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光掠影说历史(转自新浪的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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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看了两集中央一台的《贞观长歌》，心里特别扭，电视里放的是唐朝么，那时候的人跟清朝有什么区别啊。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各个时代是有各个时代的特征，除了服装用具上的差别，更有人物精神气质上的差别。

夏商西周历时久远，所存资料极少，我们只能作遥远的猜想。我看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总觉得那时候的人如天才式的少年儿童，聪明，富于幻想，充满理想，对人世有着深刻的认识，却又不老于世故。更重要的是由于还没有受到太多的限制与束缚，他们自由地思考，展现自己的才华。他们也还没有受到君主专制的压迫，无论是身体还是思想，所以他们没有奴性，都是站立着的人。他们张扬着自己的个性，认真实践着自己的理想。无论是被我们后来称为圣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还有墨子，还是被我们尊崇为英雄的那些刺客们，甚至还有那些谋臣策士，他们的生活都是自己的生活，都是自己的理想，不是复制任何人的，其实践也是真诚的而不是为了某种目的的伪饰或作秀，而不像后来人那样嘴里高叫着从别人那里借来的理想的口号，心里却有着别样的企图。他们就像真诚的孩子一样，还没有学会伪饰，同时也还没有被现实压弯了腰。也许是当时周王室的衰弱，诸侯并起的局面造成了这样的人。在没有统一的王权，没有统一的思想钳制同时，给他们创造多种发展的可能和选择的可能。他们跟君主之间的关系是对等的，而不像后来那样是主仆关系。所以才能“君之视臣为手足，则臣视君为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为国人；君之视臣为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也敢说“君待臣以礼，臣伺君以忠”这样的话（其意反过来说就是，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忠）。像孔子，他要实现的是自己的社会理想（不是政治抱负，政治抱负只是个人的功业），他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游说，让他们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没人听他的，他就索性回家写书去。他根本就不是为哪个君主服务的，也不是为哪个国家服务的，他服务的只是自己的社会思想，也就是他自己的内心崇高的法则。孟子，他的主张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不切实际的。人家梁惠王不用他，但也还好吃好喝地供着，他却不领情，喋喋不休地批评人家这不好那不好。梁惠王居然也忍得，还要“顾左右而言它”，装聋作哑。老子庄子索性不理那些君主，自己玩自己的。墨子更是专门跟那些想称霸的君主对着干。
这些都是现在看来最了不起的圣人级人物，也是真正没有奴颜和媚骨的人。
我还说一个小人物，一直被后人嘲笑挖苦的人，就是苏秦的嫂子。苏秦没发迹时，她对他很不好。苏秦发迹后回家，她趴在地上，高举着食物，身体像蛇一样在地上游走。苏秦问她为什么这样前倨后恭，她说因为你现在官做得大，而且还很有钱（位尊而多金）。她有一种无耻的真实。现代人大多估计会找一些堂而皇之的理由，把苏秦赞成对社会有巨大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当然也有“苏大嫂”之类的人物，给人感觉却是真实的无耻。
总之，那时候的人给我的感觉是带着一种童年的天真，率性真实地活着。

接下来的秦朝，还保持着一部这种天真，还不懂得从思想上去控制别人，就像个蛮横的孩子，想用武力去压服别人，结果不言而喻。

汉开始统一思想，不仅从武力上，还从思想上，建立集权政治。但毕竟还在初创时期，教条不多，所以还能出现司马迁之类的人物。我感觉汉只是强盛，而没有繁华，更多的是古朴。

汉末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一段很有意思的时间。三国时期，那也是一个人物辈出时代，在中国历史上仅次于春秋战国。我这儿想说的是竹林七贤。他们也是那种率性而为，不随流俗的人物。在今天看来，他们全是行为艺术家。只不过，他们出乎天性，而现在的行为艺术家是为了“艺术”。从《世说新语》看，那个时代他们的行为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还有更多的人的性格接近于他们，他们只是其中的代表。也许也是因为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没有绝对的王权给了他们思想自由的空间。

童年的天真在那个时代大体结束。从隋唐开始，人类进入成年时期。中国最优秀的历史记录也就到那时为止。后代虽然出了很多优秀的文学家，却再也没有人能写出前四史那样优秀的史书。因为社会上缺少了敢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天真的孩子。史书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是需要在前人大量准确的记录的基础写就。没有整体社会的环境是很难造就的。
另一个方面，中国的世袭贵族时代也结束了。从曹操打破门阀制度，到北魏均田制的实行，压制了地方豪强，彻底打碎了世袭贵族无忧的生活，从此中国进入了“富不过五代”的怪圈。世袭贵族一方面孕育的腐朽，另一方面在物质生活富裕无忧的情况下，他们的思想便会探索物质世界以外的东西。所以，两晋的文学是真正的贵族文学。

