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现代)时期:湖潮文化的继承和新发展

唐僧

健学会：“空谷的足音”

　　自1919年“五四”政治运动爆发以来，新文化的浪潮席卷长沙与湖南。这年6月，由省会长沙教育界的知名人士陈润霖、朱剑凡、向绍轩、杨树达等发起组织了一个以“输入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的新式学会，它提倡“采用正确健全之学说，而为彻底之研究”，故命名“健学”。健学会尤其注重对哲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文学、美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现代人生适用之学理及范围”的研究，采用的方法是搜集新出版的图书供会员阅览；定期或临时举行讲演，共同研探有关世界新思潮的问题。健学会的会则规定，凡人会者必须确有研究学术的志愿；会员所藏书报，应借给本会会员阅读；重要的问题，由会友共同研究，会员还应该遵守5条公约：( l)确守时间；(2)富于研究的精神；(3)学问上互助；(4)自由讨论学术；(5)不尚虚文客气，以诚实为主。
　　健学会的经常活动是讲演，讲演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据长沙《大公报》记载，健学会成立之初就由朱剑凡作题为“中国人生的观念与死的观念之根本谬误”的讲演，指出生死观就是人生的根本觉悟问题，这根本觉悟是人生自身的问题，西洋人对于人生自身问题的研究现今已达到了最透彻的地步，而中国人还是迷离恍倔不知究竟。朱剑凡认为中国人生死观的根本谬误有4点：第一，凡是先人做过的无论是非都不忍改；第二，于死人形体上有妨害(实在并无妨害)的事即令有利都不敢去做；第三，凡可以尊敬死人的事，就是不由良心也要去做；第四，凡是恭维死人的话什么谎话都可以说。讲演结尾时强调：我们在世界上生活一日应该努力去造生命与幸福，预备着享受、预备着快乐，就是死了，形体是当然要朽的，但精神还是永远存在于未来充实的社会。
　　几天后，健学会又由张效敏作题为《作‘人’》的演说。他在开首就指出，由于政治上和社会方面的原因，中国以前只有奴隶与鬼怪而实无一“人”，因此，使奴隶和鬼怪都变成人就成为中国当前最紧要的急务。张效敏认为，要做一个真正的人必须符合3个条件：第一是要有人格，百姓对政府要有人格，子弟对父兄，女子对男子都要有人格。所谓人格，就是人的“个性”，在社会中，它必须是独立的，又必须是自由的。没有自由，个性也就混灭了，而自由中尤其是以意志的自由最为紧要，“意志不能自由，其他的自由就没有价值，人格也就没有价值了。”第二是“要有自己，既凡事要有责任心，以我自己为主体，不推矮，不盲从”，“然后我之为我才有价值，对于人生才无愧色。”第三是要有目的，就是一面发达个人的人格(个性)，一面造福于社会国家，造福于全世界的人类，只有有了目的，然后人格才会充分发达。张效敏再三强调，只有具备了人格、自己、目的，人才真正成为“人”，才能够生存于社会与自然之中，显，他是以西方的个性自由思想来争取人格的解放。
　　之后，健学会又先后有杨树达讲演《教育与白话文》，认为白话文能使人养成读书力，助长发表力，所以理应大力推广；陈润霖讲演《杜威氏的教育主义我国可以采用吗?》，提出杜威用平民主义做教育的目的，实验主义做教育的方法，可以说是对于我国的教育开了一个对症的药方；福湘女校美国教员宋女士讲演《人生问题》，认为改良教育以适应环境，是解决人生问题最重要的关键所在；舒新城讲演《桑戴克教学学说》、谢真君讲演《自动教育法的研究》，都主张采用欧美各国的教育方针，实施于中国大小学校。
　　此外，健学会还有题为《平民政治》、《文言与白话》等等的讲演，内容极为丰富，几乎当时所有社会新思潮在健学会都得到关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湖南知识界人士渴望了解与接受新学说以改造旧社会的迫切性，以及当时湖南文化教育思想界开放、活跃、趋新的状况。讲演人的观点虽不相同，但基本都持稳健态，反对用激烈的方式改造社会。
　　健学会的发起人与主要参加者都是湖南教育界声望很高的知名人士，每次讲演的内容又都由《大公报》加以刊登，所以它的活动影响广泛，对新文化、新观念在湖南的传播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毛泽东曾在《湘江评论》认为健学会的成立，使原先暮气沉沉的湖南出幽因而破烦闷，称它是“东方的曙光”、“空谷的足音”，表示“我们正应拍掌欢迎，希望他可做‘改造湖南’的张本”。这正是对健学会所作的贴切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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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新文化运动员力”的《湘江评论》

　　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在长沙和湖南勃兴时，长沙各校学生创办的各类新报刊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和少数雅礼大学学生合办的《新湖南》，以“改良社会思想，灌输医学知识”为宗旨；周南女子学校的《女界钟》主要讨论“妇女解放”、“妇女劳动”问题；高等工业学校的《岳麓周刊》重在“发扬平民精神，倡导民主主义”；明德中学的《明德周刊》以提倡国货，唤起爱国精神为目的；楚情小学的《体育周报》专门讨论有关学校的体育问题。此外，还有甲种工业学校的《工业周刊》，长郡中学的《长郡周刊》等等，虽然它们有的平和，有的激烈，所刊具体的内容也各有侧重，但以批判1日道德、1日制度，传扬新思想、新知识为己任的主旨则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学生刊物大都试图以改造国民性为基础，进而达到改良政治的目的。如《新湖南》在发刊时就指出，“教育之不能普及，国人思想之陈旧腐朽，社会制度之不适合于今日，国民人格之堕落”，是造成民国创建8年内忧外患相逼的主要原因，并由此提出改造世界的六大主张：铲除三纲主义与忠孝节烈的旧道德，提倡共和时代的新道德；反对重男轻女，提倡生活独立，男女平权；反对重士轻工，使人知坐食分利之可耻；铲除阶段制度，提倡平民教育；灌输医学卫生常识，增进人类之幸福，减少人类之痛苦；改造万恶之渊源的家庭制度，造就有用于国家的人才。这是当时湖南学生刊物宗旨的代表性概述，主要倾向就是改造旧的道德观念。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长沙以及湖南学生刊物中影响最大的首推《湘江评论》。它以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发行，由联合会文牍股干事毛泽东任主编，于1919年7月14日出版创刊号，它仿效北京《每周评论》形式，分“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湘江杂评”、“放言”(一种很短的杂文)、“新文艺”等栏目。毛泽东在《创刊宣言》中写道：“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道取的方法，多数畏缩的说话，于今一切都要改观”。他指出《湘江评论》的职责，“就在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他在《宣言》结尾充满激情地放言：“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评论》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显然，这表明毛泽东把宣传最新思潮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
