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福明：一个温和而大胆的理论家

豺狼医生

胡福明：一个温和而大胆的理论家
本刊记者 章敬平 发自南京

70岁的胡福明精神矍铄。
2004年10月11日，头发稀疏且花白的胡福明，坐在他那宽大的办公室内，一根接一根地吸抽着香烟。2001年夏天，身为江苏省政协第一副主席的胡福明，卸下了实际由他主持的省政协的一切官方事务。根据中央对高级退休官员的制度性安排，他非但拥有这间大约40平方米的办公室，还有一个司机，一部车，一个兼职秘书。
胡福明的烟瘾超越了一般人的想象。身体并不健朗的他，每天要抽两盒。“我身体不好，”明知道抽烟有损健康的胡，一脸无奈，“可是我控制不住，不是不怕死，是怕不能思考。”

研究“两个教训”

作为一个曾经影响了中国思想解放进程的“哲人”，胡福明惜叹20余年的从政生涯，已使他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做具体而微的哲学研究了。“当然，”他的话锋一转，“我也不想那样做。我当下最大的愿望，就是研究重大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从中发现一些可有益于中国未来的东西。”
胡福明说，他的研究大略集中在“两个教训”：苏共垮台的教训；中共执政50年的教训。
胡福明说，苏联共产党基本打上句号了。眼下研究他们已无禁区，切入方便。经由最近3年的研究，胡指称“他们垮台的教训只有4个字——没有民主。”
“没有民主”4个字，胡福明的腔调拖得很长。据他的理解，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让苏联共产党走上绝路的。苏共执政后，掌握了全国所有的权力和资源，难免产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出现特殊化、特权化，还有报喜不报忧、阿谀奉承，脱离民众等等问题。本来，民主和民主政治可以避免这一切消极腐化现象的发生。但是，对斯大林的忠诚成为选拔官员的唯一标准，这样选择的官员必然唯命是从，对上负责，对下压制。结果是党员和民众都没有民主权利，天长日久终究被抛弃。
所以，胡福明还要研究中共执政历史上的“两大纪念碑式的失误”，一是“大跃进”，一是“文革”。它们让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浪费了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最为黄金的20年。中国因之元气大伤。
大学时代在北京大学读过5年新闻的胡福明，依然保持着对新闻媒体的高度敏感。年初以来，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等老同志接受采访，呼吁“再一次解放思想”。谈到他们，胡说：“他们是我学习的榜样！”

因文而仕不应重演

胡福明的老朋友，前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认为，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理论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应该写进党史。但作者的姓名碍于通史体例，就不可能写进党史。
外国人不在乎中国人治史的习惯。专注于历史背景、细节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毫不避讳地将胡福明的大名写进史书。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用笔名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成了拥邓力量的第二次呐喊。文章的作者胡福明当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老师，中共党员。后来他自称，1977年秋，他把这篇文章送去发表，反对‘两个凡是’完全是自己主动做的，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不驳斥‘两个凡是’那样的教条，邓就没有重新掌权的希望。”
而事实上，胡福明当时真实的写作细节，也沉溺在生活的烦琐、苦闷和无奈当中。1977年初夏，已初步拟订文章主题观点的胡福明，惊讶地得知妻子检查出肿瘤需要住院。一对小儿女由岳母照看，他白天去采购西瓜、鱼虾，晚上则去医院值班。酷暑难眠，脑子里又记挂着文章，胡就借着医院走廊的灯光，阅读并写作。瞌睡了，就将3张椅子拼凑在一起，躺一会。
9月初，他将初稿寄到《光明日报》。该文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前一天，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率先在内部发表。据称，先在内部发表的目的，可能是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企盼着胡耀邦的批示。《理论动态》发表前，中央党校有关人士依指示将文稿送给了龚育之。
龚说：“我所在单位的领导对这篇文章有尖锐的批评意见，中央最高层的一位领导甚至上纲得更高。一时间加到中央党校、加到《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加到文章作者头上的压力很大。”
好在时间不久，邓小平就在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明确支持这篇文章的讲话。胡福明转危为安。
1982年，胡福明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龚育之感慨：“胡福明之被识拔，与那篇文章不无关系吧。”
胡福明自己也承认，他由普通的哲学系助教陡然间提拔成一个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除了那篇文章，找不到任何其他的理由。
不久，胡福明又晋升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成了中共江苏省委最高决策层的一员。
此后，出任过两届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当过10年的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校长，兼任过5年的江苏省社科院院长。仕途最后6年，他一直以第一副主席的身份主持江苏省政协的日常事务。
从政20年，胡自认“本质上还是书生”。回头看弃学为官的选择，说“后悔”严重了些，但若仔细品咂，确有些许无奈。
胡福明说，自己的书生人格与官场人格不时发生冲突。“这方面，我吃了很多苦头，”他自嘲，“那些了解我的官员评价我的时候，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他是个知识分子干部，不太熟悉官场的规则。”问及具体的事例，他摇摇头，表示“还是不说的好”。
回顾从搞理论到从政的时光，他感慨良多地放言：中国知识分子从政困难多多，需要学习，需要条件，而且往往得不偿失。至于个人的从政传奇，他坚持认为，由于一篇文章而从政的历史不能重演，因为那是特殊年代的现象。