北魏的均田制，经隋至唐，已趋成熟。地方豪强的粉碎，农民对土地的获取，使得劳动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整个社会渐趋繁荣。所以唐的强盛，与汉的区别在于，唐是繁华的。所以唐是真正的强大。也因为这强大，整个民族空前自信。以胖为美的审美观体现这个朝代人的乐观、雍容与富足。初唐盛唐时期的那些诗歌，很多都体现着人们建功立业的愿望。注意，这时候是功业思想了，而不再是孔孟、老庄、墨子他们那样的社会理想。这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功业只是个人的。看到这一点的是盛唐晚期的杜甫，杜甫少年时也有建功立业的思想的，但安史之乱让他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写出“边廷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的诗句，也让他成为“诗圣”，所写之诗成为“诗史”。
然而安史之乱让唐朝迅速由盛转衰。许多人立功立业的美梦还没做完就已经破灭。理想的缺失，精神支柱的折断，让他们转入现实生活的纸醉金迷和个人情感的卿卿你我。花间词的产生意味着文人的柔弱的一面开始登场。中唐和晚唐之人，已没有了原来的自信，相反是相当颓废的，是盛唐创造的社会财富还保留着旧迹，所以有的是一种繁花旧梦般的颓靡。

中国文学上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文人喜欢用怨女的口气写一些宫怨和闺阁诗词。其惟妙惟肖绝以至不亚于女人自身所写。这恰恰就反映了那些文人等待别人恩宠的怨女心态，只不过他们的“夫君”是皇帝或高官。“妆罢低眉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首诗广为流传，因为它很典型地反映了古代众多文人邀宠媚上的焦急心态。文人独立人格之丧失可见一斑。这种文风盛极一时，词的兴起更是为之推波助澜，至宋已是泛滥成灾。由于价值观的导向，中国文学史一向是推崇豪放词，但事实上词的正宗是婉约词。而婉约词又是沉溺于个人情感的，其间大多是一副女人腔。

如果说春秋战国是少年，汉唐是青壮年。那么宋则是壮年的末期。一方面还残留着青壮年时期创造的财富，有着富贵的奢华，然而另一方面自信却已丧失，无力再度开创新的事业。而外族的强大，更让他们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整个宋朝，无论北宋南宋，一部分人壮心未已，仍旧企图建功立业，却总壮志难酬，一部分人却是纸醉金迷，享受现世的繁华。但因为还在壮年末期，所以经济科技还在发展，城市继续繁华。而文学上也出现了一位几乎是空前绝后的人物——苏轼。其在文艺（注意是文艺，而不仅是）文学上的综合成就可以说是震古烁今，其综合素质后代大约只有李叔同能与之相仿，但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一定的距离。其率真洒脱的性格后世似乎也很难再见。
还有一件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事就是文官制度的兴起，其间又有王安石变法，引起的党争，延祸上百年，从神宗至哲宗（中间还有高太后执政九年），再至徽宗，可以说是动摇了北宋的国本。文官当政，内部争斗自与武将不同，其间的阴谋自是无数。文人构陷他人的能力绝对超过武将。我们小时候听的评书，宋朝文臣构陷武将的故事最多，原因大概就在此吧。
文臣当政、生活富裕、外族入侵构成了宋人柔弱、悲愤，内心深沉的特点。政局的动荡让很多人转入对儿女私情，“忍把浮名换作浅斟低唱”，或者“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元是外族入主，汉人地位低下。而科举制度被废弃，汉族知识分子不再能货卖帝王家，只能转入民间，把满腹的才华转换成一部部优秀的剧作。但是由于地位低下，生计贫困，他们的理想都是平民的。元杂剧文学成就很高，但其内容却不外乎清官断案，或金榜题名，洞房花烛，或出将入相。这就是平民文学的局限。这样的文学反映了当时人们大多沉醉于现世的生活，产生不了苏轼那样对时空产生幽远遐思的作品，更产生不了竹林七贤一般洒脱的人物。关汉卿虽然铁铮铮，响当当，却只是一种对抗的硬朗，不是潇洒。

