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坛低俗化，文学出路在何方？ zt s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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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低俗化：从当代作家及其作品看起。

　　察其言，观其行，文学低俗化早是不争的事实。当前的文坛早就打出了‘身体写作’的旗号。且不说倡导‘下半身写作’的勇敢者，那些藏着掖着裹着轻纱，横陈玉体的文人不胜枚举。回首之间，从宝贝们的尖叫到‘到床上采访我’的告白，一时真有些让人云里雾里放光彩。既然巾帼不让须眉，那么男儿更当自强，所幸地是，当一个长期封建压抑的国度突然释放出女性作为压抑主体的有些矫枉过正的宣泄之后，无论这种现象是否能上升偏离商业轨道的诠释，作为‘父权’的男性们，还喜欢沿袭传统的虚伪，最终明白细水常流的道理，依然玩弄着‘雾里看花’的假道学。

　　《乌鸦》：“实际上，当九丹在舌战中以偏盖全的说这是所有人的罪恶的时候，她还是在变相的为自己主人公的罪恶开脱：瞧，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人性就是这样的，毫无理由的堕落。”　撇开文字的功力，自我剖析的力度已经成为女作家们火拼的焦点。自我剖析，一个作家勇气的见证，长期以来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三教九流的批评家们的结论是，自我剖析有“卖肉”之嫌疑，所以贬低。但我的观点是，自我剖析是作家勇气的见证，是作家进入生活的必由之路。这一点从鲁迅乃至郁达夫的作品中都可以见到。鲁迅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批判家，重要原因是保持自我剖析的警惕。我们进入一个个人为生活主体时代，自我剖析从身体和人性入手，是时代的标志。>

　　《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有理由放纵却无处堕落：名以“成都”为题，却把成都最根本的城市精神和特征给遗忘了，成都人是爱享受，是比较放纵，不是堕落。而现在看着这遍篇被称为有深度有湿度的颓废小说，跟《上海宝贝》比，《成都，今晚将我遗忘》更像个私人小说，卫惠在把手指伸进低裤数一个、两个时，还在惦记着上海带她无处不在的城市感觉，连高潮中也透着优越。而《成都，今晚将我遗忘》的作者拼命往繁华、糜烂和无耐中挤，成都人的心安理得，成都人百事能消纳的本能去了那里？>>

　　文人堕落是反叛的表现？

　　然而，从色相角度去看文人，就象用肉眼去看世界一样，还停留在人性的初级阶段。就象至尊宝说过：“我开始明白你说的话了，我开始用心眼去看这个世界，所有的事物真的可以看得前所未有的那么清楚……”，对于文人，我们也可以试着专业一点点去看。

　　放眼文坛，我们看到低俗可以奔走东西，一枝独秀。可以把中西之学融会贯通地放点佐料，蒙上一层宣纸就开始铺天盖地的走‘文化之旅’，可以以审美的姿态看待钞票，以清流之影站在文化沙漠的鳌头高唱时代赞歌。这个时代真是有趣，在我的想象中，文人和流氓分别成了《无间道》中的男主角们，挣扎在好人与坏人之中。或许，坏人坏到了头就成了好人，反之如此。

　　那些身体写作的作家与九十年的林白、陈染的作品相比，他们的作品浪漫主义的气息少了，讲求实惠的内涵多了。精神的反叛少了，肉体的反叛多了。心灵萎缩了，肉欲增强了。一眼望去，满纸肉气，也因了这些，致使其本有的才华，在阅读中也打了折扣。在所有作品的背后，我们看不到一个独立的有见识的骄傲挺拔并特立独行的女性形象，而看到的却是带有几分迷惘几分浪荡几分神经几分自恋、带着对物欲的渴求和对外来文化的向往，焦虑地站在虹霓下幻想和等待的一群人。

　　这样的叛逆是不是我们所需要的？>

　　棒喝时代：是谁伤害了我们的文学？　

　　不仅是商业化在摧毁着文学，作家们也在摧残着文学。当下消费时代文学的特征已经非常明显，文学生活进入消费时代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已经作用于大部分作家的潜意识。一方面让文学更好地走向大众，但另一当面，文学的审美被娱乐化冲淡。作为评论家他本能地坚持文学的最高标准，但作为编辑他又必须编市场能够接受的书，这二者往往是矛盾的，双重身份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困惑

