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影响中国的100次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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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涿鹿之战炎黄文明的奠基战

　　涿鹿之战，指的是距今约4600余年前，黄帝部族联合炎帝部族，与东夷集团中的蚩尤部族①在今河北省涿县一带所进行的一场大战。“战争”的目的，是双方为了争夺适于牧放和浅耕的中原地带。它也是我国历史上见于记载的最早的“战争”，对于古代华夏族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转变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①关于蚩尤部落的归属，学术界多认为其为南方苗蛮集团（亦称九夷）的首领。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则认为其属于东夷集团。论据充分，今从之。

　　战争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它本身也随着社会文明的演进而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幼稚到逐渐成熟的发展阶段。早在原始社会中晚期，各个氏族部落之间就发生了基于护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实行血亲复仇目的的武装冲突。由于这类冲突尚不是以掠夺生产资料和从事阶级奴役为宗旨，所以它们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战争，而仅仅是战争的萌芽。但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还是将其通称为“战争”。传说中的神农伐斧燧、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伐蚩尤的涿鹿之战，共工与颛顼之间的战争，就是这类“战争”的历史遗痕。其中尤以涿鹿之战为其最具典型意义者。原始社会中晚期，在当时广袤的地域内逐渐形成了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其中华夏集团以黄帝、炎帝两大部族为核心。它们分别兴起于今关中平原、山西西南部和河南西部。经融合后，遂沿着黄河南北岸向今华北大平原西部地带发展。与此同时，兴起于黄河下游的今冀、鲁、豫、苏、皖交界地区的九夷部落（东夷集团的一支），也在其著名领袖蚩尤的领导下，以今山东为根据地，由东向西方向发展，开始进入华北大平原。这样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之间的一场武装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涿鹿之战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爆发的。

　　据说蚩尤族善于制作兵器，其铜制兵器精良坚利，且部众勇猛剽悍，生性善战，擅长角牴，进入华北地区后，首先与炎帝部族发生了正面冲突。蚩尤族联合巨人夸父部族和三苗一部，用武力击败了炎帝族，并进而占据了炎帝族居住的“九隅”，即“九州”。炎帝族为了维持生存，遂向同集团的黄帝族求援。

　　黄帝族为了维护华夏集团的整体利益，就答应炎帝族的请求，将势力推向东方。这样，便同正乘势向西北推进的蚩尤族在涿鹿地区相遭遇了。当时蚩尤族集结了所属的81个支族（一说72族），在力量上占据某种优势，所以，双方接触后，蚩尤族便倚仗人多势众、武器优良等条件，主动向黄帝族发起攻击。黄帝族则率领以熊、罴、狼、豹、雕、龙、鸮等为图腾的氏族，迎战蚩尤族，并让“应龙高水”，即利用位处上流的条件，在河流上筑土坝蓄水，以阻挡蚩尤族的进攻。

　　“战争”爆发后，适逢浓雾和大风暴雨天气，这很适合来自东方多雨环境的蚩尤族展开军事行动。所以在初战阶段，适合于晴天气环境作战的黄帝族处境并不有利，曾经九战而九败（九是虚数，形容次数之多）。然而，不多久，雨季过去，天气放晴，这就给黄帝族转败为胜提供了重要契机。黄帝族把握战机，在玄女族的支援下，乘势向蚩尤族发动反击。其利用特殊有利的天候——狂风大作，尘沙漫天，吹号角，击鼙鼓，乘蚩尤族部众迷乱、震慑之际，以指南车指示方向，驱众向蚩尤族进攻，终于一举击败敌人，并在冀州之野（即冀州，今河北地区）擒杀其首领蚩尤。涿鹿之战就这样以黄帝族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战后，黄帝族乘胜东进，一直进抵泰山附近，在那里举行“封泰山”仪式后方才凯旋西归。同时“命少皞清正司马鸟师”，即在东夷集团中选择一位能附众的氏族首长名叫少皞清的继续统领九夷部众，并强迫东夷集团同自己华夏集团互结为同盟。

　　这场“战争”的大致经过情况是由神话传说所透露的，因此更具体的细节已无从考索了。但是神话毕竟是历史的投影，曲折地反映了事实的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涿鹿之战堪称为我国古代战争的滥觞。涿鹿之战中，黄帝族之所以取得最后胜利，在于其战争指导比蚩尤族要来得高明。具体而言，即其已开始注意从政治和军事两方面作好战争准备，史称“轩辕氏乃修德振兵”，就是证明。在战争过程中，黄帝族还善于争取同盟者，并能注意选择和准备战场，巧妙利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天候条件，果断及时进行反击，从而一举击败强劲的对手，建立自己对中原地区的控制。相反，蚩尤族方面尽管兵力雄厚，兵器装备优于对手，但由于一味迷信武力，连年对外扩张，“好战必亡”，已预先埋下了失败的种子。在作战指导上，又缺乏对天候条件的应变能力，缺乏对黄帝族的大规模反击的抵御准备，因而最终遭致败绩，丧失了控制中原地区的历史性机遇。

　　涿鹿之战的结果，有力地奠定了华夏集团据有广大中原地区的基础，并起到了进一步融合各氏族部落的催化作用。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部族首领黄帝从此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并被逐步神化。由此可见，涿鹿之战的确为我们中华民族在发轫时期决定日后基本面貌的历史性“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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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鸣条之战“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易·革·彖辞》中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名言。这里所说的“汤”，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治王朝的开基者——商汤天乙。他曾经领导商部族和其他反抗夏王朝残暴统治的同盟部族，运用战争的暴力手段，一举推翻垂死腐朽的夏王朝，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他的所作所为，客观上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合符人民的愿望，因此得到后人的肯定和赞扬。在这场革故鼎新的变革中，鸣条之战是其关键的一着。

　　商，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氏族部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逐渐强盛起来，由夏的属国演变为足以与之抗衡的对手。商汤即位并迁徙部族统治中心到亳地（今河南商丘）后，即积极筹措攻夏立国的大计。当时，夏朝的统治者是桀。他骄侈淫逸，宠用嬖臣，对民众及所属方国部落进行残酷的压榨奴役，引起普遍的憎恨与反对。民众愤慨地诅咒他：“时日易丧，予偕女皆亡”。这表明夏的统治风雨飘摇，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商汤的灭夏战略方针，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制定的。

　　他首先在政治上采取了争取民众和与国的政策，开展了揭露夏桀暴政罪行的政治攻势，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在军事战略上，他在贤臣伊尹、仲元的有力辅佐下，巧妙谋划，“先为不可胜”，逐一翦除夏桀的羽翼，孤立夏后氏，最后一举攻克夏邑。具体地说，他实施了以下几个主要步骤。

　　第一，创造性开展“用间”活动。为了彻底察明夏桀的内部情况，商汤大胆派遣伊尹数次打入夏桀内部，充当间谍，掌握了夏王朝“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的混乱状况。做到知彼知己，然后有针对性实施自己的战略方针。

　　第二，先弱后强，由近及远，翦除夏桀羽翼，完成对其战略包围。当时夏王朝总体力量仍然大于商部族。在这种情况下，商汤不马上正面进攻夏王朝，而采取先弱后强、绝其羽翼的正确方针，为最后决战创造条件。他把第一个打击目标指向夏的属国葛，以替童子复仇的名义起兵灭葛。这不仅翦除了夏桀的一个羽翼，也还大大提高了政治威望。继而他又集中兵力逐次灭亡了韦、顾，并攻灭夏桀最后一个支柱，即实力较强的昆吾。这样商汤就完成了对夏桀的战略包围，打通了最后灭桀的道路。

　　第三，正确选择和把握决战时机。在完成对夏桀的战略包围后，商汤对最后决战仍持十分慎重的态度。几经试探和权衡方才作出决定。俗话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立国近400年的夏王朝，即便已面临灭亡之时，但仍具有相当的实力。当商汤停止向夏桀纳贡以试探其反应时，夏桀即调动九夷之师，准备讨伐商汤。商汤视情马上“谢罪请服，复入职贡”，稳住夏桀，继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不久传来了夏桀诛杀重臣、众叛亲离的消息。商汤乃再行停止向夏桀的贡奉。这次，夏桀的指挥棒完全失灵了，九夷之师不起，有緍氏公开反抗。只有到此时，商汤方才认为伐桀的时机完全成熟，于是果断下令起兵。

　　大约在公元前1766年，商汤正式兴兵伐夏。在战前他隆重举行了誓师活动，一一历举夏桀破坏生产，残酷盘剥压迫民众的罪行。申明自己是秉承天意征伐夏桀，目的是为了拯民于水火之中。商汤还宣布了严格的战场纪律。这番誓师，极大地振奋了士气。

　　战前誓师后，商汤简选良车70乘，“必死”6000人，联合各方国的军队，采取战略大迂回，绕道到夏都以西，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突袭夏都。夏桀仓促应战，西出拒汤，同商汤军队在鸣条（今河南洛阳附近）一带展开战略决战。在决战中，商汤军队奋勇作战，一举击败了夏桀的主力部队，夏桀败退归依于属国三朡（今山东定陶东一带）。商汤发扬速战速决、连续作战的作风，乘胜追击，攻灭了三朡。夏桀穷途末路，率少数残部仓皇逃奔南巢（今安微寿县南），不久病死在那里，夏王朝宣告灭亡。商汤回师西亳（今河南偃师西），召开了众多诸侯参加的“景亳之命”大会，得到3000诸侯的拥护，取得了天下其主的地位。就这样，在夏王朝的废墟之上，一个新的强盛的统治王朝——商建立了起来。

　　商汤“革命”是政治上的一项进步之举，鸣条之战则是我国军事历史上一篇辉煌的杰作。它是中国古代通过“伐谋”、“伐交”、“伐兵”、“用间”的全面运用，最终达到战争速胜的最早的成功战例，对于后世战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构筑，都产生过相当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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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牧野之战“牧野洋洋，……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期清明”

　　牧野之战，就是商周之际周武王在吕望等人辅佐下，率军直捣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在牧野（今淇县以南卫河以北地区）大破商军、灭亡商朝的一次战略决战。

　　商汤所建立的商王朝，历经初兴、中衰、复振、全盛、寖弱诸阶段后，到了商纣王（帝辛）即位时期，已步入了全面危机的深渊。在封王的统治下，殷商王朝政治腐败、刑罚酷虐，连年对外用兵，民众负担沉重，痛苦不堪；贵族内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混乱局面。

　　与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商王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的西方属国——周的国势正如日当中、蒸蒸日上。公刘、古公亶父、王季等人的积极经营，使周迅速强盛起来，其势力伸入江、汉流域。文王姬昌即位后，任用熟悉商朝内部情况的贤士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积极从事伐纣灭商的宏伟大业。

