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凯旋门---解构凯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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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世界，谁是真的英雄？
　　
耸立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莫斯科红场永不熄灭的圣火，意大利图拉真市高耸的图拉真石柱等等，似乎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虽然我们对古罗马图拉真领导的那场战争，那场发生于公元105年，给达西亚人毁灭性打击的大战的许多细节已难以细细考证，但是，我们从图拉真石柱上螺旋式排列的长达200余米的浅浮雕群，从浅浮雕群上2500个栩栩如生的骁勇将士身上，并不难读出“一将功成万骨枯”式的惨烈；而莫斯科红场不灭的圣火，是葬身于二战硝烟的1000多万苏俄烈士圣洁的灵魂之光。
　　
从小就充满英雄豪气。在心目中，自己不仅要做英雄，而且要成为英雄中的英雄。“惜秦皇汉武，略输文彩；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看今朝，看谁？肯定是看与为伍的一帮热血青年，当然主要是他自己。虽然的英雄业绩早已成为不可否认的历史，但天安门广场耸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及纪念碑四周10幅反映中国百年近代史艰苦卓绝斗争的巨型浮雕，时时都在提醒我们，不要忘了英雄功成名就背后的故事。有关资料显示，仅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在战场上牺牲的烈士就有76万人；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民政、组织系统有案可查、享受优抚待遇的烈士达370多万人；从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到1932年以前，全国至少有100万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牺牲。他们是不是英雄？是的，却无名；正因为无名，往往被人遗忘。
　　
翻开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往往是这样的情景：当我们审视人类有文字和没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最明丽耀眼的星光，总是来自于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或科学文化巨子，从秦始皇、汉高祖、，到哈谢海姆（古埃及的统一者）、拿破仑·波拿巴、华盛顿。历史的聚光灯总是聚集在这些英雄身上，以记述、颂扬这些英雄光辉业绩或功成名就之后所作所为为主题的凯旋文化，成为人类文明史中最精彩多姿的一页。
　　
凯旋文化的本质是英雄崇拜。追根溯源，这种英雄崇拜意识不能不说与人的天性有关。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自然界是遵循“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演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把这一自然法则引伸到社会生活中，引起了众口难调的争议。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生活在自然、野性、蛮荒之中，变幻莫测，险象环生的大自然主宰着人类的命运，能不能活下去还是个问题。于是，能够战胜自然，战胜同类而获得成功的勇士，就会获得人们的崇拜景仰，就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即便有时在自然面前无能为力，人类也可以创造出无所不能的神，希望通过神的威力来表达人的意志。
　　
《圣经》上就有女英雄犹滴用胆识和智慧刺杀侵略者头目和罗浮尼的故事。希腊神话中那个作为英雄化身的赫拉克勒斯，无处不受到人们的尊敬。尚在摇篮中的赫拉克勒斯，就显示神力，用两只小手捏死了两条毒蛇；他把自己作为一切受压迫人的解救者，打死为非作歹的狮子，勇敢抵御并战胜了蛮横无理的明叶人的进犯，打败了面目狰狞的怪物巨人，剥下了尼密阿巨狮的皮当衣穿，杀死了九头蛇许德拉，生擒刻律湿亚山上的牝鹿，活捉厄律曼托斯山上的野猪，摘取赫斯珀里得斯的金苹果……他成了古希腊人心目中无所不能的英雄。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曾作出这样的判断：“希腊人了解和感到存在的恐惧与威严：为了最终能够活下去，他不得不于他自己与恐怖之间设置了光辉的虚构的奥林匹斯世界。那种对巨大的自然力的极大疑惧无处不在地出现在一切知识的宝座之上：啄食伟大的博爱主义者普罗米修斯的鹫鹰；聪明的俄狄浦斯的可怕命运；驱驶奥莱斯特斯弑母的阿留斯家族的可怕的灾祸。这一切恐惧都经由艺术家的奥林匹斯天国而被重新征服了，或者至少被掩盖起来从视野中消失了。”
　　
尼采把这种人与自然的基本对立，概括为“太阳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对立”，或曰阿波罗精神与狄奥尼索斯精神的对立。作为人的英雄气慨载体的酒神精神，在尼采笔下成了一群出栏的羊，一股左冲右突的溪流；在歌德笔下是一种“心脏扩张”；在席勒诗里是一股包容世界的激情，像他在《狂欢之中》所颂扬的那样：
　　 在自然之流的中心，
　　 欢乐使所有造物醉饮；
　　 既不害怕善也不畏惧恶，
　　 是她走过生的鼎盛之路。
　　 当死神来临的时候，
　　 她把吻与酒赐给朋友。
　　 啊，淫欲在悄悄地爬越，
　　 先前上帝与天使呆的地方。
　　
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是一位在英雄崇拜意识驱使下的一位既不畏强暴，立志扫尽天下不平，又不合时宜，四处冒傻的艺术典型。他受骑士小说中的游侠精神影响，想凭借快马利剑替天行道，扬名天下。他看见一个地主正在痛打牧童，便去怒斥地主，吓得地主诺诺称是，结果他离开后地主对牧童变本加厉；他向一队路过的商人挑战，结果被打得遍体鳞伤；在蒙铁尔郊原，他把耸立的风车当成巨人，并与之交战，结果人仰马翻；他看到一队被押解的犯人，仗义打倒押解的士兵，给犯人以自由，却反被犯人抢劫一空，痛打一顿……堂吉诃德的形象，反映了英雄生活和命运的复杂性、难以捉摸性，暗示了凯旋文化的复杂性。
　　
在人类英雄崇拜意识滋生膨胀的时候，时代也不断为英雄创造着用武之地，造就着自己的英雄。早在近9万年前，刚从石器时代走过来的德国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人，就发明了进攻性武器弓箭。由威斯巴西亚诺皇帝于公元72年开始兴建的古罗马斗兽场，既是古罗马文明的最宏大建筑，又是英雄崇拜意识的最现实最集中最生动体现。这座椭圆形的露天建筑，高达57米，大小圆直径分别达188米和159米，4层观赏席可同时容纳数万人。自它落成后，这里就不知上演了多少人兽搏斗厮杀的惨烈悲剧。据卡西奥·迪奥奈记载，仅斗兽场开业庆典的100天表演，勇士们就杀死猛兽9000多头。到斗兽场观赏这种充满刺激的血腥角斗，成了古罗马上流社会最流行的雅性，以致君士坦丁大帝及其继承人多次设法终止这种充满野性血腥的游戏却难以奏效；公元5世纪初，一位来自东方的德莱科隐士企图劝解罗马人放弃这种残忍的角斗娱乐，招来的竟是哗然与讥讽，直到被观众活活地用乱石砸死！有了一个以血腥厮杀为娱乐雅性的民族，古罗马帝国的兴起和不可一世就不难理解了。
　　