明朝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朝代。
农民起义出身的朱元璋给官员定的俸禄很低，对贪污的官员十分严酷，结果后来却是大贪官一个又一个地出现。明朝后期官员贪污成风，无可救治。“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的传言便是说的明朝。明朝官员生活之奢华，其实远超过官俸优厚的宋朝。张居正在历史上是个正面人物，可他坐的轿子里面有会客厅，卫生间，卧室。他死后被清算，生活奢侈是一大罪状。
明朝的工艺品讲究一个简洁，我们现在看明朝的一些家俱古董，不像清朝那样雕有繁复的图案，但材质精良，做工精美，有一种古朴大方之美。
最矛盾之处是一方面理学大兴（理学虽产生于宋，真正实行却是在明），科举实施八股文，对人的欲望与思想控制很严，一方面却是生活靡烂，明朝艳情小说盛行，娼女遍地——秦淮八艳不就是明朝的么？秦淮八艳有那么大的名声，还不是读书人和做官的给捧起来的；同时还有另一个奇特的现象，在八股文那样的钳制之下，明朝有不少思想家，著名有王阳明、李贽。尤其是李贽，他与其他思想家不同之处在于，前代许多思想家大多只是发展前人的学说，而李贽却是反对当时流行的理学思想，极力推崇张扬个性的。因为他的学说是反道统的，所以他人被逮捕，书被毁。好玩的是他给他的书取名就叫焚书，就是等着被烧的。
明朝那么多皇帝，大约只有朱元璋和朱棣算是能干的，其他皇帝或者昏庸无能，或者胡搞瞎闹，甚至有的消极怠工。但明朝居然就长存了两百年。皇帝数十年不出来主政，庞大的官僚集团也能自行运转，把朝政运转下去，而且还没有文臣武将反叛。
因为皇帝昏聩，所以被我们后人称为奸臣的人极多，但奸臣多，忠臣也多。明朝硬骨头的诤臣随着奸臣的一个个出现也前赴后断，一簇簇地冒出来。像杨链，周顺昌，左光斗，都是历史上响当当的硬骨头。明朝不仅诤臣多，而且能臣也多，不说前面的张居正、戚继光，就后来与后金（后来的清）对抗的蓟辽前线，文臣作统帅的能臣就有王阳明、孙承宗、熊廷弼、袁崇焕，包括后来的洪承畴等一流的帅才。大约是人才太多了，皇帝不珍惜，白白冤杀了不少，以至大好河山，终于被清夺了去。
还有一个矛盾之处就是，明朝的专制制度是前所未有的，特务机构权力之大，人员数量之多是空前的。官员们战战兢兢，可是读书人却敢肆议地评论朝政，不像后来平民莫谈国事。所以明朝有一股在野的“清议”的力量。明后期的东林党，包括后来的复社，都是朝内的低级官员或者白身的读书人。
明朝之所以有这么多矛盾，我觉得是因为明朝高调地提倡理学的结果。诚然，理学是压抑人性的，但同时却又对人提出了相当高的道德的要求。忠臣是真诚地和追求执行高道德要求的产物，譬如海瑞。还有些诤臣是以一死来追求名垂清史。但过高的道德要求和对人性的过于压抑会导致做不到的人变得虚伪，反而走向反面。还有，那些追求和执行高道德要求的人往往对他人的要求也是非常严苛的，因此变得教条。所以明朝即使到最后面临覆亡危险的时候，内部斗争依然不断，那些自以为站在正义一方的东林党后人，复社诸君子仍然不肯与当时当政的马士英、阮大铖合作，以致南明小朝庭迅速灭亡。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这样一段话：宋明文官制度的兴起，从身体上影响了民族的心理。但是，文官地位的提升，又激起了读书人的那种指点江山书生意气。朱元璋的那道命令又无疑给了这种意气一个底子，于是读生人又表现出另一种激昂来。这种激昂又跟唐朝那种蓬勃的朝气又不相同。唐朝的书生是昂扬的生命力所显示出来的带有一种原始力量的强健，而明朝的书生是书本里的鸿图伟业男儿志向所激发出来后天的僵硬。
“朱元璋的命令”是指不杀评论朝政的读书人。这段话概括了我对明朝士子的感觉。明朝可以说是到人的晚期，头脑开始僵化，行动有时无所适从，前后矛盾，只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清又是外族统治。清的外族统治跟元有明显的不同。元的统治当然也吸引了汉民族的文化，元也正是经过耶律楚材的汉化改革，才变成弥补了文化与制度上的残缺，但元比起清的汉化程度还是差得很远。清是努力推行满汉一体的，用尽心思招揽汉民族的读书人。所以到后来，已基本满汉不分了。
但是，这些金兀术的后裔，天生带着一种自卑，就怕别人说他们没文化，说他们是蛮夷，说他们不是正统，所以对文化思想的钳制特别凶狠。有点像阿Q忌讳别人说他头上的癞疤，一并连“光”“亮”之类的词也不能说。阿Q虽然忌讳，但太过瘦弱，也就只能欺负一下小D，对其他人只能敢怒不敢言。清廷手里却有刀，可以砍人头的，于是“文字狱”大兴。于是变成读书人敢怒不敢言了，全都埋头古纸堆里去了——我写历史总没事了吧，没人敢对现实说三道四，一个个低头贴耳的，长此以往，满清培养了一大批奴才。在明末清初，中国还有一批文学家思想家，后面就日趋稀薄了，只有曹雪芹假语村言一番，此后便得到清末，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减弱后才有一些思想从瓦砾废墟里扭曲着生长出来。
所以给我的感觉清朝人奴性特足。我特别不喜欢看清廷戏，一个个拖着长辫子，伏身低耳，自称奴才。看得憋气。
清已是临死前的挣扎，没有多少生命力。草原的鲜活只是一针强心剂而已，不能坚持多长。

至于再后来，中国又经历了专政、文字狱，甚至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根都切断了。当当初的信仰让人觉得只是一个漂亮的肥皂泡以后，我们便无可寄托，社会也就处于一种没有统一的价值观的状态中，人人处去一种失位状态，于是一片混乱。长久被压抑的欲望一下子释放开来，就变成贪婪。经济的增长，物质生活的富裕，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安全感、幸福感。
我们的路在哪儿？我们何以重生？和谐社会，我们拭目以待。

拿破仑1814

思想的统治 才是统治阶级 统治的精神要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