　　何时才有正视现实的作品？

　　在台湾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余光中看来，所谓“文学中的人文关怀”在全球化的现状下，首要的是关注语言。他表示台湾现在有两种倾向，一是全球化，一是“本土化”，却忽略了“中国化”。其实台语不过是闽南语的一支，抛去“中国化”，“本土化”何从谈起。莫言表示文学仿佛是人的头发，少了一点也可以接受，没有光泽不健康就可以完全剪掉，也不会对人的身体有任何伤害。只是不要戴假发套，保持真实面目就可以了。 ”

　　对于文坛现状，出路究竟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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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师江


撇开文字的功力，自我剖析的力度已经成为女作家们火拼的焦点。自我剖析，一个作家勇气的见证，长期以来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三教九流的批评家们的结论是，自我剖析有“卖肉”之嫌疑，所以贬低。但我的观点是，自我剖析是作家勇气的见证，是作家进入生活的必由之路。这一点从鲁迅乃至郁达夫的作品中都可以见到。鲁迅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时
代的批判家，重要原因是保持自我剖析的警惕。我们进入一个个人为生活主体时代，自我剖析从身体和人性入手，是时代的标志。

　　之所以谈论这些，是因为看到太多的作家批着含情脉脉的外衣，不敢正视自己的欲望和生活，写出来的文字隔靴搔痒，却以精神至上或理想主义为名义，欺世盗名。他们把写作当成工艺活，制造光溜溜的、精致的工艺品，甚至一批作家还以“匠人”而自居，玩自摸游戏，蒙蔽媒体和读者，这是“伪写作”时代的一个特征。光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被人们谈论众多的卫慧和九丹是有建设意义的。卫慧因写“湿了”被人耻笑，那么人们为什么不去耻笑下面已经湿了上面还一副正经样子的作家呢？甚至不去问问那些从来就不曾湿过从来就不食人间烟火高高在上已经不像个人的作家了？装神弄鬼的没人耻笑，表达欲望的被耻笑，这是中国道德的一个悲哀——因为道德的含义绝对不是隐瞒——那些道德岸然者绝对比勇于袒露自己的人要缺德。而九丹，写出卖淫的事实却也成为人们攻击的对象。这种现场不好，非常不好。甚至文学批评正在被道德批评垄断。毋庸置疑，卫慧和九丹，在写作的观念上开了风气之先。

　　现在，春树来了，一个1983年出生2000年辍学的北京女孩，热爱摇滚、热爱朋克精神，热爱诗歌，热爱鲁迅。把自己的青春自白无耻岁月写成长篇小说——《北京娃娃》。如果说九丹代表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的剖析者，卫慧是70后的裸露商标，那么春树，代表八十年代出生者叫道：我来了，我自白，我征服！

　　无疑，春树的才华是酷一代的，她的叙述方式也有酷一代的特点，自语的、神经质的、与欲望紧紧相连的。我最初在“诗江湖”看到春树的诗歌，她的表达才华在诗歌上毕露，歇斯底里的气质，她的呐喊来自身体的底部。现在，她终于找到了最好的表达方式，那就是小说，因为诗歌毕竟是节制的，而小说里她可以一次喊个够。就像她从西X中学辍学一样，她的青春也从《学生管理工作条例》下解放出来，去爱朋克，爱男孩，刮掉子宫里多余的东西。如果说卫慧描写的生活充满的矫情和虚构的痕迹，九丹在文字上又相当拙笨，那么春树所写的与自己生活丝丝入扣的“纯自传”。她写的每个人物，都能找得到，有些是我们的朋友，他们之间无耻的交往，挥霍青春的力量，被春树毫不留情地刻画出来，血淋淋的爱与恨，乃至没有爱也没有恨，春树展现了少年生活与成人生活交界的残酷。从力量上说，确实把卫慧和九丹给抛得远远的。这种力量不仅来自于春树的文字才华，更来自挑战生活的勇气，把生活的外衣剥下来，把肉亮出来，让骨头现出来——春树的少年的果敢成就了这部小说的力度。

　　《北京娃娃》，这是80后写作的一个新起点。谁比谁残酷，春树一步跨过最当红的女作家，已成为80后的旗帜。更残酷的，必须绕过春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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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名为《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下称《成都》)的小说，最近突然在网上流行起来。许多知名论坛里，都相继有人贴上了该小说的链接，点击数不断创造着新纪录。

