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复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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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在经营西北获得有利形势后，想要一举消灭匈奴，并为此下诏：“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雠，春秋大之。”其实不仅刘邦、吕稚夫妻受到匈奴的威胁和侮辱，还有汉帝国边疆的人民百姓更是随时随地的面临着匈奴侵略、屠杀所带来的灾难。战国之时，秦、赵、燕三国为了防备匈奴的侵掠，在北部边塞修筑城墙，秦始皇更是将三国的城墙连为一体，成就万里长城。但是到了汉帝国之时，匈奴的危害仍然存在，甚至比以前更加严重，以至于身为帝国始祖的刘邦、吕稚都曾被侵犯。匈奴的存在对汉帝国、武帝本人来说可谓是国恨家仇于一体。这是国家、皇帝的仇恨，在国家思想上就肯定了复仇的合理性、正义性。

   对于民间的复仇之举，汉帝国也是持肯定态度的。在国际、人际间这一特定行为上汉帝国是做到了一视同仁。

   汉代的法律自独尊儒术之后，对各类案件都参照儒家经义作出解释和判断。董仲舒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说：““《春秋》决狱，论心定罪”，“《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而汉帝国选择认定了儒家经义，倡导三纲五常，尤其重视“孝悌之义”，因此其中对血亲复仇的判决往往宽大处理。而汉帝国民间的复仇之举也屡见不鲜，当时的人对此是抱有同情、理解甚至赞赏的态度。

   赵熹，南阳人，他十五岁的时候，一位兄长被人杀死，兄长还没有后代，赵熹便决心自己为他报仇。于是准备兵刃，结交刺客，亲自带领众人上门寻找仇家。也是恰巧，仇家的人全都感染疾病，大概是传染病之类的，否则不会一家人都卧病在床，以至于“无相距者”。这其实是一个报仇雪恨的好机会，赵熹可以轻易的将仇家解决。但是他却没有这么做，他认为趁人身患疾病没有反抗能力之机报仇，实在不是大丈夫所为。临走前，放下话说：“尔曹若健，远相避也。”仇家感动，都在床上叩头。病愈之后便一同自缚到赵熹家请罪，他闭门不见，请死之人也不杀。后来，仇家还是被赵熹杀死，终于完成他当初为兄报仇的宿愿。此事发生在西汉末年，后来赵熹在汉光武帝时任太尉。他报仇杀人的事始终没有人以为这是罪过，而是根据他青年时一系列的所作所为称他“少有节操”。

   东汉中期，青州安丘县男子毋丘长和母亲到市场中游逛，碰到一位醉汉。这醉汉出言不逊，有侮辱母亲的言语，想来十分不堪。毋丘长大怒，杀了醉汉，自知犯法，出逃外地。安丘县派人追捕，结果在胶东国边上捉到了他，捉回去一定是死罪。此事被胶东国相知道，便叫人把毋丘长领来，面对他说：“子母见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虑难，动不累亲。今若背亲逞怒，白日杀人，赦若非义，刑若不忍，将如之何？”言下之义，是很感惋惜的，毕竟被杀醉汉只是言语相伤，而毋丘长则是杀人，无法宽恕。而毋丘长自己也知道“国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虽加哀乡，恩无所施。”吴佑沉吟片刻，问他有没有妻子，他回答说有妻无子，吴佑便命人将他妻子送来，安排他们同宿牢狱之中，直到他妻子怀有身孕。前后经历一段时日，到了冬天，惯例是秋冬行刑，毋丘长临死之前和前来送行的母亲说：负母应死，当

   何以报吴君乎？感动之余，毋丘长咬断手指吞入腹中，留下誓言“妻若生子，名之‘吴生’，言我临死吞指为誓，属儿以报吴君。”吴佑之所以如此特殊对待毋丘长，也正是因为他的孝义，为母杀人，所以才为其留后。一方面批评他不应该一时冲动，连累亲人；一方面又对他的因母杀人之举通过优待表示了很大的肯定，立足点都是一个孝字。

