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起讫问题

沧浪斋主

在转型时期的文化整合中应运而生
——论中国现代文学[1]之起始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9期）

陈伟华

（湖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2  ）

早在1986年，学界就指出“以‘近’、‘现’、‘当代’分期来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分期不科学。”[2]因此，笔者在此不打算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内部的分段问题，而径直将其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重点探讨其起始时间。

1985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联合召开的“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的与会者形成了6点共识[3]，笔者认为其中几点值得特别注意：（1）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社会与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并使文学自身取得现代化特点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是世界现代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完全改变了以往的自我封闭状态，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开放性，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它是具有特殊性的一个段落。（2）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中国现代文学应建立起近百年文学史研究格局的构想，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整体观。要从大角度对现代文学历史进行全局性的综合考察。因为现代文学发展的整个过程是多层次、多结构的，所以现代文学史的宏观研究要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中，去考察各种文学现象。（3）具体地说，中国现代文学不止30年，如果到本世纪末作为现代文学的整体，那就构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4）世界文学发展是一个代代相承的历史过程。文学艺术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息息相通，每一个重大的文学现象在一定的历史时代里产生以后，并不和时代一起消亡，它要继续存在下去，为后代提供文学艺术遗产和生活经验。中国文学亦复如是。因此，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是垂直、上升、发展的关系。它们虽然分属两个历史阶段，外来的推动力不尽相同，但基于本民族的传统，依然是一脉相承。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就是反映与描写人的精神世界由简单到复杂。（5）推进现代文学研究，必须从解释性的、思辨式的模式解放出来，提倡科学的方法论，这是科学发展的新趋势所决定的。

从上述共识可以看出，学界已经认识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异于传统文学的重要特质：“现代性”与“世界文学合流”。也认识到“中国现代文学”不止“三十年”。但对其起始缺乏共识。1988年，《上海文论》杂志登出陈思和、王晓明的文章，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命题，引起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广泛地讨论。刘心武提出“另写文学史”，刘再复提出“改写文学史”，严家炎则提出“修改文学史”， “重写文学史”专栏，自《上海文论》1988年第4 期起，到1989年第6期终，共编了九期。学界学者纷纷撰文，对此也无定论。

沧浪斋主

一

目前，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始时间点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观点：1、1894年。以周作人等人为代表认为：“自甲午战后，不但中国的政治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即在文学方面，也正在时时动摇，处处变化，正好象是上一个时代的结尾，下一个时代的开端。”[4]2、1898年。以陈子展等人为代表认为：“中国自戊戌政变开政治上新旧之纷争，浸假而预备立宪，浸假而辛亥革命，浸假而有国民革命军兴，酝酿而成今日政治上社会上全盘混乱之变局。同时影响及于文学，而开文坛上新旧之分野。”[5]3、1919年。以王瑶等人为代表认为新文学的提倡虽然在“五四”前一两年，但实际上是通过了“五四”，它的社会影响才扩大和深入，才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力的一翼的。[6]4、“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1917年）。以唐弢等人为代表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伟大开端[7]，五四文学革命正是以它从运论主张到创作、从文学内容到形式的全面大革新，揭开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文学的光辉的第一贞，从而使中国文学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8]5、1918年。张毕来将鲁迅作品的出现作为中国新文学开端的标志[9]。6、1840年。罗关德认为1840年既是封闭的、完善的、僵化的古典文学的终结，又是开放的、杂乱的、新生的现代文学的开始[10]。7、自龚自珍开始。沈永宝认为政论文学为新文学之起源[11]。8、当代学者章培恒认为新文学始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而现代文学则始于20世纪初。[12]

可以看出，上述观点从1~8有远离政治变革而靠近文学本原之趋向，文学的复杂性益发为研究者所注意。有趣的是，它们又恰恰依时间顺次出现。这无疑反应了文学研究由重外部因素到重内部因素的转向。

平心而论，从某个角度看来，上述论点皆有其合理之处，但就中国文学的发展实际看来，却并不能尽如人意。研究者认同“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需要拥有一个与传统文学不同的名称，基于一个共识：即“中国现代文学”有其特质。由此可以引发三个问题：其一、其特质到底是什么？其二、其特质到底何时萌芽？其三、“中国现代文学”之“能指”与其是否等价。如果其特质之产生以新理论和新创作的出现标志，那么1898年、1917年、1918年皆可当此责任。因为在1898年间有梁启超等人的提出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及“小说界革命”。1917年有陈独秀、胡适等人倡导的文学革命。另外，晚清的白话文运动也可以视为一个标志。如果考虑到“文学外部因素”对新文学运动的巨大影响作用，那么“五四”以及“甲午战争”也理所当然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结点。既然这么多点都指向同一个事物，那么，问题就又出现了，它们到底是孤立，还是互相联系承接？它们到底是同属一棵树上的几个枝丫，还是各有门户？如果同属一棵树，那么，在其之前，还有没有标志性的点？换句话说就是，它们有没有共同的导线？