　　《湘江评论》一诞生，就充溢着敢于向一切反动落后势力挑战的无畏气魄，文笔明快、泼辣、生动，带一股破竹之势。它抨击帝国主义的国际强权政策，揭露它们虽然高唱“平等主义”、“民族自决”，实际上干的却都是侵略与分赃活动；它批判以孔学为代表的封建文化，指出“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正是中国黑暗腐朽的根源所在，是必须用新时代的大潮彻底冲荡净尽的。它疾呼：“天不要伯，鬼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号召大家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张扬个性，扫除一切旧思想，旧传统，旧习惯。认为做到了这一点，那么“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毛泽东还在《湘江评论》撰文主张实现民众的大联合，视其为改造社会的根本办法，认为只要实现了农民、工人、学生、教员、妇女……各界的大联合、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就都能得到实现，“黄金的世界，光辉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湘江评论》出版后，创刊号当天即告售登，第二期加印至5000份，在湖南极受欢迎，并很快引起全国其他报刊的注意。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刊物之一《每周评论》赞扬它眼光远大，议论痛快，是“观念的重要文字”；《晨报》称它内容完备，“魄力非常充足”；上海出版的《湖南月刊》介绍它“著述选材，皆及精粹，诚吾湘前所未有之佳报，欲知世界趋势及湘中曙光者，不可不阅”；长沙《大公报》也评它“提倡新文化最力”。虽然《湘江评论》仅出4期即遭封禁，但对湖南，乃至华南地区的学生运动都起了较大影响，从而在长沙学生运动史和长沙新文化运动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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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读互助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五四”时期，许多新青年将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日本武者小路的“新村运动”、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以及当时广为流传的“劳工神圣”、“与劳动为伍”等一类观念和主张相结合，创立了大量中国式的工读互助组织，企图以此手段来逐步实现社会的改良。1920年 l1月，长沙的一批青年学生组织了一个大同合作社，它宣言自己的目的，第一是提倡“劳工”，既研究学理，又发达生产，实行“工读互助”；第二是解决大众的经济问题，救济社会上一般消费者。大同合作社的产生，主要出自于对社会不平的不满，创立者说：“在旧社会中，措置很不适当，生产一方面，既被垄断于不劳而获的资本家；消费一方面，又为居间牟利的商人所操纵。资本家刮削工人劳力和血汗的代价以自肥，商人贪得无厌，过取物品的价值以中饱，社会因此受重大的苦痛。”显然，组织者已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剥削与被剥削的本质，并力图加以改造。但是，他们反对用激烈的改造方法，称“有人主张激烈，用破坏的手段从根本上来建设合理的新社会，这种理论与成效，我们何尝不觉得很快；但未免有一番扰乱，似乎不妥”，所以采用和平的方法，试办一办大同合作社作为初步的救济。然而，这种愿望在军阀专制统治之下只能是一种美好的幻想而已。大同合作社仅存在了l1个月就被赵恒惕以“实行共产主义，传播危险思想”为由封闭了。
　　1920年12月，长沙还成立了一个合作期成社，宗旨是“研究合作主义，提倡合作事业”，“本合作的精神来谋平等的幸福”。创办者表示，解放的范围很广，政治、社会、经济、伦理都包括在内，但经济的解放尤为迫切，而实现经济解放的“最切实，最和平的唯一方法，就是合作社。”该社初创时曾计划收集各种合作主义书刊，刊印宣传合作主义的印刷品，举办合作主义的讲演，解答有关合作事业的询问。但是，还没实际做什么该社就无声无息了。
　　“五四”前后，新民学会的会员也深受工读互助、新村主义思想的影响。1918年6月，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一起跑遍岳麓山，想找一个适合建立新村的地方。之后，毛泽东还多次表示想把学校、家庭、社会结合为一体，建立“人人作工，人人读书，人人平等”的新的社会生活。他在《湖南教育》月刊上撰文说： “旧日读书人，不预农圃事，今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以神圣视工作焉，则为新生活矣。”又说：“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这种“新村”，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政治模式，它将学校、家庭、社会三者联结，逐一扩大，从而完成人与社会改造的同一性。1920年，毛泽东再次提及建立新村，他在给周世创的信中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生活”，“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但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和其他许多长沙、湖南的新青年一样，抛弃了和平改良思想，转而追求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社会主义思潮在湖南广泛流播。从1919年开始，长沙报纸大量登载《俄国共产党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一类文章；书店大量销售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其中仅文化书社所销的即有《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等多种。以前，湖南只有极少量的《新青年》流传，而1920一1921年仅长沙文化书社一处就售出《新青年》2000本。尤其是通俗小册子《劳动界》竟达5000本之多，从中可见社会主义在长沙和湖南受欢迎的程度。
　　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引起了人们对它的实践地苏俄的浓厚兴趣。1920年8月，原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彭磺发起筹备以研究苏维埃俄国之精神学说为目的的“留俄勤工俭学团”；同月，姜咏洪、易培基、方维夏、何叔衡等又发起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该会计划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实地调查及提倡留俄勤工俭学。当时的长沙《大公报》评论说：”留俄勤工俭学团’和‘俄罗斯研究会’的成立，足见得湖南的教育界不拘成见，提倡新文化的一斑”；“也足见得湖南的人民精神活泼，勇于进取，大有要与世界文明族类并驾齐驱的勇气。”确实，一部分长沙、湖南青年开始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长沙和湖南的新文化运动因此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俄国十月革命，采用的是暴力手段，革命后又实行了“劳农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受其影响，许多长沙知识分子改变了原先主张用温和方式改良社会的态度，转而主张走俄国的路，用激烈的方式彻底改造中国。