崇桢九年）至今也有370年年历史。

   教育不稳定的原因很简单，是与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以及同一朝代內帝位的更迭有密切的关系。试看中国历史上每个新王朝一建立，都把所有的错误、罪恶和各种弊端推给被推翻的前朝，而不是更早的前朝。譬如中华民国推翻满淸，声讨淸朝是万恶之源；新中国推翻中华民国，万恶便集中于民国，不再提淸朝的腐败，反而在电视剧上无休无止地为清王朝歌功颂德。另一方面，历史上凡是寿命长的王朝，每逢新帝即位，总要否定先朝的政治措施，于是出现反复的变革和保守的斗争。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属于清王朝内部改革，民国改学堂为大学则是改朝换代的改革。新中国学习苏联把综合性大学拆散成单独的学院，属于改朝换代的改革；此后一系列的改革都是内部改革。百年来的高校，处于这两种反复改革的折腾之中，又何来稳定性可言。

   横向地看，我国兴办西式学校是仿照日本的做法，所以与日本非常相似。日本在明治维新初期，政府公布了“新学制令”，打开了向欧美学习的门户，1877年（光绪三年）日本第一所国立大学～东京大学诞生（一度时间改称东京帝国大学），共设文学、法学、理学、医学及法学等五个学部。东京大学早于浙江求是学堂（1896）及京师大学堂（1898）仅20来年。日本第二大学京都大学创立于1897年，则与浙江求是学堂（浙大）及京师大学堂（北大）同时。

   试把建国以来高等院校与同时期日本的高等院校作比较：日本自1949至2002年的53年间，共获得12个诺贝尔奖，除去一名和平奖係非学术性的以外，学术性的共得11个诺奖，包括物理学奖4名，化学奖4名，医学、生理学奖1名，文学奖2名。若按得奖时间排列，分别是1949（物理学）、1965（物理学）、1968（文学）、1973（物理学）、1981（化学）、1987（医学・生理学）、1994（文学）、2000（化学）、2001（化学）、2002（物理学）、2002年（化学）。平均约每五年即获得诺奖一次。

   日本自从“二战”彻底失败无条件投降后，从1945至1949年的五年里，国民经济崩溃，全国陷于饥饿和失业的深渊里，连烧饭的铁锅子都买不到，因都被征用造炮弹了。与此同时，中国国民党崩潰逃往台湾后，留给大陆一个通货膨胀，物价飞溅，经济瘫痪的烂摊子。两国的困境相似，两国的高等院校也都是处于相似的困境下走向复苏和发展，但是半个世纪后两者的反差何以如此之大？日本复苏的外因果然与美国有意扶植有关，但日本民族的坚韧刻苦和团结一致，教育一贯稳定，渡过难关，显然是内因更起作用。有个小例子，1945年日本投降后，全国陷于失业饥荒，父母无力带养儿童，让儿童上街讨吃，日本政府发现这一现象后，认为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儿童不入学，国家的未来如何能复兴！于是下决心想尽一切办法，节衣缩食，动员所有失学的儿童，凡是回到学校念书的，免费供应一顿午餐，而且还规定小学教师的工资超过国家公务员，这个决策一下，召回了所有在街上乞讨的儿童，提高了全社会对教育和对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日本是从小学和小学师资抓起，我国则始终是从高等院校抓起，头重脚轻，至今未变。

   上述日本近半个世纪以来高等院校的成就远超过中国，不是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不及日本人，也不是中国的财力不如日本，而是中国高等院校的稳定性没有保证。中国在1949年至1952年的三年里，成功地克服了国民经济崩溃带来的通货膨胀，有条件从1953年开始全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6年，宣布提前完成了计划任务，工农业产值大幅度提高，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此后虽然继续推行九个五年计划，但已有名无实，各种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地进行，在高等教育方面已如上述那样，遭受着反复的折腾，当日本平均约每五年获得一个诺贝尔奖时，我们的院校正处于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停课十年动荡之中。这种稳定性的彻底破坏，导致差距的更加拉大，岂是短期内所能挽回。

　

