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汶溪畔的太平遗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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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绥江》
大汶溪畔的太平遗梦
钟旭波
1935年6月2日，红一方面军渡过大渡河，毛泽东不无感慨地对全军将士说：我们的行动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不是太平军，我和朱德也不是“石达开第二”。而就在渡河前，蒋介石致电各路将领：“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叫嚣“让朱毛做石达开第二”。将历史时间由此上溯到72年前，将历史人物置换为石达开和骆秉章，有的不再是豪迈，更多的是悲壮。在清军追击和河水暴涨之际，石达开命王娘王子投水，携幼子等四人亲赴敌营，舍命全三军，要求对手四川总督骆秉章“宥我将士，赦免杀戮”，结果幻想破灭，泣血成都。
翼王之丧，是太平军与清军一系列抢渡与反抢渡的终结。在这个系列中，其中一次未遂渡河举措就发生在云南绥江，即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的副官村。
1856年天京内讧，石达开作为前期五王中唯一幸存者回京辅政，却又处处受到那个自称圣子下凡的洪家天王猜忌及其两个脓包兄长的制肘。次年5月，这位太平天国少有的知识分子为保全洪秀全的“天威”和自身性命，将一腔无赖化作一纸“重重生疑忌”的布告，率十余万精兵走上不归路。
石达开不愧是太平天国诸王中最具军事才能者，从1857年6月离京，短短5年间，就转战了苏、皖、赣、浙、闽、粤、湘、桂、鄂九省，于1862年攻占四川石柱厅，进入西南地区，使清朝军政大员曾国藩、胡林翼、骆秉章、左宗棠、刘长佑等疲于奔命。这等大手笔，其时的中国有几人能及！不知为什么，每每提及石氏赫赫军功，思绪就会张弛无度，一个传统着装而非太平军打扮得知识分子沿长江纵横驰奔，朗声而作：“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有几，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手里拿的不是大刀而是剃刀，剃刀下的头颅却是那些受“左”倾思想影响把石达开出走说成“分裂革命队伍的流寇主义”的所谓史家。
其实，石达开是不主张乱杀人的，这正是他遭韦昌辉追杀的直接原因。入川后大战涪州，主持防务的徐邦道，也就是日后甲午中日战争中那位大名鼎鼎的抗日英雄，为便于守城，不顾城外居民死活，下令放火将城外民房烧光，用其砖石筑防御工事。石达开亲书《告涪州四民谕》射入城内，言真意切，如泣如诉：“无心失火，为官者尚奔救恐迟；有意延烧，抚民者何凶残至此！伤心惨目，我见犹怜；饮泣吞声，人孰无恨”!颤抖的嗓音，戚然的神色，愤怒的目光，跃然而现。
涪州之战后，石达开攻綦江、长宁受挫，退守东溪决策：“分兵三路绕道黔滇，到叙州（今宜宾）以西的木川司（今沐川）会齐，进取成都”。人台左宰辅李福猷率前旗进攻黔北，牵制清军，天台左宰辅赖裕新率中旗渡江攻宁远府（今西昌），石达开率主力转战川东、滇东北。李部由贵州攻入云南后，经宣威直指昭通地区，于1862年农历10月12日抵副官村。
李福猷在石达开部将中是仅次于赖裕新的人物，清军后日后的研究者多张冠李戴。1861年夏，石达开回师其家乡广西贵县时，曾得到当地会党及“大成国”农民军的配合，而李福猷正是龙山天地会洪兴堂堂主，龙山起义领袖，后收编大成国三万余众加入石达开大军。石达开以其“颇知调度”委以重任，授人台左宰辅官职，分掀天燕（仅次于王爵）。李福猷没有辜负信任，在此后两年的分分合合独当一面，屡建奇功。