　　文王为牧野之战的展开、“翦商”大业的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政治上他积极修德行善，裕民富国，广罗人才，发展生产，造成“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的清明政治局面。他的“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政策，赢得了人们的广泛拥护，巩固了内部的团结。在修明内政的同时，他向商纣发起了积极的政治、外交攻势：请求商纣“去炮烙之刑”，争取与国，最大限度孤立商纣。文王曾公平地处理了虞、芮两国的领土纠纷，还颁布“有亡荒阅”（搜索逃亡奴隶）的法令，保护奴隶主们的既得利益。通过这些措施，文王扩大了政治影响，瓦解了商朝的附庸，取得了“伐交”斗争的重大胜利。

　　在处理商周关系上，文王表面上恭顺事商，以麻痹纣王。

　　他曾率诸侯朝觐纣王，向其显示所谓的“忠诚”。同时大兴土木，“列侍女，撞钟击鼓”，装出一副贪图亨乐的样子，欺骗纣王，诱使其放松警惕，确保灭商准备工作能够在暗中顺利地进行。

　　在各方面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之后，文王在吕尚的辅佐下，制定了正确的伐纣军事战略方针。其第一个步骤，就是翦商羽翼，对商都朝歌形成战略包围态势。为此，文王首先向西北和西南用兵，相继征服犬戎、密须、阮、共等方国，消除了后顾之忧。接着，组织军事力量向东发展，东渡黄河，先后翦灭黎、邘、崇等商室的重要属国，打开了进攻商都——

　　朝歌的通路。至此，周已处于“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有利态势，伐纣灭商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文王在完成翦商大业前夕逝世，其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他即位后，继承乃父遗志，遵循既定的战略方针，并加紧予以落实：在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与诸侯结盟，向朝歌派遣间谍，准备伺机兴师。

　　当时，商纣王已感觉到周人对自己构成的严重威胁，决定对周用兵。然而这一拟定中的军事行动，却因东夷族的反叛而化为泡影。为平息东夷的反叛，纣王调动部队倾全力进攻东夷，结果造成西线兵力的极大空虚。与此同时，商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呈现白炽化，商纣饰过拒谏，肆意胡为，残杀王族重臣比干，囚禁箕子，逼走微子。武王、吕尚等人遂把握这一有利战机，决定乘虚蹈隙，大举伐纣，一战而胜。

　　公元前1027年（一说前1057年）正月，周武王统率兵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万5千人，浩浩荡荡东进伐商。同月下旬，周军进抵孟津，在那里与反商的庸、卢、彭、濮、蜀（均居今汉水流域）、羌、微（均居今渭水流域）、髳（居今山西省平陆南）等方国部落的部队会合。武王利用商地人心归周的有利形势，率本部及协同自己作战的方国部落军队，于正月二十八日由孟津冒雨迅速东进。从汜地（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渡过黄河后，兼程北上，至百泉（今河南辉县西北）折而东行，直指朝歌。周师沿途没有遇到商军的抵抗，故开进顺利，仅经过6天的行程，便于二月初四拂晓抵达牧野。

　　周军进攻的消息传至朝歌，商朝廷上下一片惊恐。商纣王无奈之中只好仓促部署防御。但此时商军主力还远在东南地区，无法立即调回。于是只好武装大批奴隶，连同守卫国都的商军共约17万人（一说70万，殊难相信），由自己率领，开赴牧野迎战周师。

　　二月初五凌晨，周军布阵完毕，庄严誓师，史称“牧誓”。武王在阵前声讨纣王听信宠姬谗言，不祭祀祖宗，招诱四方的罪人和逃亡的奴隶，暴虐地残害百姓等诸多罪行，从而激发起从征将士的敌忾心与斗志。接着，武王又郑重宣布了作战中的行动要求和军事纪律：每前进六步、七步，就要停止取齐，以保持队形；每击刺四、五次或六、七次，也要停止取齐，以稳住阵脚。严申不准杀害降者，以瓦解商军。

　　誓师后，武王下令向商军发起总攻击。他先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即让吕尚率领一部分精锐突击部队向商军挑战，以牵制迷惑敌人，并打乱其阵脚。商军中的奴隶和战俘心向武王，这时便纷纷起义，掉转戈矛，帮助周帅作战。武王乘势以“大卒（主力）冲驰帝纣师”，猛烈冲杀敌军。于是商军十几万之众顷刻土崩瓦解。纣王见大势尽去，于当天晚上仓惶逃回朝歌，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周军乘胜进击，攻占朝歌，灭亡商朝。尔后，武王分兵四出，征伐商朝各地诸侯，肃清殷商残余势力。

　　周军取得牧野之战的彻底胜利决非偶然。首先是周文王、周武王长期正确运用“伐谋”、“伐交”策略的结果。它起到了争取人心，翦敌羽翼，麻痹对手，建立反商统一战线的积极效果。其次，是做到了正确选择决战的时机，即乘商师主力远征东夷未还，商王朝内部分崩离析之时，果断地统率诸侯联军实施战略奔袭，从而使敌人在战略、战术上均陷于劣势和被动，未暇作有效的抵抗。第三，适时展开战前誓师，历数商纣罪状，宣布作战行动要领和战场纪律，鼓舞士气，瓦解敌人。第四，在牧野决战的作战指挥上，善于做到奇正并用，予敌以巧妙而猛烈的打击，使之顷刻彻底崩溃。

　　商纣王之所以迅速败亡，根本的原因自然是因为殷商统治集团政治腐朽，横行暴敛，严刑酷法，导致丧尽民心，众叛亲离。其次是对东方进行长期的掠夺战争，削弱了力量，且造成军事部署的失衡。三是殷商统治者对周人的战略意图缺乏警惕，放松戒备，自食恶果；四是作战指挥上消极被动，无所作为。加上军中那些临时仓促征发的奴隶阵上起义，反戈一击，其一败涂地也就不可避免了。

　　牧野之战是我国古代车战初期的著名战例，它终止了殷商王朝的六百年统治，确立了周王朝对中原地区的统治秩序，为西周奴隶制礼乐文明的全面兴盛开辟了道路，对后世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其所体现的谋略和作战艺术，也对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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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繻葛之战“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消亡

　　周桓王十三年（公元前707年）爆发的繻葛之战，是春秋初期郑国为称霸中原，在繻葛（今河南长葛北）大败周室联军的一次反击作战，也是历史进入东周后，周室衰弱，诸侯国崛起，不听从天子之命，竞相争霸在军事领域中的最显著标志之一。

　　春秋初年，东迁洛邑的周天子虽然名义上仍保留着天下共主的地位，但实际上势力已一落千丈，其直接统治的地区日趋狭小，根本号令不了其他诸侯。在这种“礼崩乐坏”的形势下，一些诸侯就乘机脱颖而出，觊觎和争夺霸主地位，其中地处中原腹心的郑国，在这场斗争中首先崛起，成为当时诸侯中最具实力和威望的一国。

　　郑国虽迟至西周后期始分封立国，但由于其开国君主郑桓公为周厉王的幼子，与周王室关系亲近，因而一直为周王室所倚重，被委以为王室卿士，主持周室中枢大政。加上郑桓公当年将国内民众由关中地区迁到今河南省新郑县一带，占有了四通八达的天下形胜之地，故国势蒸蒸日上，成为诸侯列国中举足轻重的力量。

　　郑庄公继位后，凭借国力强盛，又身为周室权臣的有利条件，竭力扩充领地，侵伐诸侯，进一步增强郑国的实力。在军事外交上，他的主要策略和手段是，拉拢齐、鲁两国，打击和削弱卫、宋、陈、蔡四国，并灭亡了许国，造就了“小霸”的局面。

　　随着政治、军事实力的增长，郑庄公对周王室的态度也越来越变得倨傲不羁，不把王命再放在眼里。这样一来，周郑之间的矛盾就变得尖税起来，繻葛之战正是这种矛盾的产物。

　　早在周平王在位时，周郑之间就互不信任，发生了“周郑交质”事件，即周平王的儿子作为人质留在郑国，郑国的公子忽也做为人质住到周都洛邑。到了周桓王继位后，更反感郑庄公的专横跋扈，于是将国政委交给虢公，后来甚至干脆剥夺了郑庄公的卿士地位，并把郑国的部分土地收为己有。

　　郑庄公恼羞成怒，从此不再去朝觐周桓王，两国矛盾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周桓王不能容忍郑庄公的无礼犯上行为，于是便于公元前707年秋天，亲自率领周军和征调来的陈、蔡、卫等诸侯军大举伐郑，一场大战终于在中原战场上爆发了。

　　郑庄公闻报周室联军倾巢而来，便统率大军进行迎击。很快，两军相遇于繻葛。为了赢得决战的胜利，双方都赶紧调兵遣将，布列阵势。周桓王将周室联军分为三军：右军、左军、中军，其中右军由卿士虢公林父指挥，蔡、卫军附属于其中；左军由卿士周公黑肩指挥，陈军附属于内；中军则由桓王亲自指挥。

　　郑军方面针对周室联军这一布阵形势和特点，也相应作了必要而充分的部署。他们将郑军也编组为三个部分：中军、左拒（拒是力阵的意思）和右拒，郑庄公及原繁、高渠弥等人率领中军，祭仲指挥左拒，曼伯统率右拒。准备与周军一决雌雄。

　　交战之前，郑国大夫公子元针对周室联军的组成情况，对敌情进行了正确的分析。他指出，陈国国内正发生动乱，因此它的军队没有斗志，如果首先对陈军所在的周左军实施打击，陈军一定会迅速崩溃；而蔡、卫两军战斗力不强，届时在郑军的进攻之下，也将难以抗衡，先行溃退。鉴于这一实际情况，公子元建议郑军首先击破周室联军薄弱的左右两翼，然后再集中兵力攻击周桓王亲自指挥的周室联军主力——中军。他的建议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因此为郑庄公所欣然接受。

　　另一位郑国大夫高渠弥鉴于以往诸侯联军与北狄作战时，前锋步卒被击破，后续战车失去掩护，以致无法出击而失利的教训，提出了改变以往车兵、步兵的笨拙协同作战方式，编成“鱼丽阵”以应敌的建议。所谓“鱼丽阵”，其特点便是“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即将战车布列在前面，将步卒疏散配置于战车两侧及后方，从而形成步车协同配合、攻防灵活自如的整体。郑庄公是一位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统治者，所以高渠弥的这一战术新建议也被他所采纳了。