二，历史上“书院”的精神值得再评估

   中国在秦汉以前的学校概称“庠序”，西汉新创“太学”，把庠序也包括在內。太学是设立在京师的最高学府，太学內立五经博士，以养天下之士。古代的“太”和“大”同音同义，都念“代”dai音,现在的客家人还保留太大都念dai音。所以太学和博士的名称至少有两千年以上，把西方的university 和doctor 翻译为大学和博士，是联系历史的意译，只不过内容与古代的太学及博士已完全不同。太学到东汉时，发展规模很大，东汉顺帝时（公元126～～144年）有太学舍240座，1850室；质帝年（146年）太学生曽多达三万人，东汉时长江以南广大地区远未开发，这三万太学生是华北黄河流域太学的盛况。

   唐朝改太学为国子监，“国子”原指公卿大夫的子弟，他们有优先的入学权。国子监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算学、书学。各学都并立博士。四门学需要解释一下，旧学宫內讲课的地方称明伦堂，取“以明人伦”的意思，也就是讲授道德伦理、人格修养的课堂。明伦堂有四门，故称四门学。律学不是法律，是音律（音乐诗歌）之学。算学的内容涉及天文、物理、建筑，相当于理科的内容。书学不是现今的书法（写字），是指一切记载下来的事物，所谓“书者，五经六籍总名也。”（《史记礼书索引》）。可见唐朝国子监的学习内容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文史、数理、音乐、伦理等有关的内容。古代还有在春夏射（猎）御（驾驭），秋冬读书的传统，所以综合地看，古代对于德、智、体的平衡发展还是安排得很全面的。

   相对于官学，隋唐已有私人讲学的“书院”，但书院的灿烂发展则出现在宋朝（960～1279）。宋时也有公立的州学、县学、官学，但它们都是徒有其名，而无其实。隋唐书院的前身是“精舍”，盛行于六朝（公元222～589），学生都是贵族、士大夫子弟，书院则打破了这种限制，走向平民化。

   宋代书院的兴起繁荣，由于南方大开发，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的重心南移的結果。宋代书院学生最多时曽达16余万人。宋朝最著名的六大书院中，四个在南方：白鹿洞书院(江西九江)、岳麓书院(湖南长沙）、茅山书院（江宁府（南京）茅山）和石鼓书院（湖南衡阳）。两个在河南：嵩阳书院（登封）和应天府书院（商丘）。书院经过唐、宋、元、明、清的继承和演变，长江流域共产生了一千多所书院，其中著名的书院都分布在长江中下游。

   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 、朱熹、陆九渊和王守仁等人，不光是宋、明著名的理学代表人物，同时也是主讲书院的杰出教育家，是他们把教学、学术研究、文化人格修养融为一体，进行讲学，使得书院名副其实地成了他们传道授业和弘扬学术的载体。如朱熹从登进士第到告老的五十年里，为官不过十年，其余时间都投入私人讲学，他的教学场所几乎遍及各大书院，其中以在白鹿洞书院的讲学时间最长。宋代这些書院，都係私人集资建造，请一位学者来院主教，被称为山長。书院大半选择在山水秀丽的地方，书院內藏书丰富，便于学生自修阅览钻研。

   1924年，胡适在当时的南京东南大学演讲“书院制史略”，他对书院的评价说“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的位置，国內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淵源，唯书院是赖。蓋书院为我国古時最高的教育机关。所可惜的，就是光绪变政，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要知我国書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譬如南菁书院，他所出版的書籍，等於外国博士所作的论文。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東方雜誌》第21卷第3期，1924年2月上海）。这话如果出自一个思想顽固的老学究之口，人们可以嗤之以鼻，而胡适是留学美国多年，学贯中西，充分了解美国的教育，他这种中西对比不是心血来潮之言。