新民学会成立时的宗旨本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毛泽东等还一度热心于工读互助主义和新村主义，但十月革命的榜样，各地互助合作组织的相继迅速失败，使他们深深体会到中国的改革也只能用武装斗争的方式，以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时代的潮流，现实的启示，促动他们走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路。1921年元旦，长沙新民学会会员召开新年大会，同意留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成员将新民学会宗旨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意见。大多数会员主张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来改造中国与世界。这次会议，还通过了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联络同志，推广学校(包括夜校)，办印刷局、编辑社、通俗报、讲演团等具体的改造方法。于是，新民学会实际已变成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为组党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也为长沙历史文化增添了崭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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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思潮：人格独立与妇女解放

　　在倡导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主旋律中，争取人格独立、个性解放，是其重要内容之一。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即宣言：“人各有自主之权。”他指出，只有实现了人权平等和个性自由，才能求得政治的解放，思想的解放，经济的解放与妇女的解放。与之相同，长沙与湖南的新文化运动中，先进知识分子也大力鼓吹人格独立与个性解放。长沙《大公报》发表了题为《人生究竟为什么》的文章，劈头就提出“我为着谁生的?我生来做甚么?我是谁?”3个问题，试图重新审视人的价值，探讨人在自然、社会中的地位。文章充满着对人的颂扬和对个体独立性的尊崇，对把个人完全混灭于群体之中，个人必两完全服从君主、圣人意志的传统观念作了彻底的否定，得出了“我是人，我生着是为人生的，也是为着我生的!”结论。1919年夏，健学会举行第二次演讲时，又有人作了题为《作‘人’》的演说，指出中国之所以沦落到“国将不国”的地步，关键就在于国中只有奴隶而没有“人”，所以尊重人格，倡导自由，使民众成为真正的人就是最迫切的当务之急。《做‘人’》的演说者在演说中多次引用康德、杜威等西方哲学家的话语，并以西方社会做参照系来对比中国，宣称“美国个人主义的精神，是个个人都求自立，都要拿自己的才能去独立做事”，显然是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个性自由思想的影响。
　　要提倡个性解放，就必然要批判封建旧礼教的集中概括忠孝节烈四宇纲常，因为封建纲常实质上就是独立人格的束缚与毁灭。1919年12月，长沙《大公报》发表《我对于忠孝节烈的一个小批评》一文，对忠孝节烈一一加以驳难。作者百杭指出，社会的合理精神应是互助，而“忠”却只要求单方面的义务，例如仆人要尽忠于主人，卑幼要尽忠于尊长，而且不管主人尊长怎么对待自己，这单方面的义务不能不尽。所以，“忠”是一种畸型的道德，本义是取消自我，使人成为奴隶。对“烈”，作者认为教育、经济等社会制度的不完善并不能以少数人的自杀得到矫正，鼓励自杀，只是无缘无故地把一条有益的生命抛弃掉，是残酷。因此，大家应该少做几篇烈女传，少造几座牌坊，而多去做一些社会制度的改良。作者又认为，妇女再嫁与男子再娶一样，称不上有什么道德缺陷，而且守寡与再嫁本是女子的自由，无须分别旋表与贬辱，去鼓吹什么“节”。至于“孝”，作者首先指明“孝”与敬爱父母是两回事，“孝”宇含有绝对服从的意思，是专制时代的产物，使子女差不多完全消灭个性，不做一个社会的人，而做一个父亲的机械人。况且，一旦移孝作忠，人们对君主就必须绝对服从，变顺民为忠臣，“孝”又成为“忠”的基础。因此，对父母应该径直讲“敬爱”，讲“扶养”，但不必讲“孝”。文章最后说：“总括起来，就是要取消忠孝节烈4个根深蒂固的信条，一件一件改造起来，不要‘忠’，用‘互助’代替；不要‘孝’，用‘敬爱父母’代替；不用‘节烈’，用‘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代替。”可见，作者对忠孝节烈4字纲常的批判，归根到底是对传统奴隶根性的批判，取消这4字，就是要清除封建纲常对人们行为与精神的压抑，从而张扬新的社会道德意识，造就具有独立个性的新国民。
　　早在维新时期，湖南长沙的一部分进步人士就表现过独立人格的追求，但当时的形式与概念都是含糊不清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们则站在民主主义立场上，对人的生存目的，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权利与义务等一系列问题从理论上作了详尽的阐发，并对传统伦理纲常加以彻底的批判，其进步性是显而易见的。
　　从人格独立、个性自由这一基点还引发出了男女平等、妇女解放问题。健学会人士在讲演中就多次指出，古代女子服从男子，是不认定他们有人格；女子无独立职业，只能依赖男子，是没有自由。1919年 l1月，长沙《大公报》又转载一篇名为《女子教育之革新》的文章，先从生理与心理的角度论证男女生之平等。作者说：“男女本是同类，在生理上考究之，同具有手足四肢、耳目口鼻皮肤五官；其内脏之构造，心房之位置，神经之分布，筋肉之组织皆相同，所差异者，只一小部分耳。在心理考究之，其精神之作用，如听觉、视觉、味觉、嗅觉、触觉等，及种种之知觉，筋肉之运动，感情情绪之活动，意志人格之具有，大体皆无差别。”既然生理心理是相等的，那么在社会地位上理所当然也应该相等。作者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发展女子教育，而且女子教育中应包括新文化思潮、新社会生活知识，人生的学术、个人、人格的独立自尊，群众生活的互助，与世界人类的关系，家庭社会的责任……等各方面，目的是培养在社会上独立自主的新女子。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长沙新文化人士反复从人格、个性的角度阐述妇女权利问题。一位署名挣子女士的作者在1919年9月的《大公报》上发表长篇文章《妇女今后之觉悟》，指出民主主义正成为一股世界潮流，它所倡导的，就是尊重世界上每个人的独立人格，使他们都能本此而去做有益人类的活动，从而增进世界文化。所以，“凡为人类，皆宜发展个性而享世界种种之权利”，妇女也不例外。为了使妇女具有完全的个性，作者认为必须从人格修养、学术研究、生活独立3个方面增进她们的能力。因为中国妇女长期以来完全丧失自己的人格，所以就需要进行新的人格修养，做到：(l)去除妇女的依赖性，而以个人为单位；(2)树立真实确定的人生观，进行教育、政治、法律、实业、农商等方面的学术研究，以发挥思想，随世界进步趋势而造福社会。显然，这种妇女观实际上是新文化运动中人格独立，个性解放思潮在妇女问题上的体现，它所依据的理论仍是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正如长沙周南女校校友会的讲演时所表示的：“现在一切新思潮的基础，都是人本主义——即以人类为本位的主义——女子即是人类的一部分，当然是‘人”。因此，女子也应享受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具有自己的独立人格。