　　《成都》的创作过程，是典型的网络写作。一个名叫慕容雪村的写手不断地把新写好的小说片段贴在网上，众多网友立即发表批评和建议，甚至亲自改写。实际上，仅小说的结尾，就有多种版本，至今真伪难辨。


　　现在较为流行的版本讲述了这样的故事：主人公陈重是一家外企的部门经理，表面上拥有体面的职业和令人羡慕的婚姻。但在物欲横流的城市中，他沉醉于纸醉金迷的生活，逐渐丧失了对所有人间感情的信任。他与上司和同事勾心斗角，一心想置对方于死地；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相互算计钱财，勾搭女友；最为亲密的爱人，最终发现，她的爱情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陈重残酷地把一切曾经美好的东西都戳穿了，然后开始冷静地报复。

　　《成都》已是网上的第N篇“残酷”小说。在网易文化频道“谁比谁残酷”的专题中，《成都》算是个后来者。仔细收罗，同类作品有一大摞，比如之前凭着“残酷青春”炒至火热的春树的《北京娃娃》，干脆被称为“妓女小说”的《乌鸦》。而《成都》之后，效颦的东施更是源源不断。

　　新小说有相似的剧情：同床异梦的夫妇，相互背叛的恋人，下半身主义，以及最后的反思报复毁灭。它们用最现实的手法写男女之间的情感，其间穿插一些对社会现象的揭露嘲讽。区别于“痞子文学”，这类小说喜欢穿插一些歌词或者诗歌，力图将自己与情色文字区分，提升写作的文化层次。

　　有网上评论指出，该小说流派的源头是石康的《晃晃悠悠》，美女作家的“身体小说”，早先的安妮宝贝作品和再往前的王朔。只是由于网络写作更加自由，网络版本的残酷小说走得更远更极端。在网上，已经有人在改写《成都》的纸质版本，那已“干净”得多了。

　　跟很多热门的网络小说一样，新小说同时遭遇了高呼精彩的热捧和斥为垃圾的不屑。

　　喜欢的人称，《成都》写实，将生活彻底剥去光亮的外衣，赤裸裸地呈现于眼前。主人公陈重正是现代人的真实写照，是人的无奈，也是社会的无奈。一位名为日月光华的网友称，撇开文字的功力，自我剖析的力度已经成为女作家们火拼的焦点。自我剖析是作家勇气的见证，是作家进入生活的必由之路。这一点从鲁迅乃至郁达夫的作品中都可以见到。现在我们进入一个个人主体的时代，自我剖析从身体和人性入手，是时代的标志。

　　也有网友建议大家别看《成都》，影响不好：“这篇文章在比作者小4岁的一代人可能就引不起共鸣，在小8岁的人看来可能就根本一生都不明白。作者慕容大约也就停留在慕容的同龄人中了吧———不成熟的理想主义。”

　　经常在网上转悠的一位25岁女孩在读过《成都》、《北京娃娃》等作品后说，所有的作品都在努力传达一个讯息：真情太容易被生活冲走，更多时候下半身将控制大脑，即使主角们最后都在落寞伤感。然而，在充斥了下半身思考的文字里，除去最原始贪婪制造的冷酷事实外，除去满足一些人的阅读快感外，还剩下什么？

　　有网友在帖子中发问，我们多数都生活在正常的轨道上，怎么作品里却全是婚外恋、一夜情，这些除了给欲望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外，只能毒害青年并让我们怀疑生活。《北京娃娃》，据说是“描述了作者春树从14岁到17岁之间坎坷的情感经历和令人心痛的生活历程”的“自传体小说”，看完让人出了一身冷汗。《乌鸦》叫嚣也就算了，可是现在的小屁孩儿，竟也在花季就把好几年后的事情都给做了，我弄不懂这孩子以后该干吗？

　　还有一位网友一看完小说就在网上发感慨：也许我们此刻能做的，就是赶紧关了充斥残酷故事的电脑，跑到阳光灿烂的大街上，打电话邀请那些结婚多年依旧相亲相爱的朋友们吃饭，然后等着好好观看身边大多数平淡但健健康康的爱情故事。

　　然而，不管人们怎样争议，《成都》显然迎合了某种需求。有人自己将小说制作成电子书，免费发送。一些不法书商更是趁机大作无本买卖。据网友揭发，一本印制低劣的《成都》的盗版书，附加《唐僧情史》和《西门庆传奇》，打着云南出版社的旗号已在市面流行，售价竟高达1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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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方

