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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再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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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2-19 20:21:2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章立凡

夏历甲申新春又近。三百六十年前的甲申(1644)年春三月,李自成率农民起义队伍杀入北京,结束了另一位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创立的大明王朝,自己坐了龙庭,改国号“大顺”。农民起义的“学生”夺了“老师”的帝祚,算是封建社会的一条“历史周期律”。

中国的老百姓习惯上认为天子圣明而官吏昏暗,李自成《登极诏》中评价崇祯皇帝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崇祯登基后忧心国事,宵衣旰食,落了个“辛辛苦苦十七年,一朝吊死煤山前”的结局,原因就在于体制不行,培养出来的尽是亡国之臣,他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只好跟着当亡国之君。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社会是“家天下”,属于“家族所有制”,“王臣”只是这个家族的奴仆,受命管理疆土人民,管得不好,“大家长”是有权撤换惩处的。但奴仆也有本事合伙欺骗皇上,盘根错节,尾大不掉,崇祯就是吃了这帮家奴的大亏。

王朝末世,天下纷纷,农民起义成为鼎革的动力,但真正能坐定天下的,毕竟只有一家一姓。可惜“大顺”大不顺,李自成登极,并未汲取前朝之鉴,迅速腐败。不久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氏走上覆亡之路,中原成为大清天下。

综观中国封建社会的王朝兴替,莫不与农民问题有关。顾炎武曾经说过:“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顾炎武:《日知录》)一个王朝的灭亡,首先从道义上的灭亡开始,道义灭亡时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肯定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而最终罹受覆舟灭顶之灾的,则是统治者自身。

辛亥革命后皇冠落地,由封建走向共和,政治体制已变,何以国民党最终还是丢失了大陆呢?我看最重要的原因有四:

一、一党专政,党国不分。国民党是以党治国,党国不分,政党与政权不分,是“权力集团所有制”。与封建社会的“家天下”不同,党内的各级权力阶层(不包括普通党员)是集体的君主,对于“天下”人人有份,权力共同维护,利益大家分享。实质上是封建“会党政治”,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整饬吏治比一家一姓的君主制更加困难。一旦发生普遍的腐败,党的上层无力回天,蒋经国1948年在上海“打老虎”失败,就是最著名的例子。

二、个人独裁,拒绝民主。孙中山的“省长民选”主张,蒋介石根本没有实施过。他长期以“训政”名义,搞个人独裁,拒绝民主宪政,镇压舆论监督,推行特务政治。“中华民国,主权在民”只是一句空话。民主不存,共和安在?如此政权,焉能不亡。

三、背弃诺言,忽视农民。农民的利益诉求,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都不敢忽视的。“平均地权”的承诺,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但革命成功之后,这一诺言未予实践,原因在于国民党政权的基础之一是大地主。共产党之战胜国民党,正在于满足了中国农民千百年来对土地的渴望。国民党50年代初才接受失败教训,在台湾以赎买方式实施土改,但也只是亡羊补牢之举。

四、抗战胜利,腐败加速。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想消灭了共产党再抵御日本侵略。但外患太急,未及消灭中共就发生“西安事变”,被迫中止 “安内”方略。抗战胜利,“攘外”结束,共产党已发展壮大,消灭不掉了,使他终生引为恨事。而国民党的大小官吏,在大后方“茹素”八年,一旦回到原先的“失地”,无不变本加厉,搜刮民脂民膏,搞得民不堪命,财政崩溃。故国民党亡国,表面上败于军事,根本上亡于腐败。

腐败的根源,在于统治者习惯于将国家名器视为战利品,因为在他们眼里,天下是打出来的,而不是选出来的。

封建君主“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篇》)不少国民党官员,忘记了中山陵前“天下为公”的垂训,以为本党先烈流血牺牲换得政权,加上“老子抗战八年整”的勋劳,就有资格予取予求,尽情攫取胜利后的红利,也是一种扩大了的帝王思想。

自1944年3月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后,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皆有连载,各解放区还印了单行本。毛泽东同年在延安的两次讲演中特别谈及此文,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

郭老那时与晚年不同,写文章是讲真话的;而毛泽东处于在野地位,也注意听真话。弹指之间,又过去了六十年。对于一个用“三千万人流血牺牲”换来的政权而言,“胜利时的骄傲”在1949年后的一段时期内是避免了。但闭关锁国将近三十年之后,随着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欲望闸门打开,腐败于今为烈。能否彻底摆脱“周期律”,仍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老问题。

历史巨轮前,难为行路客。三百六十年中的匆匆过客们,尚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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