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访谈节选(转)

百川

1989年中发生的大事

　　到了1989年这个问题就暴露了，所以1989年出了一些人挑事，就说你看都是以江平为首的一帮很右的，实际上都是支持动乱的什么的组织。这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局面。还好，到了邓小平南巡讲话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也没有认为你这个东西什么右不右了。

　　1989年夏天有过一个所谓的十校长宣言。十校长宣言是北京市委组织的，市教委通知我去参加会。当时，北大、清华校长说事情这么严重，希望利用十校长的影响力搞一个签名，这个签名都是在市委的领导下搞的，所以最后追究问题时，市委一直讲，十校长签名不算问题，这是我们都知道和同意的。后来还有一个新的十校长签名可跟这个大不一样，就说，没有经过市委同意的，谁签名都不可以，那不就不管了。所以十校长签名没有什么问题。

　　十校长签名后，我们还一道去了中南海见了乔石。当时乔石说话比较乐观。十校长表示，现在问题这么复杂，到这么尖锐的程度，中央也没有声音，怎么办呢？当时乔石说，你们不用著急，我们可以解决。当时我们问怎么解决。他说，哎呀我们一告诉你们，外面马上就知道了，这并不好。但最后他还是说了，他说我们最后决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全体到天安门广场去劝劝学生，他是这么说的，「如果学生还不听，最后绝食绝到紧急关头，我们要动用救护车进去，带著家长到里面把学生带出来」。他的意思就是不要饿死人了。当时他的意见还是中央政治局一致的意见和办法，准备采取强制救出的办法，谁也没有想到最后是这么一个结局。

　　当时直接管这个的是担任教育部长的何东昌。他里面最坏的一句话，我当时在哪儿是听到了。当时市委开会的时候，十校长老去啊。当时市委征求十校长的意见，问这个怎么办呢？当时大家让我发言，还是人大常委嘛！我的意思就是跟学生妥协。我记得当时北京市市长陈希同说了，他说没法退，退了的话共产党就垮了，不能让步，一步都不能让。

　　这是在那之前的那次会上，何东昌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最坏了，我也是记得他一辈子。他说你们校长急什么？我们当时说，现在学生对于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很反感，社论说这是一小撮人在中间怎么怎么的，我们问，那这一小撮人究竟是什么呢你们现在也不说，你光说有那么一小撮人。他说了一句话，说你们做校长的不要著急，这就是1957的年形势，让他们去跳吧，跳到最后就知道谁是这一小撮了，这就是引蛇出洞。那一段中央也没有声音，其实是激化矛盾，让一部分人跳出来，最后用武力来收拾你。当时我对学生运动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伤心的，就是学生最后还是被人做了砝码，做了一种工具，最后来看谁跳的最凶的，最后他就想一网打尽了。

　　大家说我曾经对要出去的学生在校门口下跪，这个并不是很真实，我在门口堵过学生。那时候外面已经很紧张了。我说过一句话，我说你们家长让你们来学校学习，我对你们的安全负责任，如果你们现在冲出学校去，可能会跟军警发生冲突，这样会流血，这样我做校长的要承担责任，所以我要对你们的家长负责。我站在门口，如果你们要出去，你们从我身上过去，这个有，没有跪下来，我们当时都是和学生坐在地上的。

　　我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宣布军队戒严后，当时学校开党委会，杨永林讲完宣布中央军队进入了以后，又召开党委扩大会，处级以上的人都参加，形势很紧张。传达完了以后，最后问我，江校长你有什么话要说吗？我说了一句话，后来这个话在天安门广场立即播广播了。我说我表示三条意见：第一个学生是爱国的，第二个动用军队是错误的，第三个党内没有民主了。说完话后我也觉得这校长绝对不会当了，因为我说了跟中央不同的意见了，这就是我的当时的态度。

　　我这个的问题恐怕有人也知道，上面要怎么处理我一直很为难。1989年5月26号，按照原来的计划，中国法学会派出一个代表团，叫中国民法经济法代表团到美国夏威夷开会，我当团长，我带了八、九个人过去。在夏威夷开完会后到了旧金山，当时正好是六月四日以后。我在旧金山全部看到了当时美国报道的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当时旧金山到处都是游行，反对镇压学生，形势是很紧张的。

　　到了飞机场，准备坐飞机回来了。这时候美国的一位教授还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这次回去危险不危险，你的态度我们也都知道。我说，我一定要回去，在这种情况下不回去不行。当时很多人发表声明这个那个的，飞机已经空了，很多人不回去了。我记得机场有一个美国记者来访问我，当时我在这点儿上特别谨慎，我说我不会说英语，说不好，拒绝采访。当时有一个复旦大学的董世忠教授说他还有点事情没有回去，其它的都带回去了。6月6号晚上半夜到了北京机场。戒严，车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铺了张报纸在那儿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才回去。这一条是最后考验我政治态度的最重要的东西，认为我没有在六四以后不回来，而且还带著访问团回来的，表明我不是愿意到国外去，不是跟党对立。所以后来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司法部决定是免职而不是撤职，这两个差很多。

　　在最后司法部宣布免职的时候，是在礼堂搞的，司法部的一个副部长来的，来宣读免职的命令，但不管怎么说，我对学校的建设有贡献。免职和撤职，大家也知道这两个差不多，但是这两个字的法律含义差很大。关于我被免职的情况，贺卫方的那个日记差不多。我最后的两句话就是「一直要做到将来要永远不愧对人民，不愧对历史」。这样的话，人大常委会还没有到期，所以我还是人大常委会委员。

　　后来就形成了这么一段很特殊的阶段，从1989年到1993年。这段时间不允许我出国， 甚至校党委书记派党委办公室主任来找我，说校党委决定，今后要是跟外国记者、外国人接触要事先报给校党委。我当时很不客气地说，我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如果会场上有外国记者问我，我是不是也要用原话告诉他，「我没有办法跟你谈，因为我要经过校党委的同意才可以跟你谈，你要说是需要这样的话，我就这样跟人家说。」他说，那个就不用了。我说，那是你说的啊，凡是跟外国人谈话要得到你的批准，结果被我顶回去了。

　　这一来的话，在学生中有了影响。后来有一些会我就不参加了。有一次纪念我们学校几十周年的校庆的时候，在会上念到我的名字，哗一下子掌声就没有完了，他们说你看这个会学生抗议了。1990届的学生毕业的时候，学生们也是不肯散场，等著我过去。

　　当时压力非常大，当时6月份召开人大常委会都是两个月一开，双月，所以六月下旬开人大常委会，这个会议变成了声讨赵紫阳的大会了，一个个的在骂赵紫阳，说反革命暴乱等等。当时人大常委会里面学者有我们三个，有厉以宁，他跟我一起搞了人大常委会24人签名，一个是董辅轫，我们三个都是大学教授，法学和经济学，我们三个到最后就是没有发言，压力真的很大，那些人都看著我们，好像我们是支持动乱的。那时我们不能表态啊，一表态就说明你的立场被变过来了，你不表态说明你的立场还是没有变化。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