　　1919年11月，长沙一位叫赵五贞的新娘因不满父母包办婚姻而在花轿自杀。第二天，长沙所有报纸都刊登了这则消息，队而引发了抨击封建礼教，提倡妇女解放的新高潮，教育界、新闻界人士均纷纷撰文发表看法。他们指出赵女士是封建旧婚姻的牺牲品，是被传统礼教所害死的，要使这些悲剧不再发生就必须实行妇女解放，还她们独立、自由的人格。青年毛泽东10多天内在大公报上接连发表了多篇文章，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这一事件的评析。他首先揭示这一惨事发生的背景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的不能自由。”同时，欺人逛语免强牵合的媒人制度，横蛮的家长制度，以封建礼教为指导思想的社会舆论，都是致受害妇女于死地的原因。所以，毛泽东呼吁，全中国的男女青年都必须对这件事感到惊心动魄，产生一个“彻底的觉悟”，冲决腐朽的封建伦常秩序和家法制度，建立一个新社会。
　　湖南进步人士除了从理论上阐发妇女解放的必要性，对旧的封建礼教进行批判外，还探讨实现女子解放的具体方法措施。有的主张实施女子教育，认为“教育平等，是我们女子莫大的希望”；有的主张男女交际公开，认为“男女交际公开是改革婚制的先决问题”；有的提议平均财产，认为女子如果没有财产，就没有势力，将如同卖身奴隶，必然从属于男子有的呼吁增加妇女就业机会，解决女子生机问题；还有的强调必须男女法律平等，对溺女、贱卖脾妄、猖妓、姑虐息、主虐婶等种种罪恶加以相当的处罚，使女子成为真正的“公民一分子”。
　　新文化人士不但宣传，而且行动，在新文化运动中，以上的妇女解放主张都先后得到不同程度的社会实现，尤其是女子教育有长足的进步，全省创办了许多新的女学堂，女学生人数大为增加。湖南第一师范率先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开始被传为奇事，但不久就被其他学校效法，逐渐普及。1919年12月，长沙周南女校学生向警予、蔡畅等以“实行妇女解放!劳工神圣!工读神圣!”为口号，发起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提倡研究女子问题和赴法工读问题。1920年初，长沙又成立“湖南女子留法预备团”，一大批湖南进步女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为妇女冲破封建传统束缚，争取自身解放作出了表率。同一年，湖南省宪法审查会在长沙开预会，妇女界有人参加旁听。由于有审查员反对妇女平等，她们以全省女权联合会的名义发表宣言，进行力争。8月，审查会正式开幕时终于选陈淑为女审查员，为女子参政创造了条件。
　　妇女解放是社会进步的天然尺度，它在新文化运动中所取得的进展，预示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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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话剧在长沙的兴起

　　长沙最早的电影据传始于清光绪(1875一1908)末年，当时有一位姓卢的浙江人在小西门外河街的中西宾馆放映一些外国活动短影片，票价仅铜板10枚，但当时风气未开，观众很少，加上股东们的意见分歧，所以仅映放10余日就停止。1911年(宣统三年)，又有日本商人在城中开设小型电影院，放映《罗克打鸟》、《卓别林淘金记》等一些小机无声短片，每日两场，每场能容一二百人，城中市民观者较多。民国初年，长沙又出现几家小型的电影放映商，但都仅有小电影机一部，临时租地放几部滑稽短片，又无新片更换，时间一长就不能吸引观众，只能迁地放映，因而有流动电影院的说法。20年代初，长沙西牌楼的基督教青年会正式放映西方电影片，起先是内部招待会员，后每逢周六对外售票，并于夏季在西牌楼对面的体育场放映露天电影。同时，长沙北门的明德中学也利用暑假，在校内坪经营露天电影，便利北区观众。当时两处所放映的影片不同，青年会以放映外国无声片为主，由会中干事担任翻译；明德中学则多放映上海明星公司出品的国产无声片，由校中教员进行讲解。1925年，青年会建造新会址，既有宽畅舒适的大会堂，又有林荫夹道的网球场，四季放映电影，遂居长沙电影业之首。
　　1927—1937年是长沙电影业的兴盛时期。这一时期，坡子街的乐乐电影院、箭道巷的霞光电影院、白马巷的明星电影院、连升街的明明电影院、东茅巷的乐天电影院、铜铺街江西会馆的维多利电影院等相继开设。如雨后春笋般遍于城中。1932年10月，中山东路国货陈列馆建成，后面设剧场，名为银宫电影院，专门放映国产有声电影，由于它设备堂皇，座位舒适，所以业务极佳。同时，长沙南门的万国、民乐、新舞台等戏院，也经常放映电影。《江湖奇侠传》、《火烧红莲寺》等影片在长沙盛传一时，深受市民欢迎。
　　抗战期间，长沙电影业陷于低谷。胜利后，又一度繁荣。黄兴中路有银星电影院、国泰电影院，宝南街有远东电影院，顺星桥有蟾宫电影院。这一阶段美国好莱坞电影主导市场，《出水笑蓉》等影片的广告满街触目，电影已成为长沙市民娱乐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长沙最早的话剧演出始于1913年，—组织者是中国话剧史上的卓越人物欧阳予情。他是长沙浏阳人，祖父为谭嗣同的老师、湖南近代著名学者欧阳中鹊。欧阳予情幼年时就沉迷于家乡的地方戏曲，1913年，他特地到长沙演出，并组织了话剧团体“文社”。这是长沙历史上第一次话剧演出，给市民留下很深的印象。但因为演出内容倾向进步，被军阀汤芗铭强令解散。欧阳予情被迫返回上海，继续以“春柳社”名义演出话剧，揭露社会黑暗，宣传民主思想。1916年，他在上海开始京剧演员生涯，技艺达到“会、通、精、化”的境地。曾与梅兰芳会演于南通，旱有“南欧北梅”之誉，至今南通仍有“梅欧阁”。“五四”运动后，他致力于戏剧及电影剧本的创作和研究，一生创作话剧27部，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战斗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长沙各学校中的业余话剧活动非常活跃。第一师范的学生话剧团就在校内外演出“孔雀东南飞”、“夜未央”等剧，抨击封建礼教，鼓动道德革命。1926年夏，黄埔幸校同学创办的业余话剧团体血花剧社在长沙演出3晚。演出剧目有《恋爱与牺牲》、《马上回来》、《社会阶级》。每晚话剧上演前，加演歌舞、口技等节目，第三晚周南女校学生还临时参加演出一个短剧《生命与国家》。这次演出剧场内座无虚席，引起轰动。1927年“马日事变”后，话剧运动转入低潮，直到抗战爆发，话剧才又掀起新的高潮，我们将在下文加以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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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长沙的各项文化事业

　　20世纪30年代初的长沙，政局相对稳定，经济有所增长，因此各项文化事业也得到发展。
　　在1930年的蒋桂战争中原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省立通俗教育始等相继被毁。1930年，省政府特地拨款2万多元恢复了中山图书馆，向海内外购买和征赠书籍，共藏有中外文书籍11方多册，每日平均阅览人数达300人。通俗教育馆恢复后，于1934年改称民众教育馆，除发行通俗日报外，还设置了巡回文库流动服务，到各地方便民众阅览，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同年，省农民教育馆在长沙创立，馆内办有民众学校、陈列室、民众图书馆等，平时举行讲演，印发材料，普及教育，开展各项社会调查，查对民众的生计与卫生事业进行指导。它的服务范围实际上远远超出文化的范畴，触及到社会经济和基层政治的领域。该馆定期刊印《农民教育汇刊》和《农教旬刊》，针对农民的实际需要编发了《湖南乡土地理教材》、《农村卫生的改造》、《民众简易常识读本》、《怎样选稻种》、《电影教育与复兴农村》数十种小册子，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30年代长沙和湖南文化事业的一件大事是湖南广播电台的设立。原先，长沙市还没有无线电广播，一般市民对广播感到陌生。1933年，湖南省建设厅倡议设立湖南广播电台，成立了工程筹备处，聘请了南京中央广播电台的工程师来长沙勘测设计。当时，任湖南主席的何键认为广播事业重要，便亲自过问，决定将电台设在省教育会坪中山堂附近(现省农业厅内)，并指定一切器材都由长沙的省电器制造公司承制。这年12月，电台、铁塔、发电机器逐步完成。1934年3月湖南广播电台开始试播，5月5日正式开播。播音器的发射率为1000瓦特，音波周率为590千周，播音时间是每天下午4时到10时，播音内容有国际、国内新闻、名流的专题演说和文娱节目等。文娱节目以流行歌曲与京剧为主。为推动全省广播事业，1935年省教育厅特地派员去南京中央教育部收音指导训练班受训，并决定分3期推进，逐步扩大装置面。到1937年，湖南各县市共配置收音机l10余架，形成了以长沙为中心，遍及全省的广播事业网络。