　　会战开始后，郑军方面即按照既定作战部署向周室联军主动发起猛烈的进攻：“旗动而鼓”，击鼓而进。郑大夫曼伯指挥郑右军方阵首先攻击周室联军左翼的陈军。陈军果然兵无斗志，一触即溃，逃离战场，周室联军左翼即告解体。与此同时，祭仲也指挥郑军左方阵进攻蔡、卫两军所在的周右翼部队，蔡、卫军的情况也不比陈军好到哪里去，稍经交锋，便纷纷败退。周中军为溃兵所扰，阵势顿时大乱。郑庄公见状，立即摇旗指挥原繁的中军向周中军发动攻击。祭仲、曼伯所分别指挥的郑左右两方阵也乘势合击，猛攻周中军。失去左右两翼掩护协同的周中军无法抵挡郑三军的合击，大败后撤，周桓王本人也身负箭伤，被迫下令脱离战斗。

　　郑军的指挥者见周师溃退，十分振奋。祝聃等人遂建议立即追击，扩大战果，但为郑庄公所拒绝。他的看法是“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凌天子乎？”于是战场便这样沉寂了下来。

　　郑庄公这么做的含意便是，周天子地位虽已今非昔比，但威望犹在，不可过分冒犯，以致引起其他诸侯国的敌视和作对。

　　为此，当晚他还委派祭足去周营慰问负伤的周桓王，以缓和两国间的尖锐矛盾。

　　郑军取得这次作战胜利的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是正确地选择了作战主攻方向，制定了合理的进攻程序。因为周室联军的两翼都很薄弱，尤其是作为左翼的陈军力量最单薄。

　　郑军先攻其左翼，后攻其右翼，再集中兵力攻打其中军的作战指挥，恰好击中周室联军军阵的薄弱环节，从而取得作战胜利。第二，是正确地运用了先进的战法。它所创的“鱼丽阵”，使战车和步卒能够较好地配合协同，使得郑军的战斗力大大提高，制囿于传统车战战术的周室联军被动失败的境地。

　　第三，是适时把握进退尺度，在战斗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及时停止追击，既争取了政治上的主动，也保有了军事上的胜利成果。

　　繻葛之战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政治上它使得周天子威信扫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传统从此消亡。军事上，“鱼丽之阵”的出现，使中国古代车阵战法逐渐趋向严密、灵活，有力地推动了古代战术的革新和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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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长勺之战以静制动，以弱胜强的不朽典范

　　长勺之战，发生于周庄王十三年（公元前684年）春天，它是春秋初年齐鲁两个诸侯国之间进行的一场车阵会战，也是我国历史上后发制人，以弱胜强的一个著名战例。

　　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起，我国历史进入了诸侯兼并、大国争霸的春秋时代。齐国和鲁国都是西周初年分封的重要诸侯国，又互相毗邻，在当时的动荡局面下，不免发生各种矛盾，而矛盾冲突的激化，又势必造成两国间兵戎相见的结果，长勺之战正是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当时的鲁国据有今山东西南部地区，都城曲阜（今山东曲阜），它较多地保留了宗周社会的礼乐传统，在春秋诸国中居于二等地位，疆域和国力较之齐国，均处于相对的劣势。至于齐国，则是姜太公吕望的封地，辖有今山东东北部地区的广大地域，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那里土地肥沃，又富渔盐之利，太公立国后，推行“因其俗，简其礼”、“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举贤而上功”、“修道法”、礼法并用等一系列正确政策，因而经济发达，实力雄厚，自西周至春秋，一直成为东方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国。长勺之战就是在这种齐强鲁弱的背景下爆发的。

　　公元前686年冬，齐国宫廷内部发生了一场动乱。齐襄公的堂弟公孙无知杀死襄公，自立为君。几个月后，齐臣雍廪又杀死了公孙无知，这样，齐国的君位便空置了起来。当时流亡在外的公子小白和其兄公子纠都想乘机回国继承君位，于是就发生了一场君位争夺斗争。结果，是公子小白捷足先登，率先入国抢占了君位，他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齐桓公。而公子纠则时运不佳，在这场权力争夺中丢掉了自己的性命，其重要谋臣管仲也被罗致到齐桓公的手下，后来成为齐桓公霸业的重要奠基者。

　　鲁国在这场齐国内部斗争中，是站在公子纠一边的，并曾经公开出兵支持公子纠回国争夺君位。但结果是乾时一战，损兵折将，大败而归。鲁国的所作所为，导致齐鲁之间矛盾的进一步激化，齐桓公本人对此更是耿耿于怀，不肯善罢甘休，这终于酿成了长勺之战的爆发。

　　公元前684年春，齐桓公在巩固了君位之后，自恃实力强大，不顾管仲的谏阻，决定兴师伐鲁，以报复鲁国一年以前支持公子纠复国的宿怨，企图一举征服鲁国，向外扩张齐国的势力。

　　当时鲁国执政的是鲁庄公，他闻报齐军大举来攻，决定动员全国的力量，同齐军一决胜负。

　　就在鲁庄公准备发兵应战之时，鲁国有一位名叫曹刿的人认为当政者庸碌无能，未能远谋。他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国家遭受齐国军队的蹂躏，因而入见庄公，要求参与战事。

　　曹刿询问庄公依靠什么同齐国作战。鲁庄公说，对于衣物食品之类的东西，总是要分赐给臣下，不敢独自享用。曹刿指出，这样做不过是小恩小惠，不能施及全国，民众是不会出力作战的。鲁庄公又说，自己对神明是很虔敬的，祭祀天地神明的祭品从不敢虚报，很守信用。但曹刿认为，对神守点小信，未必能感动神明，神也是不会降福的。鲁庄公想了一下又补充道，自己对待民间的大小狱讼，虽然不能做到明察秋毫，但是必定准情度理地予以处理。曹刿这时才说，这倒是尽到了君主的责任，为老百姓办了好事，具备了同齐国决一胜负的基本条件了。为此，他请求随同鲁庄公奔赴战场，鲁庄公允诺了他的这一请求，让他和自己同乘一车前往长勺。

　　鲁军根据齐强鲁弱的客观形势，在长勺（今山东曲阜北，一说莱芜东北）迎击来犯的齐车。两军都摆开了决战的态势，待布阵完毕后，鲁庄公准备传令擂鼓出击齐军，希望能够先发制人。曹刿见状赶忙加以劝止，建议庄公坚守阵地，以逸待劳，伺机破敌，鲁庄公接受了曹刿的这一建议，暂时按兵不动。齐军方面求胜心切，凭恃强大的兵力优势，主动向鲁军发起猛烈的进攻。但它接连三次的出击都在鲁军的严密防御之下遭到了挫败，未能达到先发制人的作战目的，反而造成自己战力衰落，斗志沮丧。曹刿见时机已到，建议庄公果断进行反击。庄公听从他的意见，传令鲁军全线出击。鲁军于是凭借高昂的士气，一鼓作气，迅猛英勇地冲向敌人，冲垮齐军的车阵，大败齐军。庄公见到齐军败退，急欲下令发起追击，又被曹刿所劝阻。曹刿下车仔细察看，发现齐军的车辙的痕迹紊乱；又登车远望，望到齐军的旗帜东倒西歪，判明了齐军确是败溃，这才建议鲁庄公实施追击。庄公于是下令追击齐军，进一步重创齐军，将其赶出了鲁国国境，鲁军至此取得了长勺之战的最终胜利。

　　战争结束后，鲁庄公向曹刿询问是役取胜的原委。曹刿回答说：“用兵打仗所凭恃的是勇气。第一次击鼓冲锋时，士气最为旺盛；第二次击鼓冲锋，士气就衰退了；等到第三次击鼓冲锋，士气便完全消失了。齐军三通鼓罢，士气已完全丧尽，而相反我军士气却正十分旺盛，这时实施反击，自然就能够一举打败齐军”。接着曹刿又说明未立即发起追击的原因：齐国毕竟是实力强大的国家，不可等闲视之，而要谨防其佯败设伏，以避免己方不应有的失利。后来看到他们的车辙紊乱，望见他们的旌旗歪斜，这才大胆地建议实施战场追击。一番话说得鲁庄公心悦诚服，点头称是。

　　从曹刿战前决策、战场指挥和战后分析的诸多言行里，我们可以看到鲁军取得长勺之战的胜利乃有其必然性。鲁国统治者在战前进行了“取信于民”的政治准备，为展开军事行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作战中，鲁庄公又能虚心听取曹刿的正确作战指挥意见，遵循后发制人、敌疲我打、持重相敌的积极防御、适时反击的方针，正确地选择战场，正确地把握反攻和追击的时机，从而牢牢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赢得战役的重大胜利。可见，长勺之战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它却正确地反映了弱军对强军作战的基本规律和原则。因此，一直为历代兵家所称道。

　　长勺之战是齐桓公争霸斗争史上一次少有的挫折，也是鲁齐长期斗争中鲁国的一次罕见的胜利。它对齐桓公调整完善自己的争霸战略方针具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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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泓水之战撞破旧“军礼”迷恋者梦幻的警钟

　　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初冬发生的泓水之战，是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进行的一次作战，也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因思想保守、墨守成规而导致失败的典型战例之一。

　　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去世后，各国诸侯顿时失去了一匡天下的领导人，成为一片散沙。齐国因内乱而中衰，晋、秦也有各自的苦衷，暂时无力过问中原。这样，长期以来受齐桓公遏制的南方强国——楚国，就企图乘机进入中原，攫取霸权。素为中原列国目为“蛮夷之邦”的楚国的北进势头，引起中原诸小国的忐忑不安，于是一贯自我标榜仁义的宋襄公，便想凭藉宋为公国、爵位最尊的地位以及领导诸侯平定齐乱的余威，出面领导诸侯抗衡楚国，继承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并进而伺机恢复殷商的故业。可是在当时，宋国的国力远远不逮楚国，宋襄公这种不自量力的做法，造成宋楚间矛盾的高度激化，楚国对当年的齐桓公是无可奈何的，但这时对付宋襄公却是游刃有余，所以它处心积虑要教训宋襄公，结果终于导致了泓水之战的爆发。

　　且说宋襄公专心致志争当盟主，虽然雄心勃勃，但毕竟国力有限，因此只能单纯模仿齐桓公的做法，以“仁义”为政治号召，召集诸侯举行盟会，藉以抬高自己的声望。可是他的这套把戏，不仅遭到诸多小国的冷遇，更受到楚国君臣的算计。在盂地（今河南省睢县西北）盟会上，宋襄公拒绝事前公子目夷提出的多带兵车，以防不测的建汉，轻车简从前往，结果为“不讲信义”的楚成王手下的军队活捉了起来。

　　楚军押着他乘势攻打宋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幸亏太宰子鱼率领宋国的军民进行顽强的抵抗，才抑制了楚军的攻势，使其围攻宋都数月而未能得逞。后来，在鲁僖公的调停之下，楚成王才将宋襄公释放回国。

