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分离前后

制裁匕首

　　毛泽东后来多次和女儿李敏回忆起贺子珍的好处来，他说在最艰难的一九二八年十月，毛泽东所处的环境变得十分的不明朗，吃的东西除了南瓜别无他物，贺子珍为了给毛泽东改善伙食，亲自和伙伴去河里抓鱼、捞青蛙，有一次毛泽东随口说了句泥鳅也能吃的话，第二天贺子珍就抓了半筐泥鳅回来，给毛泽东按照江西的做法做了粉蒸泥鳅。贺子珍逝世之后，从她的骨灰中发现了十七个弹片。
　　毛泽东被困扰一生的两个毛病，一个是失眠，一个是便秘，贺子珍为了给毛泽东治疗便秘，不惜跑几十里路途去找一个通便的管子回来。毛泽东一生十个子女，贺子珍为他生育了几乎一半以上，贺子珍的大哥贺敏学是井冈山开创者袁文才的同学，贺家一门四兄妹都参加了毛泽东的队伍，毁家纾难也在所不惜，幼弟贺敏仁在长征途中被误杀。（毛泽东自己对曾志说贺子珍为他生了十个子女，延安时期回忆贺子珍时毛泽东的原话－见《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
　　延安时期，毛泽东初步安定，后来跑到这里的学生和小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吴莉莉就是其中之一，吴莉莉本名吴光伟，生于一九一一年的河南，其父是清末和民初的盐务官员，家境优良，她的丈夫是北大一位很有些名气的青年教授，吴莉莉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之前参加的妇女自救民主同盟，随后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九日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作为史模特莱的秘书，吴莉莉深通外语和中国古典诗词，和革命出身的绝大多数的红军女干部显得沟壑分明，按照斯诺夫人的回忆录《中国共产党人》一书的介绍，毛泽东当时是比较欣赏吴莉莉的，给予吴莉莉在写作诗词上很大的帮助，而且破例的给吴莉莉写过一首词，根据毛泽东诗词编撰委员会的统计，毛泽东一生只为杨开慧、丁玲、江青三位女性写过诗词，而吴莉莉的那份之所以没有统计在内，则是因为后来吴莉莉本人在离开延安之前把毛泽东送给他的诗稿给焚毁了的缘故。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从一九三七年开始中止，直到一九四三年为悼念国民党军抗战殉难烈士戴安澜做了一首诗，而后慢慢恢复诗词写作。对此，诗词编撰委员会编写的前言和注释中没有作出任何解释。
　　由于贺子珍误解了毛泽东和吴莉莉之间的关系进而迁怒于史模特莱，吴莉莉后来也因此受到了来自各方舆论的责难，被迫离开延安，而后贺子珍并不原谅毛泽东，事态进一步扩大，在李富春、林伯渠等人（李富春是党内唯一可以过问毛泽东家事的特殊人物）劝说之下，准备去上海治病，行前，毛泽东非常恳切的找贺子珍谈话，希望她不远而复，根据李敏的回忆，毛泽东亲口和女儿说起当年的事，毛泽东动了感情，他说他一生就为了几件事掉过眼泪，一个是母亲病故，一个是通信员牺牲，再一个就是贺子珍负伤，希望贺子珍能够留下来，贺子珍仍旧比较任性，不再回头，上海没有成行，转赴西安，期间，毛泽东再次去信表示和解，并且送去当年的旧物，贺子珍没有答复，而后准备去苏联，毛泽东不同意请她务必回来，贺子珍还是没有照办，径自去了苏联，此后二人天各一方，直到第一次庐山会议才又见了面，而白云苍狗、世事变迁，已经决非毛泽东、贺子珍单方面能够决定了的，若干年之后，贺子珍和妹妹贺怡回忆起往事深悔自己的鲁莽和冲动乃至任性。帅孟奇、蔡畅等人也说过：“如果贺子珍不走，江青就不会趁虚而入，主席身边也就不会是非那么多了。”
　　贺怡是贺子珍的妹妹，也是毛泽覃的妻子，她的身份比较特殊，是毛泽东比较能听得去不同意见的人之一，毛泽覃生前是毛母深爱的幼子，而毛泽覃本人又是毛泽东患难时的亲密政治伙伴之一，毛泽覃在江西以知兵著称，在军事上很有一套自己的见解，这是连兄长毛泽东在内都要另眼相待的。因为毛泽覃的缘故，毛泽东对贺怡也是一直比较礼让的，贺怡后来在贺子珍离开毛泽东之后又成为沟通毛泽东、贺子珍唯一的一条纽带，五十年代初期，贺怡曾经计划带着贺子珍去找毛泽东，事前消息走漏，贺怡受到党内的警告，组织找人向她交底，如果继续“胡闹”的话，只有开除党籍了事。贺怡却并不以为意，转而就给毛泽东写信，说是江青指使人做的，毛泽东回信安抚贺怡，此后“组织”不敢再找贺怡谈话了。
　　贺怡死前还积极联络杨尚奎等人给毛泽东、贺子珍恢复见面做大量的工作，如果她不是死在找孩子的途中，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她是很会做你的思想工作的，和三弟的脾气差不多，不同意她的要求，就要继续和你谈谈，总之，有股韧性。”贺怡在毛泽东的家务中还要占有一席之地和一定的发言权的。
　　各种各样的偶然、必然的因素造就了江青独霸毛泽东的局面，六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在中国只有军队和上海还算比较听他的话，他通过江青作为联络员进一步策划文革风暴，这点毛泽东自然要负很大的责任，不过，江青如果是一个没有野心、没有阴谋的人，配合起来也是比较难的，而且，后来的风波也不会愈演愈烈，以致于为祸十年之久。从这个意义上说，贺子珍和毛泽东分离的损失实在不可以道里计了。

　　我认为没有江青的话，有些问题确实应该有所不同，我们不妨看看毛泽东发动文革依靠的几个人，联络员就是江青，毛泽东自己不便出面办理的事都会交给江青办，毛泽东对曾志说过：“江青生活上从来不照顾我，但是，我还是需要她，她政治上很敏锐。”什么叫敏锐？其实就是鸡蛋里面挑骨头，迎合毛泽东晚年极左的心态。
　　而另一个人贺子珍呢，1965年，曾志去上海看望贺子珍，外界都说贺有精神病，可是，贺张嘴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跟曾志说：“毛主席整彭总，那么做过分了。”这是精神病的语言贺思维吗？
　　现在互联网上总是把毛泽东说的如何操纵局面，似乎每一件事都是亲历亲为，这实际上又是一个模糊毛泽东晚年行为的做法，毛泽东到了晚年以后，不可避免的和其他政治家进入暮年以后一样都出现了糊涂心思，他一样偏听偏信，比如他对迟群的庇护，徐景贤回忆，有人给迟群提意见，毛泽东就说：“迟群不能走，迟群走了，那还不得再来一个文化大革命啊。”特别是毛泽东最后的两三年中，他最信任的人就是他身边的那几个，包括汪东兴、王海容等，他们说什么，毛泽东就信什么，至少相当一些事他是相信的。以后有了毛远新，连四人帮的得宠都退而其次了。
　　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毛泽东身边如果多一些彭总那样刚直不阿的人，少一点佞幸集团，我想有的情势也会发生一些改变的。<a href=[[[SQ]]][[[www.wlzb.net/phpwind/read.php?tid=7016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