　　1936年，鉴于日本侵华意图日益明显，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在长沙设置一座电力设备仅次于中央广播电台的长沙广播电台，以备在南京受到威胁时暂时行使中央电台的广播任务。这年5月，中央广播事业处着手装配机器，8月完成测试，立即运湘装置。1937年2月竣工试播，5月正式广播。同日，原湖南广播电台即停止播音。长沙广播电台的发射能力十分强劲，射程不仅可以遍及全国，而且能远抵日本、南洋、澳洲。因此，当时的广播界人士评述说：“获此效果应为吾国广播史上的重要一页。”长沙广播电台每天播音7小时，包括新闻、文艺，转播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节目，它的人员和经费都直属国民党中央广播指导委员会广播事业管理处领导。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西迁，长沙和武汉广播电台相辅代行中央广播电台的使命。长沙台主要广播国民政府政令、地方政令、国内外时事和进行抗日战争的宣传。它经常邀请著名政军人士和演员来台直接播出，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徐特立、郭沫若、周恩来等人都先后作过广播讲演。电台还演播抗战歌曲和短小的文艺节目，战斗剧演出的话剧《打鬼子去》被称为“湖南广播剧之始”。1938年7月底，该台传音科又邀集在长沙的各剧团协同成立了第一个广播剧组织——湖南广播剧团，从此经常为电台演播广播剧。武汉沦陷后，长沙广播电台的部分设备拆迁贵阳和重庆，“文夕”大火后全部迁往7—陵，就此告一段落。
　　30年代前期，湖南省政府对新闻界实行扶植政策，因而长沙的报社新闻社大量涌现，1931一1937年，长沙大小报社竟先后出现过90多家，所以当时有人撰文说：“数年来本埠小型报纸风起云涌，有日刊者，有晨刊者，有午刊者，有晚报者，有三日刊者，有半周刊者，有周刊者，有半月刊者，数量之多，为前此所末见，时人曰为报纸年”。为了谋求言论自由，推动报刊事业，长沙新闻界先后于1930年和1934年成立长沙市新闻记者、长沙市报界协会及湖南新闻事业协进会等团体，同时还有临时性的新闻记者聚餐会、同乐会等，在这些新闻团体的努力下，长沙新闻事业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30年代，长沙的演艺业也有较大的发展，湘剧在这时达到鼎盛期。市内的“湘春园”、“寿春园”、“新舞台”等院园相继涌现出一批湘剧表演艺术家，当时各院园都是日晚两场演出，“湘春园”每逢星期六上午还加演一场，一年之中除腊月二十四起封厢停演几天外，几乎天天演出不断，还常常挂牌客满，可见湘剧深受长沙民众的欢迎。
　　京剧在30年代的长沙风行一时。1930年，长沙大戏院开业，它是长沙市最大的京剧院，可坐800余人。马连良、梅兰芳等先后来此演出。梅兰劳演出的是梅派拿手戏《宇宙锋》、《西施》、《洛神》，虽票价很高，但海报贴出就轰动长沙，戏票立即被抢购一空。当时长沙还有一座民乐大戏院，中国四大名旦中有3位曾在这里演出过。程砚秋演出了《荒山湘》、《青霜剑》等剧，荀慧生演出了《红娘》、《红楼二尤》等剧，尚小云和袁世海合作演过《挑滑车》、《车军山》等剧，都被长沙演艺界传为佳话。
　　何键执政时期，湖南省政府对改良和发展戏剧十分重视。特地成立了省会戏剧审查委员会，禁止长沙戏剧界上演淫秽、迷信、荒唐、有损国体、轻蔑劳工、毫无艺术价值等一类的剧目，对某些有鬼怪出现或揭衣挑逗场面的戏曲则厘定改良。与此同时，省府又注意发展民众的正当娱乐，在长沙成立了民众国术馆、国乐研究社、平(京)剧社等团体。国乐研究社以发扬中国固有文化、保留传统技艺为目的，备有统乐器、管乐器、敲击器等，聘请专家任教，学习“将军会”、“春江花月夜”、“霓裳羽衣舞”、“阳关三选”等乐曲。平剧社有社员30余人，聘请名演员担任指导，多次演出“审头刺汤”、“宝莲灯”、“铁公鸡”、“空城计”、“武家坡”等剧，得到社会好评。
　　民众体育运动的开展，也是30年代初长沙引人注目的一种文化现象。1932年，湖南国术训练所在长沙成立，何键亲自兼任所长，著名的武侠小说作家向悄然任秘书，负责主持内部事务。训练内容有少林、太极、搏击、刀术、枪术、剑术、棍术等，还办有男女武术师范、武术高级研究班等。1936年训练所改为省国术馆，在长沙举行区组训练，使长沙国术普遍化。为奖励国术人才，又先后于1931、1932年举行两届国术考试，1933年再派员参加中央第二届国术考试，荣获优胜锦标及奖品70余件。从1930年到1934年，湖南先后在长沙举行了第10到第14届全省体育运动会。第12届省运会蒋介石亲临训1词。1936年在长沙省立公共体育场举行第六届华中运动会，为期一周，成绩优异，历届大会的各项运动记录，几乎全被打破。在这届运动会的开幕式上，有3000多名高中集训学生以及军队、警察、农民举行团体表演，场面十分壮观。
　　图书馆、广播、报刊、戏曲、体育等各项事业的长足发展，使30年代的长沙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文化景象。可惜这一进程被1937年爆发的抗日战争所打断，之后一个阶段，以民族救亡为主旨的抗日文化成为长沙文化运动的核心与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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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长沙文学艺术界

　　抗战初期，长沙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而成为战略后方，并被人们誉为“文化城”，当时北平商务印书馆编审处、民国学院、上海生活书店、南京国立戏剧学校、汉口新知书店等一大批文化教育出版单位迁经长沙或在长沙建立分支机构；北大、清华、南开3所著名高校在长沙成立了“临时大学”。郭沫若、茅盾、邹稻奋、沈从文、闻一多、来自清、冯友兰、金岳霖、左舜生、梁实秋、孙伏园、黎锦熙、洪深、田汉、曹禹、吴祖光、范长江、吕振羽、翦伯赞、张天翼、张曙、熊佛西、薛暮桥、钱君陶、杨东蔬、谭还模、廖沫沙，以及世界学联代表团、菲律宾记者战地访问团、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法国记者李蒙夫妇、日本反战作家鹿地豆、池田幸子夫妇……等众多中外著名文化人士先后从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来到长沙。虽然其中有的人在长沙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但通过演讲、撰文、著书等各种方式，对长沙文化产生了广泛影响。他们的到来，使长沙群星汇聚，文化气氛空前浓烈。抗战前期，仅长沙较著名的文学戏社团就有青春文艺社、醒狮文艺社、赫随文艺社、戌地文艺社、今天社、楚波月刊社、逆流剧社、一九三六剧社……等数十个，蔚蔚大观，形成长沙文化史上少见的盛状。