　　——关于女性文学反叛意识的随想

　　中国的女性在几千年的历史中都处于极其低微的人生地位上，为此女人的声音在几千浩瀚文学的咏叹和呐喊，中显得微乎其微。她们一来到这个世界就和男性根本不是处于同
一地平线上。她们始终被自己作为女人的命运所纠缠，在无数束缚她们的绳索中苦苦地挣扎。她们不能象男性一样离家远足，所以她们无法见识名山大川而写出气势壮美的诗篇；她们不能参与政治，象男人一样宦海浮沉，所以她们不曾有过官场上的大起大落和怀才不遇的苦闷并由此写出充满愤懑情绪、充满锋芒思想的文章；她们无从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思潮，所以她们的作品的也难以渗入理性的色彩。她们如同笼中之鸟，生来就只能囚于其中，久之渐连思飞的念头都消失了。因此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地动荡，战争如何地频繁，朝代如何地替换，世事如何地变迁，在女性的文学作品里都只能依稀地见得一点淡淡的痕迹。悲苦愁怨，始终是女性文学作品创作中作为主唱的旋律。

　　这样，我们读遍女人之作，脑海中所能形成的印象，就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人比黄花”的女人可怜兮兮地站在那里，拿着一块文学的手帕不停地抹泪。这眼泪一抹就是几千年。

　　我们在这里几乎看不到多少反叛的内容。

　　二

　　五四运动唤醒了只会眉低头着表达哀伤的女性。整个社会到了二十世纪初亦呈现出开放的趋势，由此给中国妇女们认清自己提供了空间和背景，女人突然之间就看到了自己不平等的人生，同时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意识到她作为人在这个社会中，就应该有自己发言的权力，就应该有自己的地位，就不应该逆来顺受地接受自己的命运。尤其接爱了新式教育和接触了民主思想的女性们，她们不仅勇敢地走出家门，像男人一样投入到社会的洪流之中，同时，她们也用笔写出了自己对新生活的追求，女性的声音从此开始汇入中国文学之中。

　　她们的出现，为中国女性文学开拓了新的境界。

　　虽然她们的作品在当时的男人们眼里已经很反抗识，很有反叛精神了，但实际上，她们毕竟处于女性解放的初期，所有的反抗，说到底只不过是代表着生活在重压之下的妇女们向社会索要一种基本的生存条件，也就是做一个人的基本条件。比方，要求婚姻息主，要求不被男人打骂，不被买卖，恋爱自由等等。这些要求，只不过是“把我应有的还给我”，是反抗，却并不是反叛。除去时代本身局限着每一个女性作家外，家庭成长的环境也是一种约束。

　　尤其是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许多都是官宦或富有家庭出生的，自小所受正统的中国传统教育很深，纵是有些新思潮，但毕竟不能走很远。因而，她们的作品最终也很难谈得上有着真正的女性独立的意识和反叛的精神。这当然也是时代对她们的局限，我们不可苛求。

　　所以，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作品中所表达的叛逆，很难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叛逆。

　　三

　　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政府大力提倡男女平等，使得妇女纷纷走向社会，走出小家庭的视野，适应社会，以求经济独立。同男人共同支撑起家庭生活，并与国家的建设溶为一体。这本是女性文学的高扬自己精神的一次极好机会。但却在与此同时，政治对文学的进行了强有力的渗透和介入，使得男女作家们都在自觉和不自觉中，放弃了文学亦放弃了性别立场，而站在了政治的立场的。这是一个“男女都一们”的时代，是一个一切(包括文学)服从于政治的时代，女性们虽然走出了家门，但却消灭了自己的性别。所有女性自身的声音都被政治的观念和口号所淹没。身体与男人做着同样的事情，但精神上却并没有真正地站立起来。女人们几乎不知道何为“女”了。在如此背景下的女性文学，吵可能有着女性精神的张扬，亦不可能着个体的反叛，女作家更不可能在作品中表达出作为女人不同于男人的独特感受。女性作家甚至消解了自己的性别，几乎所有的作品都体现了一种性别状态。