10月12日是个吉日，副官村至中村的大道上婚嫁者塞途，唢呐嘹亮，鞭炮震天响，红着脸蛋的新姑娘伴随着颤悠颤悠的花轿努力想着夫君的模样。赶场的人摩肩接踵，在诠释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后，三五成群地钻入排满神仙街的豆花店，喝上寡二两，扯开喉咙说起天地古今，家长里短。这番歌舞升平景象感染着分县署的老爷们，县丞熊先民、团绅刘洪泰、黄绍甫等谈笑风生，对早已得知的太平军即将攻城的情报置若罔闻，“声言不必惊惶，婚嫁者自婚嫁，伊等率团至黄龙溪堵截，一战可退”。等待这帮狗官带着民团，抬着子母炮抵观音岩便与太平军遭遇。仓促应战，打死太平军数名，太平军分兵包抄，一路渡大汶溪由后坝掩击而下，一路绕王土坝由玉皇观抄下继续进击，团队见太平军“如山本崩海倒之势，弃曳殆尽”。
接下来便是让某些史家既头痛又欢欣鼓舞的太平军在绥江的十三天“革命行动”。让我们赏析一下旧县志的记载：“敌遂下令烧杀，城中民众见四方被围，扶老携幼争向河干抢渡，先至者幸脱，稍候者无船，多赴水死，余则延颈受刃。河坝一带被杀戮者千余，城内沿街烧杀死者无数。时避入禹王宫、万寿宫两庙者约二千余人，闭门死抗者三日后，粮尽力疲，开门乞降，敌允放生三刻，后出者普杀不留。敌队持刃站，夹道里许，难民由中奔逃，两面掩杀，幸免者无几，。四乡烧杀至二十里外，死者、戮者更不可以数计”。
好一桩丰功伟绩！不错，旧县志编于民国时期，所谓体现着剥削阶级意志，也如整个太平天国烧杀抢掠是被“污蔑”一样，是不值得某些史家采信的。那么，请看这句话“副官驻扎半月，连战数日，剿灭妖匪千余”。此话谁言？李福猷给石达开的禀报，白纸黑字。有人说“妖匪”是对清朝官兵劣绅的称谓。其时的副官村，有县丞一名，千总一名，兵三十名，加上师爷、临时组织的团丁，也不会超过100名，只有“妖匪”的零头，那剩下的就是劣绅了，几千人的县城，就有那么多劣绅，嗟乎！九泉下无辜的绥江人，一百余年前被视为妖和匪，一百余年后还被自己的子孙视作妖和匪而唾骂！那些真正的“妖匪”在那里呢？熊先民和他的千总率兵躲进了风池坝青杆坡萧氏宅“督战”！
真正的战斗是由城绅王应甲组织的。两天背城借一的巷战，在太平军强大的攻势下，且战且退，最后退守分县署。王应甲视死如归，穿戴好熊氏扔弃的县丞衣冠，代表副官人痛骂强敌，大义凛然，铁骨铮铮……和王应甲同时战死的还有其弟应科、应昌，侄儿世楷，可谓满门忠烈。
不嗜杀人的石达开却重用了这杀人如麻的李福猷，似乎悖谬。其实不然，一是李福猷的会党背景，会党是盲目反清的；二是太平天国杀人的历史，凡是不顺从者，两千多年儒家思想教化出来的忠义者即为匪为妖；再者，如此大规模的一次行军总会留下故老相传的口碑，从家谱等文献资料中也可窥见蛛丝马迹。正如旧县志载：“敌据城十三日，奸淫烧杀实为更亘古未有之惨祸，迄今七十余年父老谈及犹有余痛”。
当然，李福猷来副的目的并不是杀人，而是要完成渡河任务，会合于沐川。他在副官村禀报石达开：“查探中旗官兵，并无音耗，而小官度谅其情所往程途，多行左手之路，必由昭通、谓林，遵奉殿下从先之贵谕，直抵蛮夷回溪司造桥渡河，亦未知其军机，有何达便而已”。“前于东溪之时，荷蒙殿下劳心，铺派各路官兵，进取平夷、蛮夷（今新安、新市），造桥渡河，直抵木川司会集，嗣后殿下至于遵义郡，又谕曾李二兄，进取叙郡屏山邑一带”。
渡河谈何容易，四川总督骆秉章已下令将船只集中到北岸。找不到船只的李福猷部遂在大汶溪入口处造桥，可惜金沙江水流湍急，未获成功。而此时骆秉章几乎将全部驻川清军调往安边，准备与进驻横江镇、双龙场、玉皇楼一带的石达开本军决一死战，石达开召集李部来会，李福猷遂于25日撤出副官村，自峰顶山出境。
1863年3月，石达开再次分兵，李福猷部进军贵州，回攻川东，作为疑兵掩护石本军成功地从巧家米粮坝渡过金沙江。李福猷攻入贵州后，得知石本军覆没和石本人噩耗，遂放弃渡江计划，转战湖南、两广，12月战败被俘，伏刑于广州，余部战至1972年。
一百四十二年，弹指一挥间，大汶溪依然是一幅“一湾清泓碧涟漪”的美景，血迹早已荡涤干净，无影无踪，而梦幻却依旧如纱笼般笼盖着。轻轻地撩开纱笼，一段马克思评述太平天国的话振聋发聩：“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这是一段不管风雨如何剥蚀，世事怎样的变迁都会放射千古不变的光芒的话语。它如传说中板栗中坝狮子堡上的那石达开之剑一样，戳穿梦幻、谎言和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