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应当学到些什么

xiaoyuer

大道理 -- 研究生的教育的过程不光是选了几门课，做一篇研究论文，答辩通过了就算完。这只是最基本的内容，它让人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并能以所学来做研究为生。教育还有更广泛的内容，包括思想的交流；人性的理解；让自己知道在社会中的位置和责任；为人处事的举止行为；科学的世界观；团队精神；能够尊重、容忍、同时具有批判的精神；虚心听取别人的看法，但又不盲目崇拜；懂得批评别人很容易但做出超过别人的实际工作很难；有解决问题并把事情（哪怕是一件小事）做成、做好、做到最好的意识和努力；知道科学研究不光有关思想，同时也取决于细节；要以学术上做得更好来超越别人而不是靠打压别人来抬高自己，等等。这些东西很多都不是课堂上能学到的，而是一点一滴领会于生活、工作、以及与人相处的环境中。所以研究生的教育在两个地方完成：课堂上和课堂外。大话说完，下面我就讲一点自己的经历。

去美国留学 -- 我82年9月在中科院研究生院念书，84年11月拿到硕士学位，同时也开始申请出国念书。85年5月先后拿到Michigan和Columbia大学研究生院的接收信，我选择了去后者。我的导师叫麦肯纳，是我现在工作博物馆的研究员，同时也是哥大地质学系的教授和哥大董事会成员。他和我所在的研究所以及国内的导师周明镇先生有工作关系和私人交情。哥大还没有拿到我的GRE成绩就收了我，不知是否有走后门的嫌疑。不过等我的成绩单来了后我补交给了学校。我应当在85年9月到哥大报道，但麦肯纳让秘书给我寄了一张地形图复印件，是他在怀俄明（Wyoming)夏天的野外工作区域， 他们在那一带做野外发掘。地图上的工作地点旁标了一个电话号码和一个人的名字，麦肯纳让我7月初到那儿去找他们。

我兜里揣了300美元元，从北京飞到加州三藩市，住在加大一个朋友家，然后乘灰狗巴士从奥克兰到怀俄明东南角的首府夏安。 巴士连夜开，上厕所和吃饭会停一下。我吃了一路的汉堡，那是我唯一知道点的美国饭。路过犹他州的一个小镇，车站边就有吃角子老虎机，我好奇扔了四个25分币去摇了几把，全军覆灭。到了夏安，在车站打电话联系接头的人。我的英文是二把刀，加上当地人的口音和当初学的英文有些差距，电话里的人话我听不大懂。反复打了几次后才明白，说麦肯纳给我的电话已经disconnected， 我顿时就傻了眼。那时已是下午五点左右，我一人带了两个箱子一个包，站在空无一人的车站上，彷徨。后来我发现车站上有“黄页”（这个黄不是那个黄），是当地的电话薄，就在上面找老板留给我的那个人名字，没想到就让我给找到了。按电话号打过去，居然真就是他。对方给了我一个他女儿的电话，说她知道麦肯纳的电话。几经周折终于联系上了我们的营地，他们派了一辆车来接我。见到麦肯纳后给他说了我来的经过，他说凭你能找到我们，我就该你一个PhD。

我们野外工作的地区在一个美国农民或者说是农场主的地盘上。此人叫查理.沃克，一个很憨厚的人。每天开着他的皮卡到处转。驾座边上总有两盒六瓶装的啤酒，一边开车一边喝，美国法律在他的地盘上体现不出来。每次到我们营地前，跳下车就在车那边对着车轱辘撒尿，一边还跟我们打招呼，让我开了一回眼。我大概是查理头一次见到的外国人，他就专门邀请我去他家玩。他有一个很大的房子，里面给我留下印象的是两样东西，一是他吃剩下的比萨饼，摊在茶几上。是微波炉烤出来的那种，那个烂样子我觉得狗都不会吃。再就是一个巨大的玻璃罐，里面有上百公斤的一分钱分币，他说是从二战时就开始攒起来的。然后他让我开他刚买的一个大拖拉机，参观他的车间。他的车间规模之大，工具之齐全让我膛目结舌。当时国内一个县城或者一个小城市里都很难见到这样的车间。他说除了发动机，他可以自己在这里加工拖拉机上的任何部件。但他很孤独，他的两个儿子早就离他而去，十几年都没有回家来过。所以他很想跟我说话，而我是半懂不懂假装懂，就让他对牛弹琴好了。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美国人物质上的富裕和情感上的贫乏。