1898年无疑是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变的一个标志性时间，但问题在于，这一年，或者说梁启超“三界革命”的提出，到底是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变的一个契机，还是此转变过程中的一个表征。事物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如果我们再延展一下视野，我们不难发现，即便是1898年，也只能算是中间的一个点。换句话说，梁启超提出的“三界”革命，也只是中国人对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变的方式和途径的一种构想。而非促使其发生转变的契机。换句话说，三界革命是方法和途径，而非动因。正如某些研究者所指出那样，“五四”文学革命不是突然发生的，“从远处说，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持续不断的救亡图存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从近处说，有本世纪开头十几年间社会变动的酝酿和准备。”[13]那么，转变的真正开始时间应该是哪一年呢？笔者认为：这个时间应该是1840年。自此以来至今的中国文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割裂叙述的行为都会造成这一段文学史的残缺，它或许会给描述带来一定的便利，但无法从根本上把握这一段文学史的流脉和走向，无法真正回到文学发展现场，触摸文学生长史。也即说中国现代文学的起始时间应该是1840年，而非1898、1917或者其它的时间。罗关德在《现代文学史分期宏观鸟瞰》（《宁德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也持此观点，他主要从“现代意识”和“传统意识”转变入手，论证了1840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始时间。没有看到引起中国传统文学变异的本原，他认为1840年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也忽视了文学发展的连续性规律。

沧浪斋主

二

从事物发展的角度看来，任何事物都有一个草创——发展——成熟——衰落的过程。有人曾提出知识增长是一种“蚕—茧”模式。[14]所谓“蚕—茧”模式，大意是说一种理论随着其发展成熟，它会像蚕吐丝作茧一样慢慢地把自己封闭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随着它的进一步发展，又会重复前一个过程，再产子吐丝又形成一个一个新的茧（理论），以次类推，人类的知识就这样丰富起来。文学的发展也同样如此。就其中的具体形态而言，也有发生、发展、壮大、衰亡的过程。有多少这样的形态，就有多少这样的过程。其过程有如同蚕的生命过程。蚕从蚕卵孵化而出，通过进食桑叶不断成长，待到其成熟阶段，便吐丝结茧，形成一个相对封闭自足的体系。然后是蚕变成蚕蛹，蜕变而成飞蛾，又产卵孵化，又吐丝结茧，周而复始。这种种的蚕茧过程串联起来，构成了一个本然的文学体系。这种种蚕茧过程，就是其中的种种阶段。由整体宏观观之，“中国现代文学史”就相当于一个蚕茧过程，相当于其生命长河中的一段。从还原历史，回到历史，触摸历史，进而探索规律，服务现实的角度来说，我们首先要所要考察的即是：这个蚕茧过程到底始于何时，终于何时。解决此问题的钥匙是文学史的分期标准。

正如瑙曼所认为那样：“‘文学史’一词在德语里至少有两种意义。其一，是指文学具有一种在历时性的范围内展开的内在联系：其二，是指我们的对这种联系的认识以及我们论述它的本文。……如果是指对象，就用‘文学的历史’来表述：反之，如果为了表明研究的和认识这一对象所遇到的问题，就用‘文学史’来表征。另外，为了区别于这两者，就用‘文学史编纂’一词来表示文学史研究的成果”。[15]由此看来，本文所论是主要指“文学在一种历史范围内的联系”。那么，相互关系之疏密决定其历史时段之归属，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起讫，从其根本上讲，即探讨文学史的分期。换句话说，即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起于何时终于何时？于文学史分期的标准，学界大致有如下共识[16]：1、文学史分期应与社会发展史相一致。2、文学史分期的标准是文学自身发展特点。3、文学史分期应以文学观念的变化为依据。虽然学界都能接受此文学史分期之三大要素，但对此三者如何作用于分期仍存在分歧。是单依其一种，还是同时兼顾其它学界仍无共识，这也正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出现多种称谓的重要原因。我们认为：文学史的分期应该以文学自身的发展为标准，以文学观念的变化为依据，同时兼顾社会的发展变化。