　　这一阶段，长沙的文学创作空前繁荣，沈从文的散文《湘西》，张天翼的小说《华威先生》，吴祖光的剧本《凤凰城》，艾青、田元的诗《兵车》、《烽火遍黄河》，郭沫若、茅盾的文学评论《对文化人的希望》、《第二阶段》……等，都产生于长沙。据不完全统计，仅1937年7月到1938年底，在长沙公开出版的小说集、诗歌集、报告文学集、剧本集就有17部，还有大量散篇发表在省内外报刊上。1938年2月，茅盾、田汉、张天翼、谭五模、王鲁彦等100多人共同参加了长沙文艺界举行的联欢会，会上确认实行大团结，坚持抗战到底，推进文学创作为长沙文艺工作者的根本方针。之后，作家们纷纷以献身国家民族的热情，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他们从火热的生活中提炼素材，塑造典型，以绚丽多彩的笔墨，创作了许多寓以感染力的艺术作品。同时，在救亡时期的文学应是巳首，是大刀，是炮火，是冲锋的呐喊，是行军的激越战曲的思想指导下，长沙涌现出了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战地通讯、报告文学、街头剧、街头诗、朗诵诗等，发挥了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作用。
　　抗战时期，长沙的戏剧活动也相当活跃。“七七”事变不久的7月19日，长沙新世界戏院就上演新剧《抗日救国》；8月底，长沙戏剧业同业会开始有组织地进行戏曲抗日救亡活动，市话剧团体首演《伟大的女性》、《血洒卢沟桥》；9月，湘春园剧场推出《东亚风云》、《逆耳惊魂》，湖南戏剧学会又公演《保卫卢沟桥》。这一系列演出，拉开了长沙抗日救亡剧运的大幕。之后，长沙戏剧界人士走向民间，在农村、街道上演自编小戏，鼓动民众的抗战热情。其中《放下你的鞭子》、《为国牺牲》等都使观众泣不成声，激起了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
　　在长沙本地抗日救亡剧运掀起高潮时，外地的戏剧宣传团体也陆续进入长沙。其中，上海标准剧团来长演出《上海血战》、《全面抗战》，国立戏剧学校巡回公演《最后关头》、《毁家抒难》；武汉民族剧社演出《夜光怀》等等。这些演出几乎场场满座，赢得了无数长沙观众。随国土的不断沦丧，大批流亡来的外省剧团和宣传队又相继途经长沙，先后有上海复旦大学、大夏大学联合步行宣传团、山东省立戏校抗战公演团、国立杭州艺专宣传团、南京宣传剧团和难民剧团、上海小小流动剧团、临时大学剧团、民国大学剧团；江苏大同抗日流动宣传队、上海新时代剧团等。它们或在剧场、或在街头演出，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无不使观众和来往行人动容。从1938年起，长沙各团队与外来团队一起连续举行纪念和庆祝“一．二八”、“五·一”、“五册”、“八·一三”、台儿庄胜利的大型演出，最多一次参加联合演出的单位达16个，使长沙全城鼎沸，群情振奋，形成了长沙文化史上前所未有的壮观场面。
　　在叙述长沙抗战戏剧运动时，特别值得提一下一位中国现代的著名戏剧活动家，《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作者，长沙籍人田汉。田汉，幼年酷爱文艺，11岁在长沙读高小时就喜欢湘剧、京剧，几于入迷。14岁动笔练习写剧本，根据《三娘教子》改编的京剧《新教子》，发表在1921年的《长沙日报》上。18岁时于长沙师范学校毕业后留学日本，在东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与创造社。1922年回国后，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1924年创办《南国半月刊》，之后，又先后参与创办南国电影剧社南国艺术学校，1927年主持上海艺术大学，主要致力于以话剧创作及演出为主的新艺术运动。1930年参加发起组织中国自由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次年又组织左翼戏剧家联盟任主席。1937年l1月后，田汉曾几次到长沙，参与组织长沙“抗战歌剧研究会”，发行《新长沙报》，并在长沙改写了《梁红玉》、《新雁门关》等剧本，都隐含抗敌救国的寓意，在长沙抗战前期的文艺学术活动中起了重要影响作用。
　　抗日救亡运动也为长沙的音乐和美术界灌注了新的战斗活力。1936年夏，湖南文艺界救国会在青年音乐家张曙的指导下，在长沙举行国际音乐会，听众多达6000余人。“七七”事变后，长沙的音乐工作者与平、津、宁、沪等地来长的音乐工作者一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歌咏运动。街头演唱、游行歌咏、电台播唱、慰问伤员，长沙城到处是抗日的歌声。1937年 l1月12日，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组织的有4000余名歌咏队员参加的歌咏游行队伍所到之处，雄壮嚎亮的歌声此起彼球，响彻云雷。1938年10月，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颇得好评的盛志社管弦乐队来长沙举办以征募寒衣捐赠前方将士为主旨的音乐晚会。这支乐队集中了各方面的音乐人才，以游历欧洲四国的提琴圣手戴粹伦为队长，队员中有著名的小、中、大提琴手，银角、伸缩喇叭、钢琴演奏家，阵容强大，技艺精湛，是长沙前所未有的一次音乐盛会。10月10日，疏散到长沙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人员组织了省内外10余个音乐团体举行联合歌咏会，当最后进行气势磅礴的大合唱时，5000名情绪激奋的观众围绕着200名歌唱者，掌声雷动，高潮迭起，被人们称为“血的奔流，热的狂欢”。这一阶段，长沙新声歌咏队、湖南文抗会歌咏协会、长沙音乐合唱团、民众音乐社、长沙联合歌咏团等相继在长沙成立，成为长沙抗日文艺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战时期长沙的美术活动也围绕着抗日救亡的主题展开，在“把画布、颜色、画笔带入军队中去，带入农村里去，带入每个荒僻的角落里去”的口号号召下，美术工作者们举行抗敌图画展、农村流动画展，在大街小巷绘制大幅壁画、漫画、标语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美术工作者还在新闻出版界的支持下，编印了多部抗战画集、画刊，其中有《抗敌正气画集》、《暴日兽行纪实画》、《抗敌画报》、《阵中画报》等。著名画家丰子档、钱君甸、张乐平等先后到长沙，参加了长沙《抗战日报》、《大众报》等报刊的美术编辑工作，许多传世的美术作品就在此时此地产生。它们为长沙文化历史的画卷增添了新的光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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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救亡的长沙新闻出版事业

　　抗战爆发后，长沙的新闻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原先比较稳健的报纸在民族危亡之际，也纷纷发表文章，宣传抗战到底。1937年l1月，张治中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宣布“绝不怕人民说话，而只怕人民不说话”，省内的新闻检查明显放松，社会舆论普遍活跃。同时，由于战事，许多外地报纸和撰稿人纷纷迁来长沙，当时为长沙各报编辑写稿的著名学者和作家有沈从文、田汉、吕振羽、翦伯赞、金克木、张天翼、王西彦等。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共产党人徐特立、王凌波等人的文章也能在报刊发表。于是，长沙新闻界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
　　抗战时期，长沙的报纸约近40种，其中影响比较重要的本地报纸有：
　　《大公报》，它是湖南影响最大的民办报纸，创刊于1915年。1938年，由著名报人张平子任报社社长，朱石农任总编辑，发表的文叁颇受社会关注。重庆《新华日报》曾以“主张国人一致抗日，提倡民众爱国运动”的评语对它表示赞扬。
　　《国民日报分》，系湖南省政府机关报。1937年张治中主湘后，派省政府委员宾步程兼任该社社长，易君左为总编辑，在有关省金的大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有份量的文章，它动员新闻界起来为人民说话，一是揭露地方政治的黑暗，二是动员民众抗日，保卫大湖南。