　　这时期内的女性作家主要有杨沫(她的《青春之歌》影响了不止一代人)，草明(她主要是写工业题材，像《乘风破浪》，同杨沫比，她的读者多少得多。)，茹志鹃(她是因为短篇小说《百合花》而一举成名，她更多的是写短篇小说，这就注定了她的作品不易被人记住，同时作品影响远不及杨沫。倒是在新时期，她的一批作品，为她赢得了更大的声誉。)其它还有一些作家，但总的来说，与男性作家的成就相比，女性作家无论从量上还是质上都颇有一段距离。当然，我们同样也有理由认为原因不在于妇女，而在于旧时代整个的教育背景。因为在那样的年代里，妇女教育本身不发达，而文学创作这样的事，却必须要会写字。

　　应该说，这是中国妇女的第二次解放，但妇性文学与这次解放擦肩而过。

　　四

　　粉碎四人帮后，文学进入新时期。因为教育的普及，涌现出许多富有才情的女性作家。

　　这一阶段从1976年粉碎人帮后开始。它由伤痕文学开始进入高潮。这一阶段的最富代表的女性作家主要有张洁、谌容、戴厚英、张抗抗、王安忆、铁凝、叶文玲、竹林以及稍晚一点的张辛欣等。她们的作品虽然相当一部分已经表现了女性独特的观照世界的感受，并写了不少女性的情爱和女性的命运，但总体上，并没有同男性文学只有着软硬程度上的区别，而没有实质上的差异。或者说，她们所表现出来的性别差异，还不足以让人们看到女性同男性全然不同的生活感受和生命体验。在当时整个的大的背景下，人们(包括女性自己)都在关注人道主义，关注着反思，关注着批判，关注着改革，没有人或少有人从女性主义角度来思考文学。

　　纵是如此，但我们也还是看到了，最初的女性文学作品，在这一时期已经形成小小的河流。像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张抗抗的《夏》、《北极光》，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等，都显示出了女性主义的光彩。只是从女性意义上来说，这些作品相对表面化了一点。

　　最值得一提的是王安忆。王安忆最早的小说是写纯静的少女世界，朦朦胧胧的爱情感觉。也就是“雯雯系列“；接着好的“三恋“、“岗上的世纪”等小说，几乎是中国女性文学最早最大胆涉及性爱的小说，她试图诉说出女性深层的心理感觉。她的描写优美而别致，绝无男性作家一写“性”就少不了的那种“肉气”和俗气。王安忆的这批作品，在女性文学中独树一帜。但是，因为王安忆的女性意识醒悟得太早，在当时的背景下只有一个王安忆，所以虽然她的作品引起人们广泛称道，甚至有着莫大反响，但却是“独木难成林”，其它具有独特意味的女性作家尚未有作品问世。等她们涌出来时，王安忆已经走得很远了。

　　具有真正叛逆精神的女性形象，开始出现，但却没有唤起人们的关注。

　　五

　　真正的反叛从九十年人开始。而且一为人所注目，便是顶峰。

　　这期间，出现了一群带着强烈的自恋色彩，关注自己的身体但却更关注自己的心灵的女性作家。这批作品的问世，刷新了过去女性作家作品留在人们心头的印象。这些印象中的文学女性形象，总是温柔善良含蓄内敛以及吃苦耐劳勇于承受苦难的一群人。是世俗和男人们努力塑造的女性，而不是女性内心深处所呼唤的女性。新的女性形象，以一种从心灵到肉体都采取叛逆的姿态出现，她们追求灵魂的无拘无束，追求情感的自在自由，她们在爱情的路上走偏锋路线，她们在肉体的幻想中渴望致命的飞翔，而她们最终所需要的所苦苦地追寻的，是一座自己想象中的精神家园。

　　这一群女性作家中最不可忽视的两个人，便是林白与陈染。她们的出现，使得以往呈现以中性色彩、或是只带有比较轻淡意味的女性文学，注入了强有力的性别特征。她们的作品加重了女性意识，强化女性经验，把女性最隐秘的感受、心理、情绪，都通过优美的文学表达了出来。她们笔下的女性人物，没有一个男作家可以摹写出来。她们的作品给人们带来震惊，被震惊的除了男了，更有女人。没有她们，女性文学无从谈起。

　　她们的作品，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她们用同一种形式――小说和用不同的手法――风格，描述了女性深层的心理状态和女性内心深处的情感渴望。她们英勇无畏，她们特立独行，她们一反世人眼中的道德观念和世俗目光，纵情纵性地表达各色被压抑已久的女人的心情。她们什么都敢写，甚至在人们非议她们的作品为“私小说”的情况下，也不停笔。她们向陈腐的观念宣战，向男性宣战，向女人自身宣战。

