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老矣，尚能饭否？论“钉子户事件”让全世界看了笑话

盛装舞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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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先生郑重其事地发出了这样的论断，新快报郑重其事地登了出来，关于钉子户，终于有法学巨人出来说说话了，大家可能都很兴奋，像吃了大麻，然而等来的江巨人的话却不那么刺激，甚至有点平淡，说得再难听点，甚至有点乏味。如果要让我来说的话，江巨人的话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居然是些只能摆在三流教材上的话，什么合法程序，什么民粹主义诸如此类。不禁想问问，江平老矣，尚能饭否？精神还清楚否？

说实话，对北京的学者，特别是搞法学的，从心底里有一种烦的感觉，为什么，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浮燥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种地方做学问，能做成什么样子，也是不言而喻的，作为与政治关系过于密切的法律科学，在现在这种状况下，在北京做学问说白了不过就是搏名而已，实际水平，估计要打个五折，可能还要更多。这类代表比较多，佼佼者是赵秉志之流，又比如贺卫方，忙于搏得清名，学问也就做得不怎么样了，演讲倒是好口才，就是写出东西不怎么样。还有朱苏力那个白痴，不知脑袋怎么转的，硬发明出了千无古人的一个法学专用词，进路，与“退路”交相辉映，现在一批法学的小流氓、中流氓竟相使用，以此为荣，依我看，这是中国字学得没有外国字学得好的表现，大约相当于德国人译红楼梦的水平，想想当年严复为得自由一词而绞尽脑汁，还怕此词用意不当，而今天的这些家伙随便安词而居然没有一点愧疚感，新中国的法学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这种环境下的江平，说了些什么有关钉子户的观点？我不想一一列举，只抽其精要如下：
1、江平认为，假如已经经过了合法的程序，这个“钉子户”仍然坚持说这不是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继续拒绝搬迁，就不妥了。
2、“钉子户”的关键问题是怎么能够得到救济，现在的法律上还没有现实的救济渠道。
“所以“钉子户”他应当有什么样的救济自己的权利？怎么来保护权利？认为补偿不够怎么办？他认为补偿太少了，如果真的少，现在法律没有救济手段，对他也不合理。当然，如果他要求满足他原来的四个条件，我认为是无理的”。
3、任何一个国家，法院的最后判决和裁决都是不可动摇的，这是最高权威，任何事情到了最后只有靠法院，如果说连法院也不理睬，法院裁决了我也不动，这是民粹主义，而不是以民为本。
4、应该说，这个事件让全世界看了笑话。一种笑话是：这是政府逼老百姓非法搬迁，逼得人家只好这样了。另一种笑话是：你们政府是个软弱的政府，法院都决定要搬迁了，人家就是不搬，你们也毫无办法。这两种笑话对我们来说，都不是光彩的。

我对其四个观点一一进行反驳。
关于第一，江平搞错了一个最基本的概念，那就是何谓合法程序，也搞错了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那就何谓社会公共利益。这两个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合二为一来解决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们不应当合二为一，因为公共利益可能侵犯个人权利，而合法程序可能给这个公共利益披上使其侵犯个人权利合法的外衣，于是一切看起来似乎就都顺理成章了。

但是老百姓却觉得不对，为什么不对？因为明明是有这么一大批老百姓受了害，而且也无处诉说，甚至做决定时也不与我们商量一下，你非说这是公共利益，那我们这一部分人，与你所要做的公共利益关系最大的这一部分人的利益那去了（就比如重庆这事情）？依我看，只怕所谓的公共利益是政绩，所以才这么样。

这说明,最有可能错的,就是所谓的”合法程序”和某些人认定的”公共利益”,法学家的任务不是承认这二者的合法情,那是法官的事情,那是政府的事情,你要做的是,找到这些程序中的不合理之处,提出意见,但江平却直截了当地将之冠以合法,只怕已背离了老百姓之所以要称其为”法学家”的本意.