　　《观察日报》，创办者和主要撰稿人是黎渤、谭还模、任作民、李锐等共产党人。报纸4开4版，第一版刊登战争新闻和社论，第二版为国内要闻和署名文章，第三版是国际要闻及文艺副刊“观察台”，第四版安排本市新闻及各种通俗副刊。《观察日报》的主要特点是通俗、精悍，富有战斗力，赢得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欢迎，成为当时颇为出色的进步报纸之一。
　　《抗战日报》，它是根据周恩来、徐特立的建议，由中共地下党员田汉、廖沫沙于1938年创刊的。其宗旨是“团结各方力量，特别是文化界的力量，援助政府抗战”。所以除新闻文章外，还模“抗战青年”、“抗战教育”、“抗战妇女”、“抗战儿童”等7个专刊，每周轮流刊出，大力传播抗战文化。《抗战日报》的漫画在长抄报刊中独树一帜，其中有张乐平、丰子恺、廖冰兄等著名画家的作品,所以许多读者评论它:图文并茂,丰富多彩。
　　《市民日报》系长沙市商会机关报社长左学谦。报纸常代表商民发言，主张抗日，反对不法军警敲诈勒索和政府苛捐杂税，反映了商民阶层的要求。
　　《战时儿童》，它是一张面向小学生的报纸，每3天出一期。田汉、邹稻奋、张天翼等都为它写过稿子，报社在长沙的各小学都有小通讯员，因而内容十分丰富，深受儿童欢迎。《战时儿童》的编者还积极并展社会活动，召集儿童座谈，举行阅读比赛，举办儿童征文，组织演唱团到医院为伤病员慰问演出，对发动儿童参加救亡运动起了很大作用。
　　抗战时，不少外地报纸迁来长沙。国民党中央党部机关报《中央日报》1938年1月于长沙印行，内容主要是刊布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抗战方针、政令及各战场的战况。长沙“文夕”大火前迁往重庆。这一阶段长沙还有《全民日报》、《力报》、《霹雷报》、《湖南通俗日报》、、《楚之报》、《湖南妇女报》、《太晚报》等报纸，它们都为宣传抗日、发动民众尽了自己的一份义务。
　　1938年7月，由著名的新闻记者范长江发起，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长沙分会宣告成立，分会号召青年记者团结起来，“在全国同胞、社会人士、同业先进的指导与帮助之下，共同努力，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自由，为中国抗战建国的新闻事业而奋斗!”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长沙分会的成立是长沙现代新闻界的一件大事。它在长沙新闻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抗战时期，长沙的期刊也显著增加，最多时达80多家，它们部分是长沙本地的，部分是从沦陷区迁到长沙的。其中，直接由中共地下党员主持的期刊有《湘流》、《民族呼声》、《火线下》、《中苏》、《时事动态》和《今天》等，它们坚持抗战立场，帮助读者了解国内外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文化动态。《中苏》半月刊还注重介绍苏联的社会状况，每期发行达4000份，销售量在同时期湖南各刊中居先列。张治中任湖南省主席期间，为提倡让人民说话，特别授意湖南省政府公报室出版《湘政与舆情》月刊，由他的秘书王茨青主编。它封面以湖南地图为背景加上一把天秤，题词是：“人民的话是一把天秤!”内容汇集省内外和40多家报刊的新闻和评论300多篇，分省政与舆情、改进基层政治机构，各地情况汇报等18大类，中间对揭露征兵、征税、洞庭湖滨修堤中种种弊端的报道都有收录。编者还郑重声明：“只要是人民说出的话，不论怎样怪俗，我们一概愿意搜罗。”虽然《湘政与舆情》出版的期数很少，但确实是民国时期官方出版物中别具一格的一种刊物。
　　这一阶段，长沙较为重要的刊物还有：《现实》半月刊，它由长沙第二中学附小的青年女教师唐荣前、廖申之等组织创办，读者主要为妇女；《文学月刊》，由长沙文学月刊社编，它的创刊号宣称：“在这全面抗战的时期，文艺工作者的步调当然是应该统一的，所以本刊的文字，有一致的阵营和一致的态度，”显然，它是个统一战线的刊物；《抗战文化》月刊，为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主办，它大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动员民众起来抗日救亡，报道抗日前线消息，介绍战争常识，撰稿人中有茅盾、常任侠等人；《抗战汇报》，它的《创刊宣言》写道：“唤起全国的人士，共同抗战，首重宣传，本刊发刊的宗旨，重心即在于此”。它专门将抗战详情、战地写真、政府文告、名流著作、国际情报，综合整理起来，作系统的记载，以供民众测览，类似现在的文摘刊物。此外，还有《安业杂志》、《湖南妇女》半月刊、《新湖南》旬刊、《育英儿童》等，这些杂志大多在长沙“文夕”大火后停刊或迁徒他地。
　　抗战时期，湖南的书籍出版事业也十分兴盛。“七七”事变前，长沙没有一家真正的出版社，1937年底以后从北平、上海、南京等沦陷的大城市先后迁来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编审部、三一出版社、抗敌救亡出版社、中国战史出版社、战术出版社、正气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它们的到来推动了长沙的书籍出版业。仅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编审部编辑出版了《抗战小丛书》等数十种书刊。同时，长沙的社会团体也纷纷出版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图书；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的《抗战小丛书》，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的《中苏小丛书》，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农民抗战丛书》，国立戏剧学校的抗战剧本，长沙黑白社的《黑白丛书》，长沙抵抗社的《抵抗丛书》等。它们大都以抗敌救亡为主题。
　　抗战前期，长沙的书局数量剧增。外省迁来或外省在长沙设立的分支机构有商务印书馆长沙分馆、中华书局长沙分局、世界书局长沙分局、上海杂志公司、上海书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等。其中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早在抗战前已立足长沙，它们历史悠久，资金雄厚，规模较大，是长沙书业中的佼佼者，抗战爆发后，各书局都发行了相当数量的抗日救亡书刊。长沙本地的书局有文善书局、湘芬书局、广文书局、新路书店、民众书店、新文书局等。其中文善书局、广文书局原先以收售古籍为主，是湖南最大的古旧书店，“文夕”大火后元气大损，基本停业。
　　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民族救亡战争，在这场民族圣战中，长沙新闻出版界人士出版书刊，编印报纸，宣传抗战，鼓动民众，为民族救亡尽自己应尽的义务，也写下了长沙文化史上浓重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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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主义的胜利

1938年l1月的长沙大火，迫使许多文化界人士离开了长沙，之后四次长沙会战展开，长沙成为主战场，自然更没有文化事业可言。1945年8月抗日战争的胜利为长沙文化的复兴带来了新的转机，重新恢复了湖南文化中心的地位。商务、中华、世界、正中、开明、大东等著名书局的长沙分局陆续迁回长沙，众多外迁的长沙书店也返放土营业。长沙的各类书店达七八十家。它们主要营销来自上海、南京等地的书籍，少数实力雄厚的书局也自选印行出版部分书籍，使长沙书市出现繁荣的局面。在报刊方面，1946年后长沙先后出现50余家大小报纸，其中官营的主要有湖南《中央日报》、《湖南日报》、《国民日报》和《兴中日报》；民营的主要有《新潮日报》、《力报》、《晚晚报》、《实践晚报》等。同时，《实践》、《新时代》、《经世月刊》、《时代文化》、《社会评论》、《新语》等约数以百计的期刊也于1946到1949年间恢复或创办，呈显出一种文化大观。