在英雄崇拜意识的支配下，能战胜野兽的角斗士，自然成了人们心中的英雄，就可以得到奴隶、田宅、美女的奖赏；战争中的胜者为了表达喜悦的心情，哼哼呀呀中便诞生了凯旋曲。宋之问《军中人曰登高赠房明府》诗中“闻道凯旋乘骑入，看君走马见芳菲”，就描述了这样的情景。当然，凯旋而归的英雄们并不满足于此，他们要把这种凯旋曲定影、凝固、物化，永垂青史。于是，在东方就有了各式各样的领袖纪念堂、烈士陵园、英雄纪念碑，在欧州则形成了林林种种的“凯旋门”，例如罗马的泰塔斯凯旋门，法国巴黎的拿破仑·波拿巴凯旋门，都是凯旋文化的经典。
　　
在英雄崇拜意识膨胀之下，凯旋文化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也许，尼采选择《悲剧的诞生》来论述这个问题，就隐隐地给了我们答案。

胜利造就了英雄，英雄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抒写着凯旋文化的续章。虽然抒写续章的情节也许没有前奏那样的波澜壮阔，但却更加精彩纷呈，耐人寻味。因为英雄们是在居高临下的成功高位上，在激越亢奋的凯旋乐中，在大众仰慕、赞赏、服从（甚至盲从）的背景下展纸运笔的，凯旋文化的续章实际上是英雄们凯旋后心迹的折射。
　　