　　宋襄公遭此奇耻大辱，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他既痛恨楚成王的不守信义，更愤慨其他诸侯国见风使舵，背宋亲楚。他自知军力非楚国之匹，暂时不敢主动去惹犯它；而是先把矛头指向臣服于楚的郑国，决定兴师讨伐它，以显示一下自己的威风，挽回自己曾为楚囚俘的面子。大司马公孙固和公子目夷（宋襄化的庶兄）都认为攻打郑国会引起楚国出兵干涉，劝阻宋襄公不要伐郑。可是宋襄公却振振有词为这一行动进行辩护：“如果上天不嫌弃我，殷商故业是可以得到复兴的。”

　　执意伐郑。郑文公闻讯宋师大举来攻，立即求救于楚。楚成王果然迅速起兵伐宋救郑。宋襄公得到这个消息，才知道事态十分严重，不得已被迫急忙从郑国撤军。

　　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十月底，宋军返抵宋境。

　　这时楚军犹在陈国境内向宋国挺进途中。宋襄公为阻击楚军于边境地区，屯军泓水（涡河的支流，经今河南商丘、柘城间东南流）以北，以等待楚军的到来。十一月初一，楚军进至泓水南岸，并开始渡河，这时宋军已布列好阵势。宋大司马公孙固鉴于楚宋两军众寡悬殊，但宋军已占有先机之利的情况，建议宋襄公把握战机，乘楚军渡到河中间时予以打击。

　　但是却为宋襄公所断然拒绝，从而使楚军得以全部顺利渡过泓水。楚军渡河后开始布列阵势，这时公孙固又奉劝宋襄公乘楚军列阵未毕、行列未定之际发动攻击，但宋襄公仍然不予接受。一直等到楚军布阵完毕，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宋襄公这才击鼓向楚军进攻。可是，这时一切都已经晚了，弱小的宋军哪里是强大楚师的对手，一阵厮杀后，宋军受到重创，宋襄公本人的大腿也受了重伤，其精锐的禁卫军（门官）悉为楚军所歼灭。只是在公孙固等人的拼死掩护下，宋襄公才得以突出重围，狼狈逃回宋国。泓水之战就这样以楚胜宋败降下帷幕。

　　泓水之战后，宋国的众多大臣都埋怨宋襄公实在糊涂。可是宋襄公本人并不服气，在那里振振有词为自己的错误指挥进行辩解。说什么“君子不重伤”（不再伤害受伤的敌人），“不禽二毛”（不捕捉头发花白的敌军老兵），“不以阻隘”（不阻敌人于险隘取胜），“不鼓不成列”（不主动攻击尚未列好阵势的敌人）。可见其执迷不悟到了极点，因而遭到公子目夷等人的严厉批评。第二年夏天，宋襄公因腿伤过重，带着满脑子“仁义礼信”的陈旧用兵教条死去了，他的争当霸主的夙愿，也有如昙花一现似的，就此烟消云散了。

　　泓水之战规模虽不很大，但是在中国古代战争发展史上却具有一定的意义。它标志着商周以来以“成列而鼓”为主要特色的“礼义之兵”行将寿终正寝，新型的以“诡诈奇谋”为主导的作战方式正在崛起。所谓的“礼义之兵”，就是作战方式上“重偏战而贱诈战”，“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它是陈旧的密集大方阵作战的必然要求，但是在这时，由于武器装备的日趋精良，车阵战法的不断发展，它已开始不适应战争实践的需要，逐渐走向没落。宋襄公无视这一情况的变化，拘泥于“不鼓不成列”“不以阻隘”等旧兵法教条，遭致悲惨的失败，实在是不可避免的。这正如《淮南子》所说的那样：“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

　　总而言之，在泓水之战中，尽管就兵力对比来看，宋军处于相对的劣势，但如果宋军能凭恃占有泓水之险这一先机之利，采用“半渡而击”灵活巧妙的战法，先发制人，是有可能以少击众，打败楚军的。遗憾的是，宋襄公奉行“蠢猪式的仁义”（毛泽东语），既不注重实力建设，又缺乏必要的指挥才能，最终覆军伤股，为天下笑。

　　当然在宋国臣僚中，也不是人人都像宋襄公这般迂腐的。

　　公孙固等人的头脑就比较清醒。他们关于乘楚军半渡泓水而击的方略和乘楚军“济而未成列而击”的建议，体现了“兵者，诡道”、“攻其无备”的进步作战思想，从而为后世兵家所借鉴运用。如孙子就把“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定为“处水上之军”的重要原则之一。至于实践中以“半渡击”取胜的事例更是比比皆是，柏举之战中夫概清发水半渡击大败楚军就是典型一例。

　　泓水之战的结果使得宋国从此一蹶不振，楚势力进一步向中原扩展，春秋争霸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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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假途灭虢之战“必胜之兵必隐”

　　假途灭虢之战，是春秋初年晋国诱骗虞国借道，一石双鸟，先后攻灭虢、虞两个小国的一次作战。这次战争的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却揭示了军事斗争的一些重要规律，给后世留下重要的启示和教益。

　　春秋初期，诸侯并立，兼并无已。位处中原地带的晋国，在这场弱肉强食的大混战中不断兼并征服小国，势力迅速崛起。晋献公在位期间，又把其南面的两个小国——虢国和虞国预定为吞并的目标。

　　可是，晋国要顺利实现这一目的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虢、虞两国虽然地狭人稀，国力弱小，但却是同姓毗邻，结有同盟。晋国同其中任何一国开启战端，都意味着要同时和两国之师相抗衡。如何拆散虢、虞两国的同盟关系，使自己避免陷于两线作战，这乃是晋国在吞并两国军事行动中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终于，晋国大夫荀息想出了一条一箭双雕的妙计：即用厚礼重宝贿赂收买虞公，拆散虢、虞之间的同盟，向虞国假道攻打虢国，待虞国中计、虢国败亡后再图后举。晋献公听了荀息这一献计后，认为计谋很好，但是还存在有一定的顾虑，一是有些舍不得自己的珍宝，二是忌惮虞国那位贤臣宫之奇会揭穿晋国的用心。针对晋献公的犹豫，荀息一一予以妥善的解释，指出送珍宝给虞国，等于是将它暂时存放在那里，迟早还将收回；至于宫之奇，虽有些能耐，但他的意见虞公不一定会采纳，未足为惧。一番话打消了献公的最后顾虑，他决定依照荀息的计谋展开行动。

　　不久，荀息携带着良马、美玉等奇珍异宝出使虞国。到了那里后，即晋见虞公，献上珍宝，并向虞公正式提出借道攻虢的要求。虞公既贪利收下了良马、美玉，又不敢轻易开罪于晋国，于是便应允晋国军队通过虞国土地去征伐虢国，并表示愿意出兵协助晋国作战。宫之奇认为此事大为不妥，在一旁加以谏阻，但虞公根本听不进去，只是一意孤行，硬朝着晋人的圈套里钻去。

　　公元前658年夏，晋大夫里克、荀息统率晋国军队通过虞国的土地去攻打虢国，虞公践约派出军队同晋军会师，然后协同晋军展开军事行动。晋军在虞军的积极配合下，进展顺利，很快攻占了虢国的下阳（今山西平陆境），一举控制了虢、虞之间的战略要地，并通过此事进一步摸清了虢、虞两国的虚实，为下一步行动创造了条件。

　　时隔3年，晋献公又一次向虞国提出了借道伐虢的要求。

　　这时虞国大夫宫之奇更透彻地看清了“假道”背后所包藏的险恶用心。指出“虢国如果灭亡，虞国必然跟着完蛋”。警告虞公“晋不可启，寇不可玩”。力图以虢、虞两国“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利害关系劝阻虞国假道于晋。可是虞公利欲熏心，根本不采纳宫之奇的建议，反而以晋为自己的同姓国，必不会害己作理由，又答应了晋国借道的要求。宫之奇见虞国灭亡近在旦夕，为避祸计，便率领族人逃离了虞国。

　　这次晋献公亲自统军借道虞国攻打虢国，声势远较前一次为大，可见其志在必得。晋军进展迅速，很快兵临虢都上阳（今河南陕县境）城下，加以团团围困。虢国弱小无援，数个月后即为晋军所灭，虢公丑仓皇逃奔京师（今洛阳）。晋军随即凯旋回师，行经虞地驻扎时，即乘其不备发动突然袭击，生俘虞公，轻而易举地灭亡了虞国，最终达到了吞并两国的目的。

　　晋军的胜利，在于它能够做到“必胜之兵必隐”这一点，以借道的假象巧妙掩盖自己各个攻灭虢、虞的真实企图。“兵不厌诈”，晋国君臣深谙此中奥秘，故能确保自己以强击弱、以大攻小战略意图的实现。在行施“借道”这一计谋过程中，晋国君臣还能针对虞公贪利爱财的弱点，诱之以利，迷惑其心智，使敌人始终由自己牵着鼻子走，无所作为。

　　虞国的失败，首先是国力、军力远不逮人，故成为晋国敢于觊觎的对象。其次是其最高统治者虞公昏聩庸劣，贪图眼前小利，破坏与虢国的战略同盟关系；又文过饰非，拒纳谏言，终于引狼入室，自取咎殃。第三，与上两点相联系的是，虞国对晋国灭虢后的战略新动向毫无察觉，放松警惕，不作戒备，以至晋军发动突然袭击之时，无暇抵抗，束手就擒。

　　假道灭虢之战体现了相当丰富深刻的军事斗争艺术，因此受到历代兵家的广泛重视。著名兵书《三十六计》还曾将它立为一计，以概括军事斗争中这样一条重要规律：战争指导者有意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利用敌人贪利、畏怯等弱点，借攻击第三者为由，顺势渗透自己的势力，控制对方。一俟时机成熟，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攻击，一举消灭或制服对手，达到一石两鸟的目的。

　　在历史上，假道伐虢也经常为一些人所仿效，而成为强兼弱、大吞小过程中所惯用的策略手段。比如公元963年，北宋赵匡胤“假道荆湖”，袭占荆、湖，并灭南平、武平两地割据势力，就是显著一例。当然，此战中所反映的唇亡齿寒的另一层道理，也为后世弱国联合以抗击强国的斗争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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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城濮之战“退避三舍，后发制人”

　　俗话说“先下手为强，后动手遭殃”。在军事上，“先发制人”也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早在《左传》中便有“先人有夺人之心”的提法，后人也多强调“兵贵先”、“宁我薄人，无人薄我”，意思都是主张争取作战中的先机之利。

　　可是，事情并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后发制人”也是军事斗争的重要手段，它与“先发制人”之间存在着辩证的统一。其实质便是积极防御，即以防御为手段，以反攻为目的的攻势防御，它常常成为较弱一方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春秋时期的晋楚城濮之战，就是历史上这方面的典型战例之一。