　　这一时期长沙的新闻界与以前相比有了长足的进步，报纸形式变得丰富多采，除照例的社论、评述外，有的设有综合版、星期版、文摘版，有的设有一二个风格各异的副刊，有的还安排了影剧、文史、家庭、音乐、美术等多种专刊。如《晚晚报》副刊“糊涂博士”(熊伯鹏)的弹词，语言活泼，内容健康生动，受到读者广泛的欢迎。为了联系读者，各报还多有社会服务版，有的并设立专栏发表读者来信，反映民众的各种要求与见解。值得称道的是，为了使新闻更具真实性，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全国局势发展真相，长沙各报在报道要闻时，不单纯采用国民党中央社提供的材料，还经常采用外电、港报，乃至新华社的消息与文章，并有自己特约记者的通讯。这种作法在新闻史上是一个创新。
　　但是，当时长沙文化蓬勃发展的势头受到了国内政治形势的严重制约。抗战胜利不久，全面内战又告爆发，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崩溃，物价飞涨，直接给出版发行业带来厄运，书刊滞销，除教科书外营业额很小。为维持生存，不少书店纷纷翻印《火烧红莲寺》、《包公奇冤》之类的旧小说，《三宇经》、《增广贤文》、《包举杂字》之类的通俗韵文，《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千家诗》之类的古诗文来招袜读者。因而当时就有人指出“(长沙)出版的种类虽不少，而真有价值的书籍并不易见到。我们只看看在长沙造货的几百部书籍中，有几多是已失时代性的古书重版，有几多是所谓好销书的翻版，你便可以知道，长沙的出版业在走着一条怎样的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国民党当局还实行严厉的图书报刊审查制度，使新闻出版事业横遭摧残。
　　为了推翻国民党腐朽统治，建立一个新中国，共产党人和长沙进步人士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配合当时高涨的民主运动，兄弟书店、文化书店、《天下文革》、《人民世纪》、《晚晚报》、《实践晚报》等进步书店与报刊相继创办，成为新主义、新文化的传播者。
　　1946年1月开业的兄弟书店实际是三联书店在长沙的分店，店名就暗寓生活、读书、新知亲如兄弟之意。该店出售的书刊涉及古今中外、天文地理、社会经哲史、教科文卫等，种类繁多，琳琅满目，书籍中有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许多革命理论著作。后来又成为《人民世纪》与《天下文革》等进步刊物的代销处。这些书刊受到人们的欢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但也弓I起了政府当局的不安，成为特务们捣毁的目标。6月，它便转移停业。
　　文体书店于1946年初由共产党员沈立人主持开设，书店从上海生活书店购来《新民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书刊半公开出售，成为宣传进步思想文化的又一据点，成为长沙读者喜欢经常涉足的地方。1947年，沈立人被派往湘阴开展工作，文化书店旋即停业。
　　《天下文革》是湖南大学进步学生组织“世纪社”于1946年2月创办的刊物，主要选辑全国各地进步报刊的文章。它的《创刊献词》声明“反封建反法西斯的民主运动仍为中国人民当前最迫切的课题”，自己将“一方面无情地揭露出那腐朽的中国旧社会制度的脓疤，一方面将明确地指出一条新生的走向‘人民世纪’的道路——民主斗争的道路”。它选载了马寅初、章乃器、施复亮等人的文章，论述中国必须实现民主。《人民世纪》1946年3月创刊，也是中共地下组织所办，内容与《天下文革》基本相似，但着重发表自己组织的进步人士撰写的文章，也发表文艺作品。一个月后《人民世纪》与《天下文萃》合作，但7月便被迫停刊。
　　《晚晚报》和《实践晚报》都是由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创办的报纸，致力于揭露社会黑暗，鼓动民主政治。1948年秋，《晚晚报》记者傅紫获在新闻报道中揭露了国民政府“经济紧急措施方案”颁行后的弊害，遭到中央银行指使的暴徒的殴打。长沙各报得悉后纷纷发消息，登社论，迫使市长向新闻界当众赔礼道歉。1949年1月，为内战需要，中央银行湖南省分行偷运金银出境，激起全省人民愤怒。《晚晚报》又大声疾呼：“运去三万两黄金，失掉三千万人心”；“中央政府不要湖南人，湖南人也不要中央了”。这一行动也受到了广泛的支持。6月，《实践晚报》遭长沙警备司令部封闭，并被逮捕两位从业人员。针对这一事件，长沙全体新闻界人士集体抗议，进行“反迫害，反摧残”运动，最后迫使政府释放了被捕人员，《实践晚报》和《晚晚报》的影响也更加扩大。
　　在形势的感召下，长沙民营报纸《舆论导报》(湖南民革机关报)、《长沙日报》(湖南民联机关报7、《交通日报》、《社会日报》、《群声报》都投入到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浪潮中，官方报纸湖南《中央日报》、《湖南日报》、《国民日报》、《中兴日报》也都先后站到进步势力一边。1949年6月 l1日，湖南《中央日报》因刊载伦敦广播“国军撤离赣州”的消息而被罚停刊3天，社长段梦辉被拘禁并撤职。21日，长沙市报业联合会、新闻从业人员互助会等立即联合发起全市日、晚报停刊一天，同时出版《联合特刊》，发行5万份，超过长沙各报平日发行总数。这是长沙新闻文化界的一次历史性行动。正如《联合特刊》指出的：“这次停刊，是长沙市新闻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而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它不但促成了长沙新闻界空前未有的大团结，而且表现出长沙市新闻界忠贞不屈的精神和报人的人格。”此后，长沙市新闻界更加团结一致，趋向进步。
　　进步学生所创造的文化也是长沙新时代文化潮流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46年2月，湖南大学以进步学生为骨干，组成了“世纪社”，并通过“世纪社”在师生中推销《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政协文献》、《停战文献》等进步书刊，成为湖南学生运动的中心。湖南音专的进步师生和长沙文艺界进步人士一起，在工人、学生中教唱《你是灯塔》等进步歌曲，开展以新民歌与身歌舞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歌咏舞蹈活动。同时，长沙演剧四队、六队相继上演了《丽人行》、《夜店》、《孔雀胆》等一批进步话剧，演唱了许多进步歌曲，并组织“民歌社”等社团，出版传播进步歌曲的书刊，成为长沙新文艺的一部分。
　　于是，在长沙新闻界和文艺界进步人士的努力推动下，长沙反对独裁腐朽统治，宣传新文化、新主义的运动生气蓬勃，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行。
　　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宣告新主义在长沙的胜利，长沙的文化历史也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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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柳轩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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