我们又想起了图拉真石柱。按理说，图拉真作为消灭达西亚人，彻底解除国家之患，把达西亚归入罗马版图的一代英雄，在尚处于奴隶制的古罗马时代，他无论如何为自己树碑立传，标功显绩都无可厚非。但事实并非如此。石柱除了用图拉真名字作为柱名外，更多的象征意义还在于纪念古罗马人战胜达西亚人的那场战争，是一种民族的精神性、荣誉性的张扬。从那浩大的浮雕和众多的英雄群像就可看出这点。到了1600年，罗马人甚至将柱顶的图拉真雕像也与时俱进地换成了圣伯多禄雕像。同样，功名盖世的拿布仑·波拿巴，虽然在巴黎中心留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凯旋门，但似乎它的民族标榜意义远远大于个人崇拜和享乐。为了尊重元老院的游戏规则，为了巴黎居民安危，拿布仑曾两度退位，就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们就不一样了，他们更多地看重的、追求的是世俗价值的实现，是物质享受的最大满足。衣锦还乡族的荣耀，为东方式的英雄观作了生动注脚。
　　 这里说的英雄，并不是指那种在封建世袭制下子承父业式的权贵巨贾，而是经过一番“苦其心志，劳其精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增益其所不能”磨难后的巨大成功者。因此，英雄们大都有一段苦难卑微的历史，最了解这种辛酸史的莫过于眼看着他们长大的父老乡亲；如今，经过一番拼杀闯荡赴汤蹈火终于出人头地，象征富贵威严的锦衣绣袍加身，怎能不在凯旋声中打道回乡，好好告尉父老乡亲光宗耀祖呢。
　　
于是，我们看到，衣锦还乡成了中国封建文化背景下英雄们凯旋之后示威显荣的一种重要形式，形成中国特色凯旋文化的精彩桥段。《南史·柳庆远传》记载，柳被封为老家雍州的刺史加都督。皇帝于新亭为其设宴饯行，临行前皇帝语重心长地对柳说道：“卿衣锦还乡，朕无西顾忧矣。”黄滔《送翁员外承赞》诗也写道：“衣锦还乡翻是客，迴车谒帝却为归”。张国宾的《薛仁贵》，则以调侃的乡人之语，亲呢地赞赏衣锦还乡的薛仁贵：“你孩儿三箭定了天山，……今日衣锦还乡，探望父母来了。”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无处不浸润着儒家思想因子。和许多文化思想的价值取向一样，儒家也崇尚英雄，也崇尚英雄的享乐。只是，我们在儒家式的凯旋文化中，却看不到赫拉克勒斯式的苦难，看不到地狱和炼狱，看不到十字架上痛苦的耶稣；看到的只是“学而优则仕”，只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只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类。包括几千年来影响整个东方，现正在向西方扩展的佛教，以任何现象皆依一定条件产生的“缘起法则”观察一切，包含某种唯物论的思想。但它所追求解脱的人生苦难，也不过是人的生老病死之类苦恼，与西方式的英雄壮举相比，似乎就不足挂齿了。
　　

西楚霸王项羽虽为楚国大将项燕之孙，但自秦灭楚，项燕兵败自杀后，项家家境便一落千丈。一心想灭秦复楚的项燕之子项梁见侄儿项羽身材魁伟，机灵聪明，有意将其培养成大器。然而，项羽却读书读不进，习剑没兴趣，曾令项梁大失所望。后来，项梁借助陈胜、吴广起义之势，带领一帮吴中青年杀了会稽郡守，率八千弟子渡乌江、过淮河，整合包括刘邦在内的各路义军，形成强大的反秦势力。
　　

章邯之战项梁战死后，项羽被楚怀王封为长安侯，号鲁公，担当起了义军首领，破釜沉舟大战巨鹿，入关中，进咸阳，杀子婴，烧秦宫，封18诸侯，自称西楚霸王，似乎霸业已成。此时，有人建议，关中四面环山，土地肥沃，可以建都。可是，称霸后的项羽面对被烧毁的秦宫残垣断壁，想起了凄苦童年，想起了他的江东父老，说道：“富贵不归故乡，如身穿锦绣在夜间行路，有谁看见呢？”于是，为了光宗耀祖，项羽选择了建都彭城，在父老乡亲面前风光了一回。
　　
作为一名功成名就的英雄，不衣锦还乡，犹如衣锦夜行。项羽可把中国封建文化下英雄们凯旋后的示威显荣心态表达得入木三分；衣锦还乡荣耀了一番的项羽，最终败在了刘邦手下，无脸见江东父老而自刎乌江，则是对这种示威显荣心态的悲剧性反证。
　　
精彩续写衣锦还乡进行曲的是刘邦。刘邦出身寒门，从小经历秦末的战乱和暴政。但刘邦从小心怀大志，年轻时他在沛县咸阳服徭役，目睹秦始皇巡游的威风，不禁赞叹道：“大丈夫当如此也。”刘邦认为，“衣锦还乡，古人所尚”。在陈胜、吴广起义的感召下，刘邦从沛县起事，砀郡西进，宛城大捷，灞上驻屯，鸿门赴宴，到诛韩信、伐陈豨、讨彭越、灭英布，好不容易打下江山，坐稳天下，成就帝业。圆了帝王梦的刘邦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是衣锦还乡。公元前195年，刘邦在平定了英布叛乱后，班师回西安途中，路过家乡沛县，索兴驻上几天，邀约家乡的父老乡亲庆贺欢宴。酒酣兴至，往事历历，如云如烟，感慨万端，刘邦情不自禁，击筑而歌，唱起了名垂千古的《大风歌》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120名儿童为之伴唱，刘邦舞之蹈之，好不得意呵. 　　

无疑，英雄的衣锦还乡是荣耀的。但细细品尝，这种还乡的荣耀中，又包含着多少洗刷过去卑微的心理，多少光宗耀祖的俗气，多少新桃换旧符式的历史轮回。从中不难看出，文明在衣锦还乡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