　　她们笔下的人物代表着两类的妇性。陈染的人物是生活地城市中心的女人，林白的人物是生活在城市外围的女人(比方马来种女人)。中心和边缘的女人，正好成为互补。她们的许多感受都相当一致，只是林白好用诗的情绪和语言，陈染好用哲理深长的句式。她们两个人放在一起，才使得女性文学有一种完美的感觉。

　　在她们的作品背后，能让我们看到是两个在精神上追求超凡脱俗的女性。她们是叛逆的，却又是高洁的；她们是孤独的，却又是苦闷的；她们是要抗争，而不是沉沦。她们卓而不群，还多少有些神秘。

　　女性文学的叛逆精神，在她们的作品里，得到了高扬。她们的叛逆，是精神叛逆，她们的美学取向也是在追求一种高雅而不是低俗。

　　六

　　应该说，关于女性叛逆的路能走多远这个想法正是在读了卫慧和棉棉等诸多“美女作家”的小说之后。从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她们是生活在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下的人，她们是领教过大都市繁华生活的人，她们更年轻，她们的经历和阅历比较简单，纵使有一点复杂，也是她们自己“做出”，而不是在社会背景下的被迫选择。她们对这个世界所有的时髦都采取认同姿态。她们出没于这个时代的灯红酒绿之中。所谓另类，是生活方式上的另类，而并非精神走向上的另类。

　　在她们的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许多坏女孩的形象。这些女孩与成人世界一切循规蹈举的要求进行反抗。你要这样，我偏要那样，从某种角度看，她们与林白了染的人物有些心息想通之处。

　　林白陈染笔下的女孩(她们多是相对于自己年龄显得要成熟一些的女性)也有点“坏”，但她们坏在表面，内心却是自存圣洁。但卫慧棉棉笔下的女孩(她们多是相对于自己的年龄而显得更幼稚的女性)，她们的坏给人一种腐烂之气，可以说她们行为叛逆而思想陈旧。她们对沉沦和堕落有一种沾沾自喜和自我欣赏。她们所向往的，所追求的，所渴望的，所焦虑的一切，都事有一种强烈的物欲色彩，她们在精神上不见高度。在美学取向上，她们的作品走的是一条媚俗的路线。很可能不是她们的故意，她们只是倾诉自己，但却因为内心丰富程度和情感深刻程度的局限，她们的肤浅也就在所难免。

　　因此，与九十年人的林白陈染的作品相比，她们的作品浪漫主义的气息少了，讲求实惠的内涵多了。精神的反叛少了，肉体的反叛多了。心灵萎缩了，肉欲增强了。一眼望去，满纸肉气，也因了这些，致使她们本有的才华，在阅读中也打了折扣。

　　在她们所有作品的背后，我们看不到一个独立的有见识的骄傲挺拔并特立独行的女性形象，而看到了却是带有几分迷惘几分浪荡几分神经几分自恋、带着对物欲的渴求和对外来文化的向往，焦虑地站在虹霓下幻想和等待的一群人。虽然她们也叛逆。

　　只是，这样的叛逆是不是我们所需要的？

　　结束语

　　无论如何，我觉得当今女性作家有相当的作品都体现着一种难能可贵的叛逆精神。是因长久的压抑至深至重，才导致反叛愈烈愈强。叛逆，这是女性解放自己的一个必然的过程，女性文学意义将向这种叛而光芒四射。

　　还有一句要说的是：对于中国女性文学最重要的是：尊重每一个人的写作自由和她的反叛精神。至于写得好与不好，反叛的当与不当，则是另外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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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报讯（记者李瑛）昨日，北京市文联文学研究室在湖北丹江口市举办“消费时代的文学与艺术”作家、评论家论坛。作家林白、邓一光、李修文、安妮宝贝，评论家王干、张柠、谢有顺等针对用“消费时代”来概括当下的社会是否准确、消费对文学艺术评价标准的影响等展开了谈论。

　　评论家王干认为当下消费时代文学的特征已经非常明显，比如影视对文学就是一把
双刃剑，一方面让文学更好地走向大众，但另一当面，文学的审美被娱乐化冲淡。他说，作为评论家他本能的坚持文学的最高标准，但作为编辑他又必须编市场能够接受的书，这二者往往是矛盾的，双重身份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困惑。