   胡适在演讲中还提到讲学与议政的关系，说“书院既为讲学的地方，但有時亦为议政的机关。因为古時沒有正式代表民意的机关；有之，仅有书院可以代行职权了。汉朝的太学生，宋朝朱子一派的学者，其干涉国家政治之气焰，盛极一時；以致在宋朝的時候，政府立党籍碑，禁朱子一派的学者应试，並不准起复为官。”明淸两朝继之，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十五年（1382）颁学校禁例十二条，并刻石置于学宫明伦堂之左侧，称为卧碑。在卧碑的禁令中规定“一切军民利病，工、农、商、贾皆可言之，唯生员不可建言。生员听师讲说，毋恃己见，妄行辩难。…其不遵者，以违制论。”清朝也有同样的明伦堂卧碑。尽管明清都大兴文字冤狱、镇压知识分子，但正义之声也是“野火烧不尽，春風吹又生。”明后期魏忠贤太监专政，“乃有无锡東林书院学者出而干涉，鼓吹建议，声势极张。此派在京師亦设有书院，如国家政令有不合意者，彼輩虽赴汤蹈火，尚仗义執言，以致为宵小所忌，多方倾害，死者亦多，政府並名之曰东林党。然而前者死、后者继，其制造舆论，干涉朝政，固不減於昔日。于此可见书院亦可代表古時候议政的精神，不仅为讲学之地了。”（同上《東方雜誌》）。

   明朝后期人口最高时曾达两亿，经过滿淸入关的大屠杀，只剩下一亿人。为了防止人民的反抗，淸廷更加强了对知识分子的镇压，以杜绝反淸议论的传播。经过残酷的文字狱大屠杀，迫使知识分子远离政治，从事与政治最无瓜葛的训诂考据之学。清代考据学的辉煌成就背后，也意味着民主意识的消沉静寂，使得清廷的腐败一泄千里，不可收拾，直至灭亡。

   清代与前朝一样，仍有书院，而且还很兴旺，但是清代的书院只专心研究考据之学。而且书院都是公立的，书院的“山长”由州、府、县官聘请富有学识的人担任。尽管淸代对思想控制如此严格，但另一方面也有其对西洋文化作出反应的表现。据胡适说：“又当声明者，即书院並不拒绝科学，如清代书院的课程，亦有天文、算学、地理、历史、声、光、化、电等科学。尤以清代学者如戴震、王念孫等，都精通算学为证。惜乎光绪变政，將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同上《東方雜誌》）。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提倡西学，与书院势不两立，使得绵延千余年的书院终于淹淹一息，走向结束。但传统的国学大师还不絶如缕，故在民国时期还有他们兴办书院的余波，犹如回光返照，令人稀嘘。其中应该一提的，早些的如新儒学大师梁漱溟（1893～1988）于1924年在山东曹州创办的“重华书院”，因军阀混战，只一年余即结束。接着有马一浮于1939年在四川乐山主讲的“复性书院”，也不足两年而结束。其中马一浮的影响和他对现代西化大学的观点值得一提。

   马一浮(1883-1967)早年曾与马君武、谢无量在上海合办《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介绍西方文学。1903年任清庭在美国的留学生监督公署中文文牍，后又赴德国、西班牙、日本学习外语，是名副其实的学贯中西。民国初，孙中山在南京委任蔡元培为教育总长时，即聘马一浮为秘书长，马上任后发现蔡元培的教育改革主张是废除小学的“读经科”和中学的“读经讲经”（经指四书五经等），马一浮则坚持读经不可废，两人无法调和，他上任才三周，即辞职回杭州，从此闭门深居，只在家中接受慕名前来请教的学者。抗战开始后不久，杭州陷敌，马一浮离杭赴内地，1938年曽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請，在江西泰和与广西宜山为浙江大学的学生开设短期的“国学讲座”。接着1939年他到达重庆后，得到弟子们的协助，在四川省乐山县风景秀丽的乌尤山乌尤寺创建了“复性书院”，马一浮为书院主讲，终于实现了他一生为之追求的愿望。但因时局多变，书院只维持了一年余（1939，9月至1941年5月）即吿结束。

   民国时期的国学名师如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唐君毅、牟宗三、马叙伦等人，对马一浮的学问道德推崇备至，以贺麟的评价最为概括：“马先生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

   马一浮力主保持读经传统，发扬孔孟之道，这在“五四”打倒孔家店、学习西洋的汹涌大潮下，逆潮流而行，与其说他是“落后”于时代，不如说他是时代的悲哀。现在时过境迁，回顾他对中西教育得失的评论，却不能不钦佩他的眼光具有超前之明。马一浮指出“古人论学主通，今人论学贵别。今之所谓专家者，得之于别，而失之于通。因此读书之道，不能为纷歧多变的现象所迷惑，要从中抓住一个根本的东西。”（《复性书院讲录》，转见国学网站），他所谓“得之于别”即指学科的不断细分，专家只是在极其狭小的领域里知道很多知识，其后果“失之于通”，是指专家们缺乏宏观的整体认知。最终是使学术成为追逐名利的工具，导致人性的堕落。他把书院取名“复性”，即是这个用意。马一浮半个多世纪前的“得之于别，而失之于通”的警言，今天看来，不但没有过时，更值得我们深思。