　　城濮之战发生于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它是春秋时期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进行的第一次战略决战。在这场战争中，楚军在实力上占有优势，但是由于晋军善于“伐谋”、“伐交”，并在战役指导上采取了正确的扬长避短、后发制人的方针，从而最终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楚军，“取威定霸”，雄踞中原。

　　春秋时期，大国争霸，最先崛起的是东方的齐国。齐桓公死后，齐国内乱不已，霸业遂告中衰。这时，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楚国乘机向黄河流域扩展势力，并在泓水之战中挫败宋襄公图霸的企图，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展到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控制了郑、蔡、卫、宋、鲁等众多中小国家。

　　正当楚国势力急剧向北发展的时候，在今山西、河南北部、河北西南一带的晋国也兴盛了起来。公元636年，长期流亡在外的晋公子重耳历尽艰辛，终于回国即位，是为晋文公。他执政后，对内修明政治，任贤使能，发展经济，崇俭省用，整军经武；对外高举“尊王”旗帜，争取与国，从而逐步具备了争夺中原霸权的强大实力。

　　晋国的壮大崛起，引起了楚国的严重不安。两国之间的矛盾因此日趋尖锐。而围绕对宋国的控制权，终于导致了这一冲突的全面激化。

　　公元前634年，鲁国因和曹、卫两国结盟，几度遭到齐国的进攻，便向楚国请求援助。而泓水之战后被迫屈服于楚的宋国，这时看到晋文公即位后晋国实力日增，也就转而依附晋国。楚国为了维持自己在中原的优势地位，便出兵攻打齐、宋，并想借此来扼制晋国势力的东进和南下。而晋国也不甘心长期局促于黄河以北一带，于是便利用这一机会，以救宋为名，出兵中原。

　　公元前633年冬，楚成王率领楚、郑、陈、蔡多国联军进攻宋国，围困宋都商丘。宋成公于危急中派大司马公孙固到晋国求救。晋国大夫先轸认为这正是“报施救患，取威定霸”的良机，力主晋文公出兵。但是，当时晋、宋之间隔着曹、卫两国，劳师远征，有侧背遇敌的危险；况且楚军实力强大，正面交锋也无必胜把握。正当晋文公为此踌躇犹豫之际，狐偃进而向晋文公提出建议：先攻打曹、卫两国，调动楚军北上，以解救宋国，这样就坚定了晋文公出兵的决心。战略方针确定后，晋国君臣随即进行了战前准备，将原来的两个军扩编为上中下三个军，并任命了一批比较优秀的贵族官吏出任各军的将领。

　　准备就绪后，晋文公遂于公元前632年1月统率大军渡过黄河，进攻卫国，很快占领了整个卫地。接着，晋军又向曹国发起了攻击，三月间，攻克了曹国都城陶丘（今山东定陶），俘虏了曹国国君曹共公。

　　晋军攻打曹、卫两国，原来的意图是想引诱楚军北上，然而楚军却不为所动，依然全力围攻宋都商丘。于是宋国又派门尹般向晋告急求援。这就使得晋文公感到进退为难：如不出兵驰援，则宋国力不能支，一定会降楚绝晋，损害自己称霸中原的计划；但若出兵驰援，则原定诱使楚军于曹、卫之地决战的战略意图便将落空，且己方兵力有限，在远离本土情况下与楚军交战恐难以取胜。为此，晋文公再度召集大臣进行商议。先轸仔细分析了形势，建议让宋国表面上同晋国疏远，然后由宋国出面，送一份厚礼给齐、秦两国，由他们去请求楚军撤兵。同时晋国把曹、卫的一部分土地赠送给宋国，以坚定宋国抗楚的决心。楚国同曹、卫本来是结盟的，如今看到曹、卫的土地为宋所占，必定会拒绝齐、秦的劝解。齐、秦既接受了宋国的厚礼，这时便会抱怨楚国不听劝解，从而同晋国站在一起，出兵与楚国作战。晋文公对此计颇为赞赏，马上一一施行。楚成王果然拒绝了齐、秦的调停，而齐、秦见楚国不给自己面子，也大为恼怒，便出兵助晋。齐、秦都是当时的大国，他们放弃中立立场，使得晋、楚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楚成王看到晋、齐、秦三大国结成联盟，形势明显不利于己。就主动把楚军撤退到楚国的申地（今河南南阳），并命令戍守穀邑的大夫申叔迅速撤离齐国，要求令尹子玉将楚军主力撤出宋国，避免与晋军冲突。他告诫子玉，晋文公非等闲人物，不可小觑，凡事要量力而行，适可而止，知难而退。

　　但是子玉却骄傲自负，根本听不进楚成王的劝告，仍坚决要求楚成王允许他与晋军决战，以消弥有关他指挥无能的流言，并请求楚成王增调兵力。楚成王优柔寡断，同意了子玉的决战请求，希冀他侥幸取胜；但是又不肯给子玉增拔充足的决战兵力，只派了西广、东宫和若敖之六卒等少量兵力前往增援。

　　子玉得到了楚成王增派的这部分援兵后，更加坚定了他同晋军作战的决心。为了寻找决战的借口，他派遣使者宛春故意向晋军提出了一个“休战”的条件：晋军撤出曹、卫，让曹、卫复国，楚军则解除对宋都的围困，撤离宋国。子玉这一招不怀好意，实际上是要让晋国放弃争霸中原、号令诸侯的努力。但晋文公棋高一着，采纳了先轸更为高明的对策：一方面将计就计，以曹、卫同楚国绝交为前提条件，私下答应让曹、卫复国。另外扣留了楚国的使者宛春，以激怒子玉来寻战。子玉眼见使者被扣，曹、卫叛己附晋，果然恼羞成怒，倚仗楚、陈、蔡联军兵力的优势，气势汹汹地扑向晋军，寻求战略决战。

　　晋文公见楚军向曹都陶丘逼近，为了避开楚军的锋芒，选择有利的决战时机，诱敌深入，后发制人，遂下令部队主动“退避三舍”，撤到预定的战场——城濮（今河南濮城）一带。

　　晋军的“退避三舍”，实际上是晋文公谋略胜敌的重要一着妙棋，它在政治上争得了主动——“君退臣犯，曲在彼矣”，赢得了舆论上的同情。在军事上造就了优势——便于同齐、秦等盟国军队会合，集中兵力；激发晋军将士力战的情绪；先据战地，以逸待劳等等。从而为晋军后发制人，夺取决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晋军的主动后撤，楚军中不少人都感到事有蹊跷，主张持重待机，停止追击。然而刚愎自用的子玉却认为这正是聚歼晋军，夺回曹、卫的大好时机，挥兵跟踪追至城濮。

　　晋军在城濮驻扎下来，齐、秦、宋诸国的军队也陆续抵达和晋军会合。晋文公检阅了部队，认为士气高昂、战备充分，可以同楚军一战。楚军方面，决战的准备也在积极进行之中，子玉将楚军和陈、蔡两国军队分成中、左、右三军。中军为主力，由他本人直接指挥；右翼军由陈、蔡军队组成，战斗力薄弱，由楚将子上统率；左翼军也是楚军，由子西指挥。

　　公元前632年4月4日，城濮地区上空战云弥漫，晋楚两军在这里展开了一场战车大会战。在决战中，晋军针对楚中军较强、左右两翼薄弱的部署态势，以及楚军统帅子玉骄傲轻敌、不谙虚实的弱点，采取了先击其翼侧，再攻其中军的作战方针，有的放矢发动进攻。晋下军佐将胥臣把驾车的马匹蒙上虎皮，出其不意地首先向楚军中战斗力最差的右军——陈、蔡军猛攻。陈、蔡军遭到这一突然而奇异的打击，顿时惊慌失措，一触即溃。楚右翼就这样迅速就歼了。

　　接着晋军又采用“示形动敌”，诱敌出击，尔后分割聚歼的战法对付楚的左军。晋军上军主将狐毛，故意在车上竖起两面大旗，引车后撤，装扮出退却的样子。同时，晋下军主将栾枝也在阵后用战车拖曳树枝，飞扬起地面的尘土，假装后面的晋军也在撤退，以引诱楚军出击。子玉不知是计，下令左翼军追击。晋中军主将先轸、佐将郤臻见楚军中了圈套，盲目出击。便立即指挥最精锐的中军横击楚左军。晋上军主将狐毛、佐将狐偃也乘机回军夹攻。楚左翼遭此打击，退路被切断，完全陷入了重围，很快也被消灭了。子玉此时见其左、右两军均已失败，大势尽去，不得已下令中军迅速脱离战场，才得以保全中军。楚军战败后，向西南撤退到连谷，子玉旋即被迫自杀。城濮之战就此以晋军获得决定性胜利而告结束。

　　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在践土（今河南郑州西北）朝觐周王，会盟诸侯，向周王献楚国俘虏四马兵车一百乘及步兵一千名。周襄王正式命晋文公为侯伯。晋国终于实现了“取威定霸”的政治、军事目标。

　　城濮之战初期，晋军兵力劣于对手，又渡过黄河在外线作战，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晋文公能够善察战机，虚心采取先轸等人的正确建议，选择邻近晋国的曹、卫这两个楚之与国为突破口，先胜弱敌，取得以后作战的前进基地。随后又运用高明的谋略争取齐、秦两大国与自己结成统一战线，争取了战争的主动权。当城濮决战之时，敢于贯彻后发制人的作战方针，主动“退避三舍”，避开楚军的锋芒，以争取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主动，诱敌冒险深入，伺机决战。同时与齐、秦、宋各国军队会合，集中起相对优势的兵力；并针对敌人的作战部署，乘隙蹈虚，灵活地选择主攻方向，先攻打敌人的薄弱环节，予敌各个击破，从而获得了这场战略决战的辉煌胜利。

　　反观楚军方面，则是君臣不睦，将骄兵惰，君主昏庸无能，主帅狂妄轻敌，既不知妥善争取与国，又不能随机多谋善断。加上作战部署上的失宜，军情判断上的错误，临战指挥上的笨拙，终于导致了战争的失败，将自己在争霸中原中的优势地位拱手让人，给后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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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邲之战晋楚争霸中原的第二次较量

　　邲之战，是春秋中期的一次著名会战，是当时两个最强大的诸侯国——晋、楚争霸中原的第二次重大较量。在作战中，楚军利用晋军内部分歧、指挥无力等弱点，适时出击，战胜对手，从而一洗城濮之战中失败的耻辱，在中原争霸斗争中暂时占了上风。至于楚庄王本人，也由于此役的胜利，而无可争辩地挤入史所称道的“春秋五霸”位置。