野外完了以后，我去了麦肯纳在丹佛附近山中的庄园。麦肯纳的母系是美国有名的卡内基家族，他们家在丹佛附近有很多资产。庄园的土地是其中一部分。园中有三幢小楼，在绿水青山中，他自己一家，他父母和给他们看庄园的“下人”家各一幢，相隔三、四公里。站在巨大的玻璃窗前，他指着视线中的山岭，森林，湖泊和河流对我说，这些都是我家的，你到这里来要了解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和你们在所有制上的差别。记得当时和他的小儿子布鲁士有一段对话。其中说到我要好好学习，work hard。他说应该是：work hard, work smart（可以翻译成苦干加巧干）。他的话让我觉得中国人比较实干能吃苦，而美国人比较会投机取巧偷奸耍滑。很多年后，我的这个看法有了很大的转变。

哥大学习 -- 哥大原是纽约的“国王学院”，1754年10月31日，经英国国王乔治二世颁发特许状后成立，以“推进文科教育，阻止已经在这个殖民地流行的共和原则的增长”。尽管如此，自由主义传统最终成为哥大的真正标志。此外，哥大是最早接受中国留学生的美国大学之一。早年的中国校友有顾维钧、郭秉文、陶行知、胡适、徐志摩、陈公博，闻一多，蒋梦麟、马寅初、冯友兰、唐敖庆、吴文藻、宋子文、何炳棣、金岳霖等。仅从地质科学的角度来说，著名地质和古生物学家，德裔美国人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1870-1946）来华前任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系主任。他到北大后的善教影响到中国早期地学界的许多人，比如孙云铸、杨钟健、乐森璕，李四光、黄汲清，丁道衡等。葛利普1946年逝世于北京，安息在北京大学校园里，进北大西校门往南的荷花池边。这些历史的千丝万缕让我对哥大很有好感。而这些微妙的地方往往会不经意、但深刻地影响到人的心理，自信，以及对自我标准的要求。

我的专业是哥大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共同支持的。我在哥大上课，在博物馆做研究，办公室在馆里，但住在学校附近。第一次选课时，我去征求麦肯纳的意见，他说你选什么课问题都不大，但有一门课你必须要选：微积分。我很纳闷，我的专业是古生物，需要学的主要是生物和地质两方面的课，基本都是描述性的东西，工作中也从来不会用到微积分。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希望你能理解地球是一个削圆了的立方体。因为我在北大学过微积分，按学校的要求我不用再选这门课。但麦肯纳的回答让我悟出一些道理。他又对我说：你到这儿来不是因为我能教你什么，你也不要指望我教你什么。我过去有很多的学生，也不是因为我教了他们什么；是你所在的这个环境，它在教你。这一点我当时不是很明白，但后来明白了。 最后他说，有时间你到七楼库房去自己找一个博士论文课题吧。我们这个楼里有八层都是标本库房，收藏了好几十万件标本，七楼有最多的门类。我那时对专业基本上是两眼一摸黑，什么都不知道，在接下来的一两年中，把几百个抽屉搜了一遍，最后找了一个论文题目的材料。现在看来，这个论文很普通，如果导师用心指点，也许会找到更好的论文，而且会省很多时间。但这个过程确实也有助于我自己的独立研究能力。我不能确定那种方式更好。一个训练好的学生不怕换研究轨道，他可以同样做得好。但现在的很多情况是PhD研究论文本身就可能决定一个学生的命运，让人没有太多选择、调整和显示自己能力的机会和时间。对我自己来说，如果当初麦肯纳为我指定一个题目，有可能会是一篇更好的论文，但我现在也许就是另外一个人了。