   如果历史上的书院不因改朝换代而消灭，其中若有部分保持稳定性，如剑桥和牛津，得以绵延至今，且能与时共进，那就是东方式的书院大学，与引进的西式大学互相辉映，取长补短，将是另一种局面。当然，历史不能臆想，这样的假设虽是废话，却值得我们反思。

　

三，基础教育必须加强，教育经费应当增加

   曽担任末代皇帝溥仪英语教师的牛津大学学士庄士敦（Rejinald F. Johnston,1874～1938），一生主要在中国渡过，精通中国儒学。1913年时庄士敦曽指出：“当我们欧洲人开始惊异地发现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中国的道德伦理、中国的艺术和文学都有崇高价值的时候，中国人自己却开始学着把他们文化中这些伟大的产物加以不耐烦的鄙视……，这是一个令人大惑不解的现象。”

   庄士敦决不会想到，他说这话六年之后的1919年，中国还进一步发起“五四”运动，高呼打倒孔家店，否定文言文，提倡废除三千多年延用下来的汉字，主张把汉字丢进粪坑，改用拼音文字。而且在“五四”以后，不仅没有总结糾正，反而在文革中再一次、更全面、彻底地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不分青红皂白，把整个传统文化视为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认为中国所缺乏的只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只要科学技术能趕上西方，就可以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反映在教育思想上，就是重上层的大学，轻基础的小学，重知识传授开发，轻素质教育培养。把大量财力、物力、人力集中投放于在高等教育上，而加强高等教育的做法就是上面所回顾的一系列的反复折騰，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日本在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里不声张，不说大话，拿到12个诺贝尔奖，我们高喊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合并大学，兴筑大学城，却与诺奖“行行重行行，相去日以远。”

   高等教育的质量是建立在优良、扎实的普及教育基础之上，由于急功近利，我们却寄希望于直接从高等教育入手，忽视普及基础教育，其后果是导致全民的科学素质低下。据2003年一次公民科学素质的调查表明，中国达到公民科学素质标准的人口比例不到２％，而美国在1991年已达１７％。另一项同日本、美国、欧盟15 国的比较调查，中国公众对“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了解程度均为倒数第一，主要原因是普及教育不够。具体的事例不胜枚举，如2003年底重庆开县发生井喷事故时，没有人通知警告村民、村民自己也不知道应迅速撤离，而是站在那里看热闹，等到呼吸感觉不舒服想跑时，却已经中毒跑不动了。笔者校门口有个书报亭，周围挂满了各种报纸期刊，琳琅满目。一次，笔者想买新出的一期《科学与生活》杂志，却说没有，笔者问这刊物不错，何不进货？答以“曽进过货，没人买的！”瑞典是世界上申请专利最多的国家之一，瑞典专利局平均每年受理约5000项专利申请，而瑞典全国人口只有900万，比全国文化中心的北京市少200多万。2003年，中国15 岁及以上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为4.6 ％，而发展中国家平均为6.5％，发达国家平均为28.1％，转型国家为13.9 ％，我国比发达国家滞后约50 年。 不抓普及教育提高全民人口素质，要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又从何说起。

   如果说过去国家的经济困难，拿不出较多的经费普及教育，还勉强可以理解，可是2005年我国贸易顺差达1020亿美元，外汇储备10,000亿美元，可能将在今年第一季度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外储国。对比1978年时全国公民的存款总额只有 226 亿人民币，现在全国公民的存款已达二十万亿，为什么还是没有钱投放到普及教育上？反而大中小学毫无例外，都要收高额的学费？把教育（及医疗）逼上产业化的道路？

   与此同时，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2004年全国用于公款吃喝招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的开支共计高达7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吃喝、出国各2000亿，公车消费3000亿，《中国经济时报》指出这3000亿元人民币的公车消费，比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加起来还多。

