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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盛夏,我们一行冒着酷暑造访了岳麓书院。岳麓书院的建筑显得大气庄重,大体体现了古代读书人所需要的教学、藏书、祭祀三种功能。对于中国的文化人来说,岳麓书院是一处栖息心灵的具象的所在。在那个阳光炽烈的午后,我徜徉在这座山间庭院中,感觉到处都有一种草木生长、泉水流淌的声音,心中不由得充满对先贤的怀想。
岳麓书院的历史已逾千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中国出现过的书院何止万数,但恐怕没有哪一家敢像岳麓书院,在大门口挂起这样的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自信中透出几多傲气。200多年前,当书院院长袁明和他的学生张中阶从《左传》与《论语》中各寻出一句,凑成这副对仗很不工整的对子时,一定未曾料到历史是怎样应验的。30余年后,这里走出了近代改革开放“前驱先路”的魏源;40余年后,这里走出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和郭嵩焘,是为一代“中兴名臣”;随后便是变法维新的谭嗣同、唐才常;接踵而来的是一批“走向共和”的仁人志士,如蔡锷、陈天华;120年后,这里又来了一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湘潭籍青年学子……近两个世纪的风云际会,人才辈出,令湖湘为天下瞩目。岳麓书院的卓绝历史,核心的一点,就是这座山间庭院拥有一种文化的内在支撑力。普通人也许会觉得文化离自己很远,而实际上,文化浸润在我们的生活中,极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思维和行动。文化不能决定我们是否活着,却能决定我们怎样活着,活得是否有尊严、有快乐、有美感。
位于正中的讲堂,无疑是岳麓书院的圣殿。这不仅因为讲堂的建筑历史悠久,也在于附着在建筑上的一次又一次上演的文化故事。譬如公元1167年,37岁的朱熹与年仅34岁的张栻在这里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学术会讲,两人同时登坛。会讲的高峰期曾三天三夜不下讲坛。由于两人生存背景不同,师承关系不一,且分属闽学和湖湘学两个不同的派别,在学术观点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一上讲坛便出现对峙,论辩双方互为论敌,气氛剑拔弩张、硝烟弥漫。但两位世界级的大师,并未因学术观点的分歧而贬损对方,相反加深了友谊,通过空前绝后的激烈论辩,各自梳理了思想,拓宽了精神领域。讲台的两壁,摩刻着朱熹手书的“忠、孝、廉、节”四个大字。朱熹的字,不及其文章有名,他对旧经典的注释整理,影响后人很深。记得朱熹曾评价陶渊明,说其不仅宁静致远,且也有“精卫填海”的怒气。过去我一直以为此语最早为鲁迅所说,后来方知出自朱熹之手。一块写着“实事求是”四个字的木匾,自上世纪初一直巍然挂在讲堂醒目的入口,撰写者宾步程,时为湖南工专校长。而台上朱熹、张栻会讲时坐过的两把椅子,更是虚位以待,只要你怀抱朴素的文化真理,拥有足够的文化底蕴,你也可以坐上去,演绎创造的尊严、风险与生趣。
其实,对于岳麓山这样一座文化名山,儒、佛、道集中在一座山上,所承载的文化给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我而言,除了岳麓书院,岳麓山还有两处是我慕名已久、心向往之的,那就是近代史上两位盖世英豪黄兴、蔡锷的墓。不少人喜欢将辛亥革命比作美国独立战争,但在政治人格上可以和华盛顿、杰斐逊一比的,好像也就只有这两位等寥寥数人。在他们的历史中,我看不到为自己名利地位的丝毫考虑。当然,在主流历史的叙述中,黄兴、蔡锷地位不弱,但我总觉得这大抵得益于他们的早死。我是游离于三教之外的人,对于任何一处神祇,都不会起膜拜之感,但黄兴、蔡锷代表着一种精神,因为它的存在,使我得以远远地仰望,生命里涌动一股无形的文化力量。我是如此渴望能够前去敬献一瓣心香,但由于时间关系,最后到底未能如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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