温和的激进派

胡福明从政20余年来，中国思想解放的浪潮有过好几拨。他的一个“门生”说，在各次思想解放热潮中，都有人风云一时，也都有人冒进，风光不再。而他的胡老师却“20多年如一日，既解放思想又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党的基本原则”。由是，胡福明的这个“门生”评价他“思想解放而不偏激”。
胡福明自己评价自己，一句话，6个字：温和的激进派。从事江苏意识形态工作十数年，他自称“思想是解放的，甚至于大胆”。
1980年代，邓丽君的歌风靡中国大陆。一些人惶恐不已，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正在威胁中国青年。胡福明在会议上说，一首歌不会葬送社会主义。
1990年代中叶，胡福明开始专注于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在研探现代化问题时，他将思想解放当作现代化的一个关键要素，主张将思想解放与现代化结合起来考察。
思想如何解放？胡福明在1995年出版的《苏南现代化》一书中指出：“为什么会存在思想僵化，真话不敢说，假话漫天飞的现象？重要原因就是民主制度建设还不完善。许多实践都证明，对于解放思想起到关键和保证作用的问题，正是民主问题。”
2001年11月中旬，业已卸任的他在中共江苏省委的招待所北极山庄宴请了他的老朋友龚育之，并出席了龚等人召集的一个座谈会。事后，龚在他位于北京万寿路的寓所里，整理过胡的谈话内容，部分如下：
苏共垮台，第一个问题是专制，个人崇拜，没有民主集中制。
中共历史上有3次错误：大革命中的陈独秀，土地改革中的王明，建国后的“文化大革命”，都是个人专断，都有一个发展过程，都有正确的反对意见。能不能把正确的意见发扬出来，把错误压在萌芽状态？一个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个是政治民主党内民主，两者相互依存。
党要改革。执政党站不站得住，关键是3个字：得民心。腐败是失民心的，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工人阶级是党的阶级基础，全国民众是党的群众基础。民心失去了，政权丢了，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强化党的执政基础，就要把年轻一代精英吸收到党内来。历史上精英分子多数到了党内，现在年轻的精英是不是都靠拢党？
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还要人民民主来推动党内民主。
党管干部，不单是哪个部门管哪个个人管，还要全党管，还要领导人民管，就是民主选举，民主监督。
改革干部制度，废止暗箱操作，实行投票决定。
乡镇党委试行直选。
县地市党代会代表由党员直选。省自治区全国党代会代表选举加大差额。
省以下纪委作为上级纪委派出机关。
一位看过这段话的资深中共党员对胡福明的思想极为钦佩，他想不到一个年近古稀的理论家能提出这样大胆的设想和见解。
然而，胡福明的“大胆”是有分寸的。这分寸主要体现在他对中共领导地位的坚持和尊重。他反复告诉门生们：“党担负着民族振兴的历史重担。党正确，是民族之福；党犯错误，是民族的灾难。中国的事情，人民的希望，取决于党。”
凡此，无不使得胡福明的“大胆”显得“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