    我国早在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曽规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现在，这“本世纪末”已过去了五年，还只有达到3.41%！令人意外的是，最近教育部建议从2006年至2010年里，把教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原来2.79%提高到4%，公然否定了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规定的20世纪末达到4%，将其推迟到2010年兑現，而且即使到2010年实现了4% 的指标，仍然远低于世界平均的5.1% ”。

   又据报道，我国教育经费占世界的比重只有1.5 %。排名第178位。（2003，11/10，羊城晚报）。鉴于我国从1991年至今，国民经济平均增长9.7%左右，但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只有2.6%”，这正如孟子所说的“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四，以史、以人为鉴，提倡民主办学，鼓励民办大学

  回到大学教育本身，不论从总结历史经验看，或借鉴西方经验看，办好大学的要点是遵循大学自身的特点和使命，即尊重大学的自主性，保持大学的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政府的职责是领导、督促办好大学，不是包办大学的事务，把大学变成一个教育衙门和囊括生活福利齐全的小社会，把大学校长折算成副部长、副省长待遇等官本位的办学政策。其后果必然使校长高踞于教授学生之上，校长只要对教育部负责，即使教师、学生都不拥护也没有关系。反之，试看最近美国的哈佛大学校长萨黙斯，挟其曽任克林顿总统财政部长的一套作风管理大学，时常说粗话得罪人，如说女性科学家之所以少于男性，是因女性天生不如男性，此话引起全校轩然大波。萨黙斯不知道校长治校的权力越大，学校对校长的要求也越高，校长要受师生民意的软约束。2005年3月，哈佛大学的核心学院文理学院的教职员工以218票对185票通过了对萨默斯的不信任案，虽然这种“不信任案”只具象征意义，并不能直接解除校长的职务，但民意不可忽视，萨校长不得不主动宣布辞职，避免了进一步的麻烦。萨黙斯辞职以后仍担任经济学教授。

   大学教育在半个世纪来由国家一手包办的弊端已经昭然若揭，现在应该以史为鉴，在改善官学的同时，提倡私学。公私两条腿走路，可以相互竞争促进，提高质量，是避免浪费财力人力资源的最佳途徑，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私立大学是象今天的国立大学那样大手大脚、肆意挥霍纳税人金钱的。历史上的书院，一般都是私人捐资为主，政府资助为副。如宋代的書院，都係私人集资建造，明代四大书院之一的无锡东林书院由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共同捐资，得到常州知府欧阳东风和无锡知县林宰与乡里同人的大力支持，修复宋代的东林书院原址，重开讲学。顾宪成为书院所撰写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使书院成为当时江南地区人文荟萃之区和议论国事的主要舆论中心。此联 曽被胡跃邦同志所引用，引起新一轮爱国热潮，这种优良的传统应该恢复，发扬光大。

   民国时期创办的私立大学或学院也不少，一般以外国人办的教会大学为多。如1910年在北京办的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私立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及1914年在湖南长沙创办的私立湘雅医学院等。北平协和长沙湘雅因声誉雀起，有“北协和、南湘雅”之称。还有1919年创办的私立燕京大学，南京的私立京陵大学（现南京大学）京陵女子大学等等，不一一例举。

   其次是爱国人士办的私立大学，如1905年马相伯66 岁时创办的私立上海复旦公学（1917改复旦大学，1941年改国立）。陈嘉庚在1921年创办的福建厦门大学，及集美小学、集美师范、航海学校、水产学校、商科学校、农林学校、国学专门学校等各种实业学校（1994年合并成省属集美大学）。

   1952年的全国大学院系调整，对于私立院校或分或拆，最后都并入国立或省立，从此没有了私立大学。到改革开放后才恢复接受香港等地爱国人士的捐资兴学，如1986年包玉刚创办的宁波大学等。2004年由杨福家 主持引进的中英合资英国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宁波分校等。私立大学的教学质量优良，主要是引人西方大学的办学方式，制度、师资等，有比较成熟的经验，虽属初创，而起点较高之故。