老百姓是在以自已最朴素的观点来看问题，而这些食肉者大约是用变了种的学问来看问题，依我说，变种的不如朴素的，变种的只怕是癌症。

关于第二，钉子户要求满足其四个要求，江平认为是无理的，请问江平，无理在那里？拆迁本应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对话，就算不是平等主体的对话，是政府行为，那房子也是我的私产，政府你要满足不了我的要求，你就不要拆，这个道理很简单，这是我的房子，我有权处置，难道我处置我的房子，还非得征得你的同意，否则就是“无理”的？
政府想怎拆就怎拆，因为没有法律的救济途径，老百姓除了以血肉之身对抗，再无他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政府的霸王行为，你评价了一句“不合理”，而对老百姓，你就扣上了“无理”，请问江老，你有理无理？

关于第三，“在任何一个国家，法院的最后判决和裁定都是不可动摇的。”江平是真的糊涂了，这句话他忘了，估计是专门忘了，要加上一个限定词才能成立，那个词就是“除了中国”。因为中国有审监程序，所以终审判决仍有可能被推倒重来，这不过是个法律常识而已。

关于“法院判决。。。。。是最高权威”“任何事情到了最后只有靠法院解决”
对于这两句话，我实在都懒得反驳了，除了骂一句老糊涂。

关于“如果说连法院也不理睬，法院裁决了我也不动，这是民粹主义，而不是以民为本。”这一句到要驳一下，因为该老人在这句话中转换了三个身份主体，修饰法学得真的太好了，硬把歪理讲行成了正道，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如果说连法院也不理睬，这是客观情况，是出发点，下来的第一个身份，他替换了钉子户扬武，就是“我也不动”，第二个身份，他说“这是民粹主义”时，这是他本人在说话，是主观的表达，第三句“而不是以民为本”，这句话是从上到下的语气，大约是替某些领导人讲的话。这三个角色的转变过程中，产生了概念的替换，你读的快，就会上当，因为如以杨武的角色而言，这句话应当是这样的“法院裁决了我也不动，民粹主义没错，你们应当以民为本。”结果，语气转换促成了偷换主体，由钉子户的我开始，到政府的角色，让人产生一种错位感，你还来不及想，可能已经接受了他说法-----这个世界上似是而非的东西本来就太多了。

第四，“这个事件让全世界看了笑话，”请问江平，全世界在笑话谁？这不过是个新闻而已，再言之，即便是个笑话，那又怎么样？中国在报道外国新闻时，不也是这样捡些奇怪的事来报么？
如果说笑话，我看是没有，倒是显出中国的民主正在进步，虽然还远远不够，因为钉子户终于是让拆了，不管怎样，这是一种失败，但是，有一个小民以两只拳头钉在那里，政府和开发商却毫无办法，这不是倒退，这是进步，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人在为这个勇于抗政府的人叫好呢，人们看到这种事，无论在那个国家，都会知道这是民主的像征，什么软弱的政府，江平连个基本出发点都搞不清楚，你政府都是我选出来的，你对我硬，你硬得起来么，你有资格硬么？

所以说对自已的合法国民的合理要求软弱，这是正常的，是应该的。一个政府，如果完全说一是一说二是二，那就不成其为民主政府了，那是专制，是暴君，是流氓。当然，这个事情中也有笑话可看，不过和江平说的有点不一样，那就是法院的过早介入。司法本当是最后处理事情的机关，应当在之前让双方充分搏奕，但是，我国的法院不是这样，早早地就想帮政府解决点问题，早早就下个裁定-----这倒是让全世界都看了笑话，哦，中国法院就这水平啊。

但是没办法，真正没水平的其实是政府。
换言之，以我个人看法而言，江平先生大放言词说了那么几百快一千字，居然完全没有摸着此事的边。江平老矣，可以歇工了，不用出来胡说八道了。

浓得化不开

写得痛快！顶一个

乘风逐影

shi世界有时候是 黑的，
当然也是不公平的

月光笑侠

法律啊，多少歪门邪道假你而行？

顽石不泪

多少法律因邪门歪道而大行其道

wainong

楼主通篇充满了对拆迁户的偏爱，而不是站在公正的立场说事，这本身就是狭隘的表现，没有资格评判别人。
江教授的观点决无错误，在开发商都已经允诺超过其房屋价值的一半以上的价格为拆迁条件，而且政府出面，法院依法判决都置之不理的刁民，竟然还被奉为进步的偶像，实在是匪夷所思。凡事都要讲理，如果再这一事件中，政府没有给钱或者给的钱只够其成本，我坚决支持和政府硬抗到底，但是一座价值240万的房子 出到了350万还再漫天要价的人，实在看不出有何进步性可言。现在的30以下的孩子受西方思想影响，认为人的权利是第一位的，但是也并不是可以滥用权利，也是有限制的。希望我们这里的孩子们 遇到这类事情要好好思考问题，不要一看到有人起来反对政府 旧觉得是个英雄，是个时代楷模，顺应潮流，这样的话 ，占山为王的土匪也将是你们心中的偶像了。