刚开始上课是不可能都听懂的，能有一半就不错。下课后借美国学生的笔记来看，花很多的时间自己来补。这种状态在一年以后开始好转。我们这个学科要求45个基本的学分，大约平均下来是15门课。有些我想学的课哥大没有，我就到纽约州立或市立大学去上。这些学校之间有一定的可以互选的课程。每个PhD候选人要做至少两个学期的助教。这一是对学生的训练，二是以工换奖学金（否则学校得花钱去雇助教）。同时要把PhD论文的研究方案（proposal）做出来，在学分达到基本要求后，进行博士资格答辩。答辩时学生介绍自己准备要做的论文。委员会五个成员，其中至少一位是本专业外的教授，每人至少30分钟提问，问题有关论文相关的内容，但更多的是关于背景知识，问题五花八门。我记得我当时有这样一些状况。一个教授拿了几页纸，上面有几百个普通地质学方面的简单问题（他用同样的单子对付别的学生，教授偷懒的一种），他在上面随便找问题问，要求我的回答就一个字，不用多说。比如“海底地壳是平的吗？”我答No.“地球背面和纽约相同纬度的城市有？”答Beijing。等等。有位教授拿一张地形图，让我在上面找到我们工作的点，并说明它的坐标等参数。然后又是一张地质图，要我根据图选择一条剖面线，能够最好地控制图中的地层。最后又拿出一块沉积岩石，让我根据它说明上下关系，沉积环境和类型，以及相关环境中可能出现的生物类群。麦肯纳问了我一些关于论文的问题，然后背着我从口袋里拿出一个蹄兔的头骨标本，两手捂着标本的大部分，让我从看到的头骨部位鉴定是什么哺乳动物。然后，把标本放到桌上让我谈蹄兔系统发育有什么样的问题，当前有些什么新的研究，谁做的，发表在什么地方，有什么看法，等等。 有回答不上的问题很自然。教授们并不是想让你难堪来开心，他们是测试你的知识范围和深度，看你是不是具有了去做博士论文研究的基本能力和知识。通过答辩后，委员会给我一个评估，告诉我那些方面需要加强，以后可以去选有关的课程或自己读一些相关的书或者文章，当时就给了几篇参考文献。获得博士生资格后，基本就进入博士论文阶段，时间会比较有弹性一点。

我的奖学金只有九个月，夏天没有钱。有一段时间（大概半年）我到曼哈顿下城打过一段时间的工。每个周六做一天，帮人卖东西，看铺子。一天下来35元美金。一是为了挣点饭钱，二是体会一下打工生活。我到美国来最遗憾的一件事就是没有机会到餐馆里去打过工。那是一个特别的环境和文化，很多中国学生都有的经历我错过了。

我在哥大也选了很多杂课。我喜欢美术，同时也和我的形态学研究有关。从科学院研究生院回所后，我就参加过两个素描的夜校班，自己掏钱。在哥大时我又选了三门美术课，素描、油画和木刻，都是晚上的课，成绩还都不错，记得木刻还是A加，印象最为深刻。西方美术中的一个核心内容是人体，所以开课后一上来就是画裸体模特儿。头一回看见漂亮MM摆个姿势在那里有点让人透不过气来。而另外一个模特儿是个干瘦的老翁，一身青筋骨头满身的褶，几乎有点吓人。老师一堂课上就在不停的念叨“beautiful， beautiful 。”我才体会到美术家对美的看法不光是“好看”，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对科研的看法。那门课的老师英文次得不行，是位前苏联的雕塑家，可能还是成名人物，自称摸过斯大林的头骨。我们的一堂课是在他Soho的家里上的，那是我最初对Soho区的认识。我的素描是半专业水平，课堂上大量的线条图，班上的同学说应当拿到街上去摆个摊卖。其实他们不知道在纽约地区学美术的中国学生有多少。（先写到这里。）

（1）《博物馆里的研究生院》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12095
（2）谭宝林《国外的科研经历》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12126
转自孟津的博客：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12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