以早期私立的燕京大学为例，燕京成立于1919年，建校之初，没有政府资助，举步艰难，据首任校长司徒雷登的回忆，起初只有有五间课室。一间可容100学生的饭厅，还有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另有网球场和篮球场。一座两层的厂房改作课堂和实验室。是一座“分文不名”的大学。由于经费没有着落，不得不到处募捐求助，司徒雷登曽经感叹：“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一类。”（详见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所编《燕京学校长司徒雷登》）不久因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解决了经费问题，从此蒸蒸日上。与国立的清华、北大并驾齐驱。到1920年代后期，燕园（现北大）之内已经是名师云集，如国文系的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历史系的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人，哲学系的张东荪等名宿…。谢泳根据这本会刊中的历届校友名录和1939年在校研究生情况进行统计，发现从1928至1936年的八年里，几乎每届研究生中都有非常出名的人物，他举例如国文系有郑德坤、顾廷龙、吴世昌、陈梦家等。历史系有杜联、朱士嘉、谭其骧、陈观胜、冯家升、邓嗣禹、翁独健、赵丰田、蒙思明等；哲学系有瞿世英、施友忠、罗忠恕等，物理系有褚圣麟、孟昭英、张文裕、冯秉铨、袁家骝等；生物系有谈家桢、毛应斗、张宗炳等，社会学有杨庆、林耀华、瞿同祖、严景耀等。他又统计出1939年度在读的46名研究生中，后来著名的即有王世襄、王伊同、王钟翰、李有义、何炳棣、侯仁之、杨明照、葛庭燧等等，可以想见其一时人才之盛。

   燕京虽然是教会大学，用英语上课，但其院章却多次强调“对于所选习之专门学科，有充分之准备，能用中文作明确畅达之文章…，”同时对毕业论文的规定是：“研究论文须用中文撰作，但得提交用外国文撰作之副本。”说明本土特色非常鲜明，民族情感非常强烈。（谢泳：燕京大学研究院燕京大学研究院    2006年01月20日 ）。对照现在的情况，并非教会大学都一律强调英语，轻视汉语，以至于不管英语是否过关，汉语水平却先急速下降，真有说不出的尴尬。

   回顾历史上的私学和上世纪初期的私立大学，他们办学的共同精神是艰难创业，育人为先，最终是人才辈出，多么值得我们后人景仰向往。对比现在的大学，物质硬件之大学城已高到奢华程度，而人文素质滞后，短视浮躁，已经到了非正视不可的地步。最近中国政法大学的萧瀚在一篇题为“学界怪狀与学者尊严”的文章中，揭露当前学界科研的弊端，归纳为四大点：一是论著抄袭同行；二是一篇论文拆成多篇发表；三是教授侵占学生成果或师生互相利用；四是找枪手代写专著论文。这四点怪狀，其实也都是我们耳闻目睹的现象。接着作者分析这种学风败坏的两大根源：一是高校的经费不能独立；二是高校缺乏人事自主权。（《中国青年报》2006，1，18）这个分析真是一针见血，点中要害。

   其实，这两大根源还可以再合成一点，即教育部门这个计划经济的行政核心并没有随着改革开放而“与时共进”，却恋恋不舍于习惯了的既得权力和利益，要求主动放棄这种权力和利益是非常困难的，但可以提倡私人办学，公和私两条腿走路，有竞争才有比较，有差距才会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最近的例子是1991年新办的香港科技大学，由理、工、商、及人文社会科学四所学院组成。当时英政府拨给四分之三经费，但不干涉学校事务。到2004年底，四个学院的科研都取得杰出的成绩（详情从略）在英国《泰晤士报》的全球200所最佳大学排名中，香港科技大学高居第42名！世界大学50强中最年轻的大学。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绝无仅有的特例，世界大学发展史上罕有的创举。传媒的分析认为香港科大是“得尽天时，占尽地利，享尽人和”；是“没有老本，没有包袱，没有束缚”的典范。学校的座右铭是：“延聘第一流的人才并使他们愉快。”人选对了，所有成果都是正确选人的“副产品”。 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孔宪铎著有《我的科大十年》，这书一问世，便不胫而走，据说内地不少大学的校长们看过以后的感想是“新一时耳目，开多年茅塞”。但愿科大这个就在身边的榜样能成为改革的推动力。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回顾百年来高等院校走过来的沧桑道路，对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的生动榜样再也不能视而不见，依然我行我素。相信只要我们改变观念，收起口号，脚踏实地，经过一段时间的埋头努力，完全有可能以崭新的面貌步入世界先进大学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