　　楚国虽然在城濮之战中遭到失败，但由于它长期以来都是南方地区的大国，地广民众，物产丰富，兵力充裕，因此仍具备着东山再起的实力。城濮之战后不久，楚国即同晋国讲和，以减轻晋国的压力，转移晋国的视线。在达到这一目的后，楚国积极发展军力，伺机再次北上中原，同晋争霸。

　　晋国方面自取得城濮之战胜利后，开始放松对楚动向的警惕，而与原先的盟国秦之间产生了矛盾。矛盾的激化，是两国间先后几度兵戎相见。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殽之战。是役，晋军虽然伏击秦军成功，使对方“匹马只轮未返”，取得战役上的大胜；但是在战略上却是大大的丢分，它使得秦晋同盟关系陷于瓦解，两国间战事频繁，秦国亲近楚国，从而极大地牵制了晋的力量，这就为楚国再次北进中原提供了客观上的帮助。

　　楚国方面于是便利用这一机会，再次向中原地区用兵，扩张自己的势力。它接连并吞中原南部的江、蓼、六等小国，并伐郑伐陈，使之降服。接着它又先后迫使蔡、宋等国归附自己。楚庄王继位之后，英明有为，在他的整治下，楚国的实力有了进一步的增强，甚至借出兵讨伐陆浑之戎为名，公然陈兵于洛邑境内，向周天子询问九鼎之大小和轻重。九鼎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楚庄王这样做，无疑暴露了他欲取代周天子的用心。此举虽然遭到周臣王孙满的批驳，但是却充分反映了楚国实力再度崛起的这一客观事实。

　　当然，楚庄王心里清楚，要真正号令中原诸侯，光征服陈、蔡等国是不够的，而必须从军事上战胜晋国才能实现自己的夙愿。于是，他积极伺机寻求与晋开战的时机。与此同时，晋国也不能容忍楚国势力重新弥漫于中原的局面，故召开盟会，争取与国，力图抑制楚国的北进。当时，郑、宋等国家夹在晋、楚势力之间，对哪一方也不敢轻易开罪，只好两面讨好，以求自保。尤其是郑国，位于中原腹心四战之地，处境更是微妙。这时它为晋国的威逼，权衡利害，又投靠晋国。楚国深知郑在争霸全局中的重要性，决定对郑用兵，迫使其服己，以便进而封锁黄河，阻晋南下。于是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年）春，楚庄王以郑通晋为罪名，大举伐郑，拉开了晋楚邲之战的序幕。

　　是年六月，郑国都城在被围数个月后，因得不到晋军的及时援助，虽经坚决抵抗，但终于为楚军所攻陷。郑襄公肉袒向楚军请和，楚庄王答应了这一媾和请求，退兵30里，派使臣与郑盟，郑国以襄公弟子良入楚为质。

　　郑国是晋进入中原的通道，晋国自然不能允许楚国控制这里。所以当楚围郑二个月后，晋景公就委任荀林父为中军元帅，率军救郑。然而晋军发兵已延误战机，进军又不迅速，所以当郑与楚媾和的消息传来时，晋军才抵达今河南省黄河北岸的温县地区，陷入了战略上的被动。

　　在决定下一步战略方案的时候，晋军内部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和激烈的争执。荀林父认为郑既已降楚，晋军再去救郑就失去了意义，所以主张暂时不渡黄河，勒兵观衅，待楚军南撤后再进兵，逼郑附己。上军主帅士会赞成荀林父的意见，强调兵只可观衅而动，楚军当时正处于有理、有利、有节的优势地位，现在同它作战对晋不利，主张另待时机，再树霸权。他们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却遭到中军副将郤穀的坚决反对，他认为晋所以称霸中原，是因为军队勇武，臣下尽力。如今失掉郑国，称不得“力”；面临敌人而不打，称不得“武”，若是在我们这些人手上失掉霸主地位，还不如去死。

　　并强调“成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丈夫也”。在这种好战心理的驱使下，郤穀遂不顾荀林父的军令，擅自率其部属渡河南进。他这种行为严重干扰了晋军统帅中枢的有效指挥。

　　郤穀擅自渡河的事件发生后，晋下军大夫即认为这么做必败无疑。这时司马韩厥就向荀林父建议道：“郤穀以偏师攻敌，势必招致危险，您身为元帅，对此是负有罪责的。还不如命令全军渡河前进，这样，即使是打了败仗，责任也是由大家共同承担”。荀林父犹豫不决，最后被迫令全军南渡黄河，行至邲地（河南衡雍西南），由西而东背靠黄河列阵。

　　楚军闻知晋军渡河，内部也出现了战与不战的分歧，令尹孙叔敖主张见好就收，及时撤兵，不与晋军作正面冲突；而宠臣伍参则在分析了晋军内部将帅不和、士气低落等弱点后向楚庄王建议同晋开战。楚庄王采纳了伍参的意见，打消南撤念头，转而率兵向北推进，抵达管地（今河南省郑州市一带）。

　　就在大战一触即发的前夕，郑襄公派遣使臣皇戍前往晋营，以“楚师骤胜而骄，其师老矣，而不设备”为由，劝说荀林父进攻楚军，并答应郑军协同晋军作战。对郑国的这一劝战建议，晋军将帅中又发生了一场辩论。郤穀力主答应郑使的要求，赞成立即出战，认为“败楚、服郑，在于此矣”。

　　下军副将栾书则不同意郤穀的意见，认为楚军实际情况并非“骄”“老”和“不备”。郑国来劝战，纯粹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希望晋、楚速战速决，以战争结局来决定郑国的去从。中军元帅荀林父一时犹豫于两派的意见之间，迟迟未能作出决断。

　　正在晋军进退不决之时，楚庄王遣使求见晋军主帅，表示楚这番出师北上，目的只是为了教训一下郑国，而并无开罪晋国的意思。晋上军将士会代表荀林父答复说，晋、郑同受命辅佐周王室，如今郑怀有二心，晋特奉王命质问郑国，而与楚国无涉。回答得比较客气。郤穀对此大为不满，认为荀林父谄媚楚国，便派中军大夫赵括用挑衅性的语言答复楚使：

　　晋国出兵是为了把楚军从郑国赶走，“必逐楚军”，为此，不惜同楚军交锋，“不避战”。这样一来，晋军内部的混乱分歧，便直接暴露在楚使跟前，楚庄王从而掌握了晋军的意向和虚实。

　　为了进一步麻痹晋军，确保决战的胜利，楚庄王再次派人以卑屈的言辞向晋军求和。荀林父原先并无决战的决心，见楚军求和，即予以答应，并放松了戒备。这时，楚军就乘机派遣乐伯、许伯、摄叔等人乘战车向晋军挑战。既打击了晋军的士气，又摸清了晋军的虚实。

　　楚军挑战后，晋军中两个心怀不满，希望晋军失利的将佐魏锜和赵旃，也先后要求前去向楚军挑战，未被允许，改为出使请和。赵、魏两人进至楚营后，擅自向楚军挑战进攻，结果恰好为楚军所利用，楚大军遂倾巢而出，猛烈攻打晋军各部，给前来挑战的晋军魏锜、赵旃、荀莹部以沉重的打击。

　　并乘胜进逼晋军大营。

　　这时，荀林父还在营中等待楚军派使者前来议和。楚军突然如潮而至，使得其手足无措，计无所出，竟然在惊恐中发出全军渡河北撤的命令，并大呼先渡河者有赏。这样一来，晋军更是陷于一片混乱，大败溃逃，拥挤于黄河河岸附近，争相渡河逃命，船少人多，渡河没有指挥。先上船的怕楚军追及，急于开船，未上船的跳入河中，手攀船弦，以至船只不能开动。结果引起一阵自相砍杀，造成船上断臂断指积成一堆，使晋军蒙受重大的损失。

　　所幸的是，楚军并无压迫晋军于河岸聚歼的计划，晋军大部才得以渡河逃脱战场。另外，晋上军在士会指挥下，预作准备，设伏挫败楚公子婴齐率领的楚左军进攻，有秩不紊地向黄河北岸撤退；又晋下军大夫荀首为营救其子荀莹而奇袭楚先头部队成功，射死楚将连尹襄老，活捉公子谷臣。所有这些，也都起到了掩护晋军渡河的客观作用，减少了晋军的伤亡。

　　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楚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邲之战就此划上了句号。接着，楚庄王进兵衡雍，在那里以胜利者的身份修筑楚先君宫殿，举行祭河仪式和祝捷大会。然后撤军凯旋南还。从此，楚在中原的势力更显见长了。

　　邲之战的胜负归属与城濮之战不同，但胜负的原因，两场战争却有着某种类似处，即胜败不是由于双方军力强弱的悬殊，而是在于双方战争指导者主观指挥上的正误。晋军的失败，是由于援郑之师出动时机过迟；内部意见不统一，主帅荀林父缺乏威信且遇事犹豫不决；轻信楚军的求和请求，放松戒备，给敌以可乘之机；当战事全面爆发后，又惊慌失措，轻率下令渡河退却，自陷危境；渡河时未妥善实施防御，导致一片混乱。由此而丧失战争的主动权，陷于失败。

　　楚军的胜利，则在于作战指导的高明一筹。楚庄王亲自统率楚军，指挥集中统一，不像晋军那样各自为政。在战前一再遣使侦查晋军的虚实，并佯作求和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和松懈晋军的防卫。在作战中，又通过挑战应战，由小战变为大战，迅速展开奇袭突击行动，一举击溃晋军。至于论者多以为楚军没有实施猛烈的追击，以致未能取得更大的战果。

　　这其实是不谙春秋时作战遵循“逐奔不远”军礼原则的误解。

　　在当时军礼原则的规范下，楚军只能是“不穷不能”，而无法脱离具体历史条件去聚歼晋军。
  


走在马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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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鄢陵之战晋楚争霸的最后一幕

　　鄢陵之战，发生于周简王十一年（公元前575年）六月鄢陵地区（今河南鄢陵西南）。是役，晋军善察战机，巧妙指挥，击败同自己争霸中原的老对手——楚国，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中原地区的优势地位。这场战争后，晋、楚两国都逐渐失去以武力争霸中原的强大势头，中原战场开始沉寂下来。

　　从这层意义上说，鄢陵之战堪称为当时晋楚争霸的最后一幕。

　　公元前578年，晋国取得对秦麻隧之战胜利后，已处于争霸的最有利的战略地位和历史时期。这时，秦被打败，一时无力东顾；齐、晋同盟正处于巩固阶段；中原中小诸侯国皆臣服于晋；南方的吴国和晋携手，与楚为敌。晋国只待有利时机出现，即可与楚一战，以进一步巩固自己在中原地区的霸权。鄢陵之战就是这一历史背景下的必然产物。