学界对文学史的分期标准的认识正如美国的文学理论家雷·韦勒克和奥·沃伦所指出那样“大多数文学史是依据政治变化进行分期的。”[17]中国目前绝大多数文学史采取的正是这种做法。这样做无疑有其种种便利之处，但是“这样，文学就被认为是完全由一个国家的政治或社会革命所决定的。”[18]文学的本性被遮掩了，政治对文学的影响被无限放大了。

文学有其自身的品性和自身的发展规律。我们“不应该把文学仅仅视为仅仅是人类政治、社会甚至理智发展史的消极反映或摹本。”[19]正如维·勒克奥·沃伦所指出那样文学分期应该按照纯粹文学的标准来制定。分期只是文学发展一般发展中的小段而已。它的历史只能参照一个不断变化的价值系统而写成，而这一个价值系统必须从历史本身中抽象出来。因此一个时期就是一个由文学的规范、标准和惯例的体系所支配的时间的横断面，这些规范、标准和惯例的被采用、传播、变化、综合以及消失是能够加以探索的。[20]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异与中国传统文学，其根本在于其拥有一个全新的价值系统，在这个系统内，有一整套的规范、标准和惯例。这些要素，也就是上文所说的“特质”。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体系从何而来？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质如何形成。由历史的经验看来，单纯的自发的文学运动恐怕显得力不从心。因为，由中国文学的发展史看来，文学运动并不少见，如唐代有韩愈、柳宗元等人倡导的“古文运动”、明代有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王学左派的反复古运动，但改来改去，总脱不了传统文学的底子。回过头来梳理数千年之中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的一个根本区别有二：其一、语言方式的不同，前者为言文合一的白话文，后者为言文分离的文言文。其二是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不同。前者有意借鉴和吸收了世界文学的诸多因素，呈现向世界文学合流的倾向，后者与世界文学几乎隔绝，呈现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学发生嬗变后的产物。究其根本，恐怕还是因为上述文学变革是在同一种文化语境下的变革。也就是说，在异质文化的外驱力和中国文学内部要求变革的合力下，中国文学发生变化，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由此看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起点，可以转换为考察异质文化何时对中国文学发生作用。于是，问题就变得明朗起来。

沧浪斋主

三（……）

虑及版权，仅载片断，有兴趣者请阅读

陈伟华：《转型时期的文化整合中应运而生——论中国现代文学之起始》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9期）

沧浪斋主

虑及版权，仅载片断，有兴趣者请阅读

陈伟华：《转型时期的文化整合中应运而生——论中国现代文学之起始》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9期）

菡萏叶1985

终于又看见牛Ｂ的文艺评论了！！！
顶了！

也先

楼主的观点既是现在主流观点，也就是二十世纪大文学史观的延续（唐金海先生已经以此写成了二十世纪文学通史），同时也有自己的东西，在青年学者中弥足珍贵，但是有两个问题似乎有所遗漏

第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否是单纯的文学史呢，楼主举了韦勒克对政治史注解式的文学史的批判，但同样是这位大师也提出了文学史的循环标准，也就是文学史的标准只能由文学所在与所构成的历史本身得出，而不能人为设定，那么就应该看到，二十世纪文学的观照标准也就只能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框范内加以总结

第二，文学史虽然是独立的，但却是社会的，也就是他如果脱离一定的社会背景是缺乏基本的立足点的，这既包括了社会应用的各个层次，也包含了社会知识的各个层次，这其中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化心理就不能被排除在文学史研究范围之外，而同时，单纯大而化之的文化决定论和政治决定论又都是一种武断（文化同样是复杂的，由各个层次，文化的整合是否同步的发生在二十世纪各个文化层面上需要进一步思考，比如民俗文化，比如政治文化，仅仅思考五四或者一些单独的文化层面是不完整，也是武断的）

第三，文学史是连续的，人为的断代如韦勒克所说，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认知方法，而非天然，文学史就包含了文学历史认知在历时角度不断的变迁，所以一个四海皆准的解释模型的很难找到的，而就像美学里说的，美是多层累的突创，我想文学也一样，我更倾向于中国二十世纪文学不是起始于某个时间点和某个事件，它是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从谴责小说，民间通俗出版业，新的民俗形态，到上层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变化等各个层次的事件累加，这有点像顾纪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所说的，是一种重叠形成的复合体，在二十世纪初一系列文化和社会事件中成形，加上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和当代文学史理论原地的发生背景又有很大不同，它是事件驱动型的，而驱动它的事件均不源于文学本身，而是政治和社会事件，所以只能说，考察文学史的起始点只能是一个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