普罗米修斯

首先对钉子户敢于对抗势力强大的政府和开发商的勇气表示赞赏。从嘉禾拆迁事件到重庆钉子户事件，广大拆迁户的无奈到重庆杨武、吴苹夫妇的抗争，我们看到了权利意识的增强，政府行为的文明，对我们来讲，这让我们看到了建立有限政府和彰显权利精神的公民社会的希望，也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独立于行政之外法院我想应该是程序正义的前提，在中国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是受到行政干预的法律判决，那么即使遵守程序正义，那也是伤害。
  虽然我们也应防止民粹主义对整个社会程序正义的伤害，但现在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对政府的权力进行限制和规范，让政府先实现程序正义。

哥乐山下

法律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但并不保护公民的漫天要价。

保护了公民的漫天要价看似保护了拆迁户的利益，但高出的溢价部分还是会加倍摊销到房价上来，总有人要去消化这部分溢价的，可苦了他们。

人们一面在怨恨高速增长的房价，一面也在支持拆迁的漫天要价。

傅红雪

其实宪法和物权法的说什么保护私有财产，其实什么叫保护私有财产？
当公共利益需要时，你就得搬迁。
这和以前没有宪法和物权法保护时又有什么区别？
在没有保护前也只好是，你国家要拆迁，我就拆迁，
而现在你保护了，我还是只好国家要拆迁，我就拆迁啊。

这种保护的基础就是无本之源，你又哪能强求

盛装舞步

有自由才能有秩序　

作者：薛涌
　　
著名“法学家”江平在重庆“钉子户”拆迁事件中，自始至终支持强制拆迁。即使在这场火药味十足的对峙和解后，他还特别接受《经济观察报》的采访，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并引用美国的一个拆迁案例支持自己的立场：“美国最近有一个案例。康提涅格州有个小镇，美国最大药厂辉瑞要在那儿设厂，当地居民反对。这样究竟是社会公共利益需要，还是商业利益需要？当地居民认为，这是商业需要。盖药厂肯定是商业利益需要，可是镇政府认为，这不仅是商业利益需要。这种问题发生争议，有时候最高法院就说话了。美国有九个大法官，其中一个叫奥康纳的大法官说，这个镇失业现象比较严重，财政困难，设立药厂可以使很多人就业，增加镇财政收入，这也是为了当地居民的利益，所以也可以说是社会公共利益需要。”

江教授知道引用美国的案例，应该说是个进步。毕竟，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是建筑在其法治的基础上。这一法治传统，至少从中世纪就开始，由难以计算的案例累积而成。中国的法治传统薄弱，需要利用人家这种累积的智慧。

但是，江教授引述这个案例首先犯了事实错误。这里仅略述要点。他说的那个小镇叫新伦顿，确实有拆迁纠纷和最高法院的判决。但是，负责拆迁的并不是辉瑞药厂，而是政府支持成立的一个非营利民间机构“新伦顿发展组织”。这个组织在当地有广泛的代表性，并在策划开发规划时，吸引了辉瑞药厂前来投资。这一时间顺序非常重要，是最高法院最后判决的关键依据。更重要的是，拆迁并没有像江平所说的那样遭到“当地居民反对”。相反，因为“新伦顿发展组织”在推出其计划的全过程中鼓励当地市民的参与，市民对拆迁相当支持。至于“一个叫奥康纳的大法官”说“设立药厂可以使很多人就业，增加镇财政收入，这也是为了当地居民的利益”，因而支持拆迁等等，更是道听途说。稍微有点法律训练的人都知道，这根本不是美国司法的语言。事实上，那个奥康纳大法官是最高法院反对拆迁的主要人物。

江教授引用一个案例，几乎每个细节都说错了。这些细节的错误加起来，就使新伦顿案和重庆拆迁案有了可比性。其实仔细一分析就可以看出，两案毫无共同之处。如果新伦顿政府把一片民产交给一个药厂，让药厂执行拆迁，这肯定是不合法的，根本没有实施的机会，也不可能打到最高法院上去。

