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移近密作中枢——浅论中国古代政府中枢机构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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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古代政府中枢机构的变迁，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帝王总习惯于将与自己关系密切地宫廷侍从机构升格，以取代前朝的政治中枢。
西汉沿秦制，丞相位高权重，和太尉、御史大夫并称三公，与九卿组成中枢机构，但到了东汉，帝王便逐渐削弱三公的权柄，而将自己的宫廷秘书机构——尚书台提升到政治决策的中心，尚书台的首脑尚书令和左右仆射本是宫廷近臣，至此乃成为朝中股肱，原先的三公虽然地位依旧崇高，反倒拱手而无为，至于九卿，则更是职责日渐模糊，有些甚至无事可做，成了变相的荣誉空衔。
到了魏晋时期，尚书台权势的膨胀使得这一原先皇帝倚赖的亲信机构也逐渐成为皇权的羁绊，于是另一个宫廷近侍机构——中书逐渐崛起。两汉时中书的地位还很卑下，其首脑中书监、令也不受重视，往往由宦者充任，职司并不重要，更与外廷朝政无与，是以司马迁下蚕室而赦为中书令，竟以为终身之耻。而此时的中书却在皇权的支持下成为诏令传达部门，而尚书台及其所属各部反倒居乎其下，成了执行者。
这样的局面没多久便为后来的帝王所忧虑，于是出身寒门的门下侍中——原本皇帝身边坐而论道的文学之臣——很快掌握了封驳中书条陈的大权，并以此逐步占据了中枢的权要地位。
隋唐的三省六部从制度上规范了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的职司范围和分工，使得这一阶段的中枢机构较为稳定，但中唐以后宦官干政和晚唐昙花一现的皇族典兵，却仍带有移近密作中枢的影子。
宋代独特的官、职、使分离的制度使得三省六部等制度名存实亡，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所有的重要职位都由“差遣”的京官担任，中枢机构更是经常出现亲信（蔡京）、近臣（高俅、宦官（王继恩、童贯）等的身影。
明代废宰相、尚书、中书，六部直属帝王，而初以四辅、后以大学士参理政务，后者居皇城之中，又是典型的近密而中枢之实例；前者皆寒素老儒，虽身份疏远，但既无理政经验，又无真正实权，不久即废，四辅存在期间，毋宁说是最彻底的君权独断时期。
清代沿明制设内阁，但很快就感到内阁权太重，有宰相复活之态，于是康熙设南书房，雍正开养心殿置军机处，用内廷的小秘书班子取代外廷的大秘书班子，作为最核心的中枢佐政机构，尽管清代大学士品级崇高，远非不兼尚书衔便无体统的明代大学士可比，但实权事功，却瞠乎其后了。当然，清代是皇权的最高峰，军机处无论名目还是实际上，都仅仅是皇帝独掌中枢的工具，但移近密作中枢的惯例，有清一代，却表现得最为明显。
当然不是没有例外，如春秋时主祭祀的太宰失势，战国时相权取代卿权，以及两汉的大将军秉政等，但太宰失势的背景是君权下移，相权上升则是开始封建化的各国君主力图用自己可以任免的贤才取代累代世袭，虽君主不能妄动的卿大夫执掌朝柄以强化中央集权的必然结果。至于汉代的大将军秉政，原因很复杂，但不论是西汉的卫青、霍光，还是东汉的粱冀、何进，不论其秉政后是恭顺还是跋扈，任事之初，却无不是因为自己是皇帝亲近的私人。
由此不难看出，总移近密作中枢这样独特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不断重演，归根结底，是帝王出于强化君权考虑的必然选择，是帝王意识的体现。只要存在帝王，甚至只要存在帝王思想的残余，这种用人思路就会一次又一次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人们眼前，记载在一本又一本的史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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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看到小河的原创，当然要顶了
这个现象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中枢机构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会设立自己独特的参谋秘书机构，而发展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机构自然就得到了最大的信任。直到民国这一情况仍然没有改变，蒋介石的侍从室就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至于这个机构逐渐移近宫室，其实也是宫城逐渐扩张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