   东汉后期，有一个苏不韦，父亲苏谦官做到金城太守。在苏谦做督邮的时候曾纠察美阳县令李暠的不法之举，使他受到法律的惩治。但是李暠和当时得势的中常侍宦官具瑗相好，后来竟做到司隶校尉。抓住苏谦一次违法的把柄，将苏谦收捕狱中，严加刑讯，竟然致死。李暠还嫌不足，又对尸体加刑，才算出了昔日的怨气。这时候苏不韦年方十八岁，将父亲的尸体运回老家，却不下葬。仰天长叹：“伍子胥独何人也！”心中顿生复仇之念。由于当时朝政日坏，奸佞当权，李暠与宦官狼狈为奸，正是权势大张的时候。苏不韦报仇并不容易，但是决心已定，他很快就着手准备。先把母亲的藏身之处安顿妥当之后，改姓易名，散尽家财都用作招募剑客死士之用。很快就组织了一次伏击，却没有成功。不韦见强攻不成，便另辟蹊径，在距离李暠住处不远的一个隐蔽之处，开始挖地道。一直挖掘了一个来月，终于挖到李暠寝室之下，正好在床下的位置。一天夜里，不韦与从者杀出，却正好赶上李暠上厕所，就杀了他的小妾和儿子，并留下书信警告。李暠这次惊惧非同小可，此后在屋子里面布下荆棘障碍，在地里埋下石板，防止偷袭，并且“一夕九徙，虽家人莫知其处。”出门的时候，兵刃随身，壮士左右保卫。不韦见再难以行刺，一怒之下，飞驰到李暠的老家，挖了他父亲的坟墓，把死人头斩断，拿来祭奠苏谦，又在市场繁华之处宣扬“李君迁父头”。李暠被不韦折磨得垂头丧气，回家重新掩埋父亲的坟墓。再命人捉拿不韦，经历长年捉拿不到。李暠受此大辱，气的吐血而亡。后来天下大赦，不韦才回家正式安葬父亲。但是这件事被当时士大夫有所批评，认为他复仇虽然可以同情，但是发掘坟墓，“归罪枯骨”总是不对。直到大名人郭林宗为此事发表意见，认为“子胥虽云逃命，而见用强吴，凭阖庐之威，因轻悍之觽，雪怨旧郢，曾不终朝，而但鞭墓戮尸，以舒其愤，竟无手刃后主之报。岂如苏子单特孑立，靡因靡资，强雠豪援，据位九卿，城阙天阻，宫府幽绝，埃尘所不能过，雾露所不能沾。不韦毁身燋虑，出于百死，冒触严禁，陷族祸门，虽不获逞，为报己深。况复分骸断首，以毒生者，使暠怀忿结，不得其命，犹假手神灵以毙之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比之于员，不以优乎？”这件事才被众人肯定。这和当时士大夫与宦官的斗争有所关系，李暠是宦官之党羽，苏不韦父子前后抗击强暴，复仇又是汉代所肯定，苏不韦最终获得赞誉。

   汉帝国有复国家之雠于匈奴历时百年，帝国内上自王侯官吏（西汉之时淮南王刘长报仇杀死审食其最著名了）下至黎民百姓或为父母或为兄弟复仇所在皆有。风气所流，不分贵贱，也不分男女，在东汉后期就有记载一名烈女复仇的事迹。

   赵娥，酒泉福禄县人。父亲被同县的人杀死，而赵娥的三个兄弟此时都患上疾病，不治身亡。仇家见赵家没有了男丁，大喜庆贺以为赵家不能报仇。赵娥心里却埋下仇恨，暗中备下刀兵，经常到仇家附近，坐在自己的车里，以便看到仇家伺机刺杀。但是一名女子毕竟力量不够，没有很好的机会，难以成功。就这样赵娥一直等候了十余年，才等到良机，一举刺死仇人。大仇已报，赵娥心中坦然，自首到县衙，“父仇已报，请就刑戮”。县长惊叹之余，被赵娥的行为感动，当即决定“解印绶欲与俱亡”，为了这样的女子竟然连官都不要做，也许汉帝国以后很难看到类似的例子了。但是赵娥不肯逃亡，“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结罪理狱，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县长不得已将她收押，直到赶上大赦赵娥获得释放。此事惊动州郡，纷纷称赞，在赵娥居住的地方“表其闾”以示彰显。传到洛阳，身为九卿之一的太常张奂深为嘉许，馈赠礼遇赵娥。

   汉帝国是一个激励人民义烈勇敢的时代，类似的案件在中央讨论的时候，公卿也得出如此合乎情理，又可以激励懦弱子孙奋发图强的结论。帝国公开的承认甚至赞许包括复仇在内的果敢勇烈之举，形成风俗，帝国各地如燕、赵、楚、吴、秦各地之民无不有勇敢之名，以懦弱为耻。帝国还允许民间自备刀兵弩箭，兵器市场十分发达。这是一个自信、尚武、勇敢的帝国。复仇只是因为帝国尚武重义所体现出的一个特殊而又普遍的现象，从中可以窥见汉代风气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