　　周简王九年（公元前577年），郑国兴兵攻打许国，攻入许都外城，许被迫割地媾和。许为楚国的附庸，郑国的行动自然要引起楚的干涉。于是，次年楚国便起兵攻打郑国，迫使它屈服于己。郑国叛晋后，仗恃有楚国作后盾，兴师进攻宋国。郑国的所作所为，直接违反了诸侯的盟约，且为楚国势力的北上提供了便利条件。对此晋国自然不能坐视不管，于是下决心讨伐郑国：以栾书为中军帅，并联合齐、鲁、卫等国一道出兵杀向郑国，时在公元前575年。

　　楚共王听说晋国出兵，也不甘示弱，亲自统率楚军及郑军、夷兵，以司马子反为中军帅，迅速北上援救郑国，两国军队于是便在郑地鄢陵相遭遇。

　　当时晋国的盟军齐、鲁、卫军尚在开赴鄢陵的途中，针对这一情况，楚军统帅部作出决策：乘齐鲁各国军队未到达战场之前，先集中优势兵力击破晋军，把握军事上的主动权。

　　为此，楚军于古代用兵所忌的晦日六月二十九日，趁晋军不备，利用晨雾作为掩护，突然迫近晋军营垒布列，以期同晋军速决速胜。

　　晋军此时未见盟军援兵抵达，加之营垒前方有泥沼，楚军逼近，兵车无法出营列阵，处于不利的地位。鉴于这种形势，晋军主帅栾书主张固守待援，“楚军轻窕，固垒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获胜焉。”然而新军统帅郤至则认为，楚军有诸多弱点，具体说来：①楚军中军帅子反和左军帅子重关系不好；②楚王的亲兵老旧不精良；③郑军列阵不整；④随楚出征的蛮军不懂得阵法；⑤楚军布阵于无月光之夜，实不吉利；⑥楚军布阵后，阵中士卒喧哗不静，秩序混乱。指出如此杂乱无章的军队一旦投入战斗，必然是互相观望，没有斗志，我军若乘此机会发动进攻，一定能够把他们击败。因此主张利用楚军的弱点，先发制人，主动进攻楚军。

　　晋厉公认为郤至所言很在理，于是改变先前固守待援、后发制人的计划，决心趋利避害，立即与楚军决战。随即便在营垒中填平井灶，扩大列阵的空间，调动上、中、下军及新军布列阵势。

　　双方在决战前夕都进行了战场侦察活动。楚军方面，楚共王在晋国叛臣伯州犁陪同下，登上巢车，观察晋军在阵营内的动静。伯州犁向楚共王逐一解释晋军活动的性质和目的，介绍晋军的临战准备情况。然而，楚军并未能由此而判明晋军的作战意图，并做出相应的准备。另一边晋军方面，晋厉公也在楚旧臣苗贲皇的陪伴下，登高台观察楚军的阵势。苗贲皇熟悉楚军内情，这时便向晋厉公提出建议道：楚军的精锐是在中军的王族部队，晋军据此应该先以精锐部队分击楚的左右军，得手后，再合军集中攻击楚中军。认为这样一定能大败楚军。

　　晋厉公和栾书欣然采纳这一建议，及时改变原有阵势，即由中军将、佐各率精锐一部加强左右两翼。确定了首先击破楚军中薄弱的左、右军，尔后围歼其中军的作战方案。部署既定，晋军遂在营内开辟通道，迅速出营，绕营前泥沼两侧向楚军发起进攻。

　　楚共王望见晋厉公所在的晋中军兵力薄弱，即率中军攻打，企图先击败晋中军，结果遭到晋军的顽强抗击。晋将魏锜用箭射伤楚共王的眼睛，迫使楚中军后退，未及支援两翼。

　　楚共王中箭负伤的消息很快传遍楚军，造成人心浮动。晋军乘势猛攻楚左、右军，楚军抵挡不住，被逼到不便通行的地形上，陷入被动，阵势大乱，纷纷向颍水北岸方向败退。双方从清晨一直打到夜幕降临，楚军损失很大，公子茂也成了晋军的俘虏。楚共王只得收兵，而晋军见天色已黑，也暂时中止了追击。

　　当天夜里，楚中军帅子反检查救护伤兵，补充兵卒战车，修理甲胄兵器，整顿部队，准备明日再战。晋军方面见楚还不服输，也积极行动起来，补充军队，秣马厉兵，准备来日再一决雌雄。楚共王听到晋军备战的消息，心里不安，急忙召见子反商量对策。但这时子反却因多饮了两盅，大醉卧帐，不能应召。楚共王见元帅如此，不禁心灰意懒，自料再战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于是率军宵遁。撤退到瑕地时，楚中军帅子反引咎自杀身死。

　　次日，晋军胜利进占楚军营地，食用楚军留下的粮食，在那里休整3日后凯旋回师。鄢陵之战，至此以晋军的胜利而结束了。　　鄢陵之战，是晋楚争霸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两国军队主力会战，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楚国对中原的争夺从此走向颓势；晋国方面虽然藉此得以重整霸业（即所谓的晋悼公复霸），但其对中原诸侯的控制力也逐渐减弱了。

　　楚军遭到这场会战失败的原因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仓猝兴师，行军太急，“其行速，过险而不整”（《左传·成公十六年》），造成军队疲劳；（二）一味强调赶在齐、鲁等国军队到达前与晋军会战，过于急躁；（三）未能判明晋军作战意图，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四）会战中缺乏权宜机变能力，以致被动挨打；（五）主帅子反不守军纪，醉酒误事，致使楚共王丧失再战信心。

　　晋军在此战中表现出较高的作战指导能力：它出动军队及时，“先据战地以待敌”，赢得一定的主动。在会战中，既能根据楚军的阵势和地形特点，又能当机立断，先发制人。并及时改变部署，加强两翼，先弱后强，从而一举击败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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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鸡父之战吴楚争夺江淮的精彩一幕

　　鸡父之战，爆发于周敬王元年（公元前519年）夏，它是吴、楚两国为争霸江淮流域而在楚地鸡父（今河南固始东南）进行的一次重要会战。在这场会战中，吴军实施正确的作战指导，巧妙选择作战地点和时间，运用示形动敌，伏击突袭等战法，出奇制胜，大破楚军，从而逐渐夺取了吴楚战争的主动权。

　　公元前546年宋国向戍倡导诸侯弭兵会盟后，中原诸侯列国之间出现了相对和平的局面。当时，晋、楚、齐、秦四个强国，都因国势趋于衰弱，国内矛盾激化，而被迫放慢了对外扩张、争霸活动的步伐。与此同时，偏处于东南部的吴国和越国则先后兴盛起来，开始加入大国争霸的行列，由此，战争的重心也从黄河流域转移到了长江淮河流域，从中原诸侯国转移到了楚、吴、越诸国。

　　吴国是一个新兴的国家，辖有今江苏、上海大部和浙江、安徽的一部。自吴王寿梦（前586年—前561年）起，经济逐渐发展，国势开始强盛。当时晋国出于同楚国争霸斗争的需要，采纳楚亡臣申公巫臣联吴制楚的建议，主动与吴国缔结战略同盟，让吴国从侧面打击楚国，以牵制楚国的北上。而日渐强大起来的吴国，为了进入中原，也将楚国作为第一个战略打击的目标，因此欣然接受晋国的拉拢，坚决摆脱了对楚的臣属关系。并积极动用武力，同楚国争夺淮河流域。自寿梦至吴王僚60余年间，两国战争频繁，互有胜负，但总的趋势是楚国日遭削弱，吴国兵锋咄咄逼人，渐占上风。鸡父之战就是吴楚长年争战中的重要一战。

　　公元前519年，吴王僚率公子光等，兴兵进攻楚国控制下的淮河流域战略要地州来（今安徽凤台）。楚平王闻讯后，即下令司马薳越统率楚、顿（今河南商城南）、胡（今安徽阜阳西北）、沈（今河南沈邱）、蔡（今河南新蔡）、陈（今河南睢阳）、许（今河南叶县）七国联军前往救援州来，并令令尹阳匄带病督师。吴军统帅部见楚联军力量强盛，来势凶猛，遂迅速撤去对州来的包围，将部队移驻于钟离地区（今安徽凤阳东临淮关），暂避敌锋，伺机行动。

　　然而，就在这时，进军途中的楚军发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变故，这就是带病出征的楚令尹阳匄（即子暇）因病体沉重，死于军中。楚军失去主帅，士气顿时沮丧低落。司马薳越见状，被迫回师鸡父。拟稍事休整后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吴公子光听说楚军统帅阳匄已身亡，楚联军不战而退，认定这正是吴军把握战机，击破敌人的良机，便向吴王僚建议率军尾随，捕捉机会。他的分析是这样的：“随从楚国的诸侯虽多，但均是些小国，而且都系为楚国所胁迫而来。况且这些小国也有各自的弱点。具体地说，胡、沈两国国君年幼骄狂，陈国帅师的大夫夏齧强硬但却固执，顿、许、蔡等国则一直憎恨楚国的压迫，它们同楚国之间不是一条心，这一点可以乘机加以利用。至于楚军内部，情况也很糟糕。主帅病死，司马薳越资历低浅，不能集中指挥，楚军士气低落，政令不一，貌似强大，实则虚弱。”最后他得出结论是“七国联军同役而不同心，兵力虽多，但也可击败”。公子光的分析入情合理，吴王僚欣然采纳。并针对敌情作出具体周密的作战计划：迅速向楚联军逼近，定于在到达鸡父战场后的次日即发起攻击，利用当天“晦日”的特殊天候条件，乘敌不备，以奇袭取胜。在兵力部署上，先以一部兵力攻击胡、沈、陈的军队，战而胜之；然后打乱其他诸侯国军，再集中兵力攻击楚军本身。并决定在作战中采取先示敌以“去备薄威”，后以“敦阵整族猛攻之”的灵活战法。

　　一切就绪后，吴军遂于古代用兵所忌的晦日七月二十九突然出现在鸡父战场。此举完全出乎楚司马薳越的意料，仓猝之中，他让胡、沈、陈、顿、蔡、许六国军队列为前阵，以掩护楚军。吴王以自己所帅的中军，公子光所帅的右军，掩余所帅的左军等主力预作埋伏，而以不习战阵的3000囚徒为诱兵攻打胡、沈、陈诸军。双方接战不久，未受过军事训练的吴刑徒乌合之众即散乱退却。胡、沈、陈军见状遂贸然追击，捕捉战俘，纷纷进入了吴军主力的预定伏击圈中。这时，吴三军当机立断，从三面突然出击，很快战胜了胡、沈、陈三国军队，并俘杀胡、沈国君和陈国大夫夏齧。尔后又纵所俘的三国士卒逃回本阵。这些士卒侥幸逃得性命，便纷纷狂奔，口中还叫嚷不已：“我们的国君死了，我们的大夫死了。”