更有甚者，江教授试图从这一案例中得出结论：“一个国家既要有自由，又要有秩序。给你的自由如果保障了，那你要尊重秩序；给你的自由没有保障，你也要依照法律的程序来要求保护。”但他没有问下一个问题：如果法律既没有保障你的自由，又没有给你提供寻求这种保障的正当程序时应该怎么办？这时法律就破产了，法律只有维持基本的公信度才能有效。维持公信度的办法，就是为所有人制造一个参与性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立法者，每个人都是执法者，他们只不过通过自己的代理人来完成立法和执法的过程。新伦顿案的整个过程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美国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一票优势支持了拆迁，本身就体现了这一判决的争议性，并不是这一事件的完结。判决主流意见的依据，是美国法律容许政府因公征用私人土地。但是，这一般出现在公共设施的建设上。新伦顿拆迁则有一部分交给了私人。最高法院主流意见对此仍加以支持，是立足于“公共目的”，并考虑了政府授权的非营利组织先草拟了发展计划，草拟之时，哪家私人企业将从中获利没有人知道，杜绝了利益冲突，并且有大量公共资金的投入。

最高法院的反对意见主要是由奥康纳大法官起草。她在司法界有凭常识而非法律哲学断案之誉。她的结论是：由一个非选举的(也就是“无法向选民直接负责”的)非营利组织征用民地，结果常常使强势抢了弱势的财产。黑人大法官托马斯起草的反对意见则更抽象一些。他认为主流意见用“公共目的”代替了宪法第五修正案所认可的“公用”的概念。此例一开，穷人的产权就很难得到保护。

按江教授的意思，最高法院判了，司法程序就走到了尽头，就该“站到法律一边”。这是典型的法盲解法。最高法院对新伦顿案的判决，引起了民意压倒性的反对，并立即反映到了立法的程序上。众所周知，美国是三权分立，大法官有权解释法律，但无权制定法律。这次最高法院主流意见对法律解释过度，从“公用”引申到“公共目的”，等于自立新法，有僭越权限之嫌，属于司法能动主义(judicial　activism)，自然受到社会的抵触。于是，一些地方特别是州一级的议会，针对这一判决提出新的立法，限制法官解释法律的权利。比如麻省一个镇通过决议，规定在本镇之内，政府征地只能“公用”，“公共目的”则不具备合法性。美国国会的共和党议员，也提出了保护私有产权的法案。事实上，即使有了最高法院的尚方宝剑，新伦顿市也没有简单地“站在法律一边”。相反，政府向钉子户屈服，同意了她当年提出并被政府拒绝的保存自己住房的要求。最后的结果，是钉子户赢。

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法律是死的，现实是活的。当新现实使过去的法律不够用时，法官对成法微言大义的解释，就可能产生违反人们价值观念的判决。这时怎么办？一个有责任的公民，就应该通过立法行动限制法官的解释权。这才是参与型的司法秩序。

中国还没有这样的参与型司法秩序，需要制度创新加以建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重庆拆迁事件体现了中国法治史上的一个伟大进步：政府做了决定，法院也判决了。但是，这些决定和判决，明显违反了老百姓的基本价值。钉子户的奋力抗争，民意汹汹，使政府和法院退让妥协，也开了一个法律先例。在这个意义上，小民百姓参与了司法过程。中国的政治与法律，朝着参与型的秩序迈进了一大步。而这一秩序才是中国长治久安的基础。

我一年多前就曾指出，法律是个公共物品。中国公众在这方面过度迷信专家，一切都由他们解释，就容易产生专制主义倾向。这次钉子户事件，恰恰证明了迷信专家是多么可怕。像江教授这样的专家，对基本的法律知识和自己引用的案例茫然无知。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次如果真按江教授的建议强制拆迁，就会引发恶性冲突，立下可怕的先例，日后群体突发事件就会层出不穷，国无宁日，还谈什么秩序？！同时，高擎国旗，手持宪法的钉子户，则体现了自由公民高贵的勇气和政治智慧，成为一个制度创新者。他们应该当之无愧地享受一个参与型的政治秩序给自己的种种权利。去年主流经济学家受到网络民意的抨击后，就出来说网络民意不是民意。如今江教授在重庆拆迁事件中被钉子户击败，就说人家是“民粹主义”，这无非说明了受上千年陈腐士大夫传统熏陶的中国知识精英，在市场经济所引导的民主化时代是多么不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