　　畅销书作家安妮宝贝则认为作家应该保持作品的市场性与艺术性的均衡。她说，作家应该能够保持与外界的疏离感，协调好个人与外界环境的关系。青年作家李修文提出，应该区分不同的作家，作家写作内容的不同很多是由个人气质决定的，都应该允许各类写作作为艺术而存在。

　　与会的另外一些评论家、作家，对消费时代文学艺术现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谢有顺提出文学生活进入消费时代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已经作用于大部分作家的潜意识。评论家张柠则提醒，我们身处的是一个部分消费化的时代，文学的市场化仅仅限于发达地区，对文学市场化的前景我们不能盲目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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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5月25日电扬子晚报报道，在不久前结束的“同济作家周”中，莫言、余光中、苏童三位知名作家及沪上多位文学评论家在同济聚旗，进行了一场“文学与人文关怀大型对话”。在这场对话中，莫言、余光中与苏童从各自的角度，透视了文学在当下的命运。

　　莫言：文学别戴假发套


　　莫言表示不要总是感叹文学黄金时代的远去，文学本来也不应有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的那种“崇高”的地位。文学仿佛是人的头发，少了一点也可以接受，没有光泽不健康就可以完全剪掉，也不会对人的身体有任何伤害。只是不要戴假发套，保持真实面目就可以了。

　　“有个八岁孩子写了20多万字的小说，他说最崇拜的作家是莫言，但没看过我的任何作品”，莫言说，现在社会一个人完全可以不看作品，只根据道听途说的一些花边新闻就可以判断喜欢一个作家与否，因此有的作家就把写作的部分精力转移到营造花边新闻上，而对写作粗心大意。他表示，对当今文坛来说，文学中的人文关怀最基本的就是不要粉饰自己的创作，不要戴假发套。

　　余光中：全球化时代关怀“中国化”

　　在台湾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余光中看来，所谓“文学中的人文关怀”在全球化的现状下，首要的是关注语言。他表示台湾现在有两种倾向，一是全球化，一是“本土化”，却忽略了“中国化”。其实台语不过是闽南语的一支，抛去“中国化”，“本土化”何从谈起。

　　他认为所谓全球化主要是西方化，而西方化主要是美国化，这种西化不仅在物质产品上，在文化尤其是语言上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内地中文系教师考教授的职称必须考英语，可见中文地位的式微。

　　“如果在语言世界中也分为三个世界的话，那么像印度那样属于英语语系第三世界的国家已经产生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已经进入世界文坛的中心”，余中先表示，内地可以说是中文语系的第一世界，港澳台地区是第二世界、南洋等地是第三世界。全球化华语世界的人如何能在这个时代保持中文的纯粹性，将中文发扬光大是最中心的问题。

　　苏童：不要忘却悲悯情怀

　　小说家苏童用了个故事阐述他对人文关怀的理解，他每天接女儿放学必须经过的破烂不堪的一条街似乎是一个顿悟的地点。他介绍说，每次和女儿经过那条街，他都会大声抱怨那些小摊贩将道路搞得如此肮脏。但是突然有一天女儿突然对他说，你不要抱怨了，他们不在这里还能去哪呢？

　　苏童突然觉得非常惊讶和羞愧，他从未教过女儿如何理解这些事，如何关注他人，然而一个小孩子却用最单纯的话流露出了善良，也就是我们总说的人文关怀。他认为岁月在让一个人成熟的同时也让人丢失了很多东西，而作家写作的意义之一就是帮助人们找寻失去的东西，因此保持单纯、悲天悯人的情怀是一个作家永远不应忘却的。

开心的羊

这是个问题，不过也不用太在意
就象当年的文艺复兴一样，现今中国的文学也到了需要改革的时候了，这是个自然发展的过程。
我想，多精神化，少物质化可能会好些。

coopix1

温饱思淫欲，存在即合理

cdxiaohe

《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成都粉子》〈成都，爱情只有八个月〉。。。。

垃圾！！！成都没多少人看这的~~

梦回

PPING可真能写啊

寒笛

PPING，太多了哦.......看的眼花！

文坛低俗化，可能是因为现在的作家都太急功近利了吧，能静下心来写作的不多。

liuhongju3

真正的文人转来搞技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