　　许、蔡、顿三国军队见状，顿时军心动摇，阵势不稳。这时吴军遂乘胜擂鼓呐喊冲杀向前，直扑三国之师。三国之师的阵势本已动摇，又见吴军蜂拥而来，哪里还有作战的勇气，于是纷纷不战而溃，乱作一团。楚军未及列阵，即被许、蔡等诸侯军之退却所扰乱，已无回天之力，迅速陷于溃败。至此，吴军终于大获全胜，并乘胜攻占了州来。

　　鸡父之战，乃是吴军实行正确作战指导的必然结果。从兵力对比来说，当时吴军处于以寡敌众的困难地位；从作战态势来说，吴军也处于“后据战地而趋战”的不利位置，但是吴军最后却打了胜仗。其原因在于吴军统帅部准确地判明和掌握了敌军的情况和动态，巧妙利用了对方的弱点，坚决打破了“晦日”不宜作战的迷信习惯，灵活地运用了示形动敌、诱敌冒进、设伏痛击、乘胜猛攻等一系列正确战法，从而达到了出奇制胜的战役目的；实施各个击破，出其不意地先击溃部分弱敌，造成敌人的全线混乱，最终使其失去抵抗力。

　　楚军的失败，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主要方面概括归纳起来，一是恃强好战，昧于谋略；二是主将缺乏威信，内部矛盾重重，不能实行集中统一指挥；三是对吴军的动向疏于了解和戒备，以致为对手所乘；四是临阵指挥笨拙，缺乏机动应变能力。所有这些凑在一起，遂导致楚军在整个战役行动中陷于被动。覆军杀将，固其所宜也！

　　鸡父之战是对楚国的一次沉重打击。战后不久，楚司马薳越因楚夫人出走吴国而畏罪自杀，庸碌无能的囊瓦担任了令尹要职。从此楚军很少主动出击吴军，而基本采取消极防御的措施，在吴楚战争格局中逐渐趋于被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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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柏举之战“千里破楚、五战入郢”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有：“（吴国）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这里所说的“西破强楚，入郢”一事，就是春秋末期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爆发的著名的吴楚柏举之战。

　　吴国是春秋晚期勃兴于南方地区的一个国家，它在发展过程中，与南方地区的强国楚国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以至长期付诸武力，兵戎相见。从公元前584年第一次“州来之战”起，两国之间在短短的60余年时间里，曾先后发生过十次大规模的战争，其中吴军全胜六次，楚军全胜一次，互有胜负三次。总的趋势是，吴国逐渐由弱变强，开始占据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它终于导致了吴楚两国决定战争胜负的“柏举之战”。

　　吴王阖闾是一位英明有为的君主，他即位以后，励精图治，发展生产，改良吏治，整军经武：“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并大胆起用伍子胥、孙武、伯嚭等外来杰出军政人才，积极从事争霸大业。这时，西方的强楚，就成了吴国胜利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换句话说，也就是只有在过去积小胜的基础上，从根本上打垮或削弱楚国，阖闾才能实现自己成为中原霸主的梦想。吴楚战略决战箭在弦上，势在必行。

　　“吉人自有天助”，楚国当时的现状，为阖闾梦想得以实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契机。进入春秋以来，楚同晋国长期征战，争霸中原，搞得民疲财竭，国力中衰。同时楚国内部政治黑暗，军事无能，民众怨愤，君臣离心，也给敌国创造了可乘之机。所以说，当时的楚国虽然貌似庞然大物，余威尚存，可其实早已是外强中干，是经不得风雨飘摇的，吴楚柏举之战前夕，楚国实际上已经处于战略上的被动地位了。

　　当然，从整体实力上来说，楚对吴还具有一定的优势。所以当公元前512年阖闾第一次提出大举攻楚的战略计划时，睿智的孙武即以“民劳，未可，待之”的理由加以劝阻。不过吴国君臣并未消极地守株待兔，他们的厉害，就在于他们从不消极等待敌方出现破绽，而是积极运用谋略，主动创造条件，完成敌我优劣对比的转换。为此，它首先伐灭楚国的羽翼——徐和钟吾这两个小国，为进而伐楚扫清道路。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采用了伍子胥提出的“疲楚误楚”的高明战略方针。具体做法是，将吴军分为三支，轮番出击，骚扰楚军，麻痹敌手。这一措施实行了六年有余，吴军先后袭击楚国的夷（今安徽涡阳附近）、潜（今安徽霍山东北）、六（今安徽六安北）等地，害得楚军疲于奔命，斗志沮丧。同时，吴军这种稍尝辄止、不作决战的做法，也给楚军造成错觉，误以为吴军的行动仅仅是“骚扰”而已，而忽视了吴军这些“佯动”背后所包藏的“祸心”，放松了应有的警惕，到头来栽了大跟斗。

　　公元前506年，给楚国致命一击的时机终于来到了。这年秋天，楚国大军围攻蔡国，蔡在危急中向吴国求救。另外，唐国国君也因愤恨于楚国的不断侵凌勒索，而主动与吴国通好，要求助吴抗楚。唐、蔡两国虽是蕞尔小国，但位居楚国的北部侧背，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吴国通过和它们结盟，遂可以实施其避开楚国正面，进行战略迂回、大举突袭，直捣腹心的作战计划。

　　同年冬天，吴王阖闾亲率其弟夫概和谋臣武将伍子胥、伯嚭、孙武等，倾全国3万水陆之师，乘楚军连年作战极度疲惫，东北部防御空虚薄弱之隙，进行战略奇袭，吴军溯淮水浩荡西进。进抵淮汭（今安徽凤台附近，一说今河南潢州西北）后舍舟登陆，以3500精锐士卒为前锋，在蔡、唐军配合导引下，兵不血刃，迅速地通过楚国北部大隧、直辕、冥阨三关险隘（在今河南信阳南），挺进到汉水东岸。取得“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战略效果。这堪称实践孙武“以迂为直”原则的杰出典范。

　　楚军在极其被动的情况下仓猝应战。楚昭王急派令尹囊瓦、左司马沈尹戍、武城大夫黑、大夫史皇等人率军赶至汉水西岸进行防御。两军隔着汉水互相对峙。

　　楚军中左司马沈尹戍是一位头脑冷静的优秀军事指挥家。他针对吴军作战的特点，向统帅囊瓦提出如下建议：由囊瓦率楚军主力沿汉水西岸阻击吴军的进攻，正面牵制吴军。

　　而由他本人北上方城（今河南方城县境），征集那里的楚军，迂回到吴军的侧后，毁坏吴军舟楫，阻塞三关，切断吴军的归路。尔后与囊瓦所率的主力实施前后夹击，一举消灭吴军。

　　囊瓦起初同意了沈尹戍的建议，可是待沈尹戍奔赴方城后，却又听从武城黑和史皇的挑拨怂恿，出于贪立战功的心理，而一改原先商定的作战计划，采取冒进速战的方针，不待沈尹戍军完成迂回包抄行动，即擅自单独渡过汉水向吴军进攻。

　　吴军见楚军主动出击，大喜过望，遂采取后退疲敌、寻机决战的方针，主动由汉水东岸后撤。囊瓦果然中计，尾随吴军而来，自小别（在今湖北汉川东南）至大别（今湖北境大别山脉）间，连续与吴军交战，但结果总是失利，由此而造成士气低落、军队疲惫。

　　吴军见楚军已陷入完全被动的困境，于是当机立断，决定同楚军进行战略决战。十一月十九日，吴军在柏举（今湖北汉川县北，一说湖北麻城）列阵迎战楚军。阖闾弟夫概认为囊瓦素来不得人心，楚军无死战之志。因此主张吴军立即主动发起攻击。指出，只要吴军一进攻，楚军就必然溃逃，届时再以主力投入战斗，必能大获全胜。但阖闾出于谨慎而否决了夫概的意见。夫概不愿放弃这一胜敌的良机，便率领自己的五千部属奋勇进攻囊瓦的军队。楚军一触即溃，阵势大乱。阖闾见夫概部突击成功，乃乘机以主力投入交战，扩张战果，大胜楚军。囊瓦失魂落魄，弃军逃奔郑国，史皇战死沙场。

　　楚军主力在柏举决战遭重创后狼狈向西溃逃。吴军及时实施战略追击，尾随不舍。终于在柏举西南的清发水（今湖北安陆西的涢水）追及楚军。吴军“因敌制胜”，用“半济击”的战法，再度给渡河逃命中的楚军以沉重的打击。吴军继续追击，至雍澨（今湖北京山西南）追及正在埋锅造饭的楚囊瓦军残部，大破之。并与由息（今河南息县西南）回救的楚军沈尹戍部遭遇。经过反复激烈的拼杀，楚军又被战败，主将沈尹戍伤重身亡。至此，楚军全线崩溃，郢都（今湖北江陵西北）完全暴露在吴军面前。吴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五战五胜，于十一月二十九，一举攻陷郢都。楚昭王凄凄惨惨，惶惶如丧家之犬逃往随国（今湖北随州）。柏举之战遂以吴军的辉煌胜利而告终结。

　　至于吴军入郢后上下忘乎所以，纵暴郢都，内讧迭起，在秦楚联军的反击下，军事、政治均陷于被动，最后被迫退回吴国，那已是后事了。用孙武自己的话来说，这便是“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

　　柏举之战是春秋晚期一次规模宏大、战法灵活、影响深远的大战。吴军灵活机动，因敌用兵，以迂回奔袭、后退疲敌、寻机决战、深远追击的战法，一举战胜多年的敌手楚国，给长期称雄的楚国以十分沉重的打击，从而有力地改变了春秋晚期的整个战略格局，为吴国的进一步崛起，进而争霸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吴军的取胜，首先是修明政治、发展生产、充实军备的结果。其次也是善于“伐交”，争取晋国的支援和唐、蔡两国的协助的产物。其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在于其作战指导上的高明。一是采取疲楚误楚的正确策略，使楚军疲于奔命，并且松懈戒备；二是正确选择有利的进攻方向，“以迂为直”，乘隙蹈虚，实施远距离的战略袭击，使楚军在十分被动情况下仓猝应战；三是把握有利的决战时机，先发制人，一举击败楚军的主力；四是适时进行战略追击，不给楚军以重整旗鼓、进行反击的任何机会，最终顺利地夺取战争的胜利。

　　楚军的失败，其政治、外交上的原因，在于其政治腐效、内部动乱、将帅不和、四面树敌、自陷孤立。从军事上看，则在于其疏于戒备，遭致奇袭；在于其主将贪鄙无能，临战乏术；在于其轻率决战，一败即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