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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2/14 10:41 人民网-江南时报
作者:倪方六
中国的文坛总是热闹的,但用“你方唱罢我登场”来形容也不再合适,而应改为“你方骂过我再骂”。“骂”能成为时下中国文坛一道奇特的风景,功劳不应是具体有语言天赋的妇女,而应是极具雄性的特征,荷尔蒙分泌旺盛的男人;如果再具体到哪一个人,号称“文坛三只乌鸦”黎鸣、贺雄飞、李建军不能不算。这是记者近来的一大发现。昨日,当记者与其中的“两只乌鸦”黎鸣、贺雄飞在南京的咖啡店里面对面时,记者又有发现,“骂”如果能改变一点什么,索性让他们去骂好了;但问题是,“骂”如果解决不了困惑,不能让被骂者变得聪明,甚至被骂者不屑一顾,根本就不响应,你骂人的举动是否也显得愚蠢?!
思想长征变味成“骂人”长征?
哲学家、文化学者黎鸣和贺雄飞,是到南京大学作报告时,顺便与记者见面的。在南京的活动,除了演讲,还有签售安排。12月12日(今日)下午,黎鸣将到以经销人文书籍而闻名的先锋书店签售其新书《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和《西方哲学死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前去交流)。他们将在全国30个城市、60所高校,进行“思想文化二万五千里长征”,南京选择了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在南京的演讲中,他们与在成都、兰州、西安、南昌、合肥等地一样,仍在使用他们用惯了的武器———骂。在题为“中国人怎样变得聪明起来———当代中国哲学和文学热点问题分析”的演讲中,愚蠢、卑鄙、黑社会、肤浅、反动文人、堕落……这些语句不时地冒出来,让听众领教了乌鸦“叫骂”的看家本领。
有人昨日对记者说,他们这种思想长征,实际是“骂人”长征,走一路骂一路,其中中国的当代作家,金庸、王朔、余秋雨、二月河、梁晓声等等,几乎都被骂得一无是处。在他们的眼里,中国的作家都是可耻的,下流的。
对于有人指责这是一趟变味的“思想长征”,“两只乌鸦”并不太在意。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他们对他们的这种行为很坦然,并很喜欢“乌鸦”这个比喻,但不认为是骂人,而是一种呐喊。年过花甲的黎鸣告诉记者,我不想做喜鹊,喜鹊是报喜不报忧,乌鸦报忧不报喜,现在在中国乃至世界上,令人忧的地方太多,到处是战争到处是危机。搞这个全国演讲,就是想让中国人聪明起来,不再愚蠢!
文人“四分论”的根据在哪?
骂人要骂出道理来。贺雄飞为他的骂人找了一个理论支持:中国当代文人“四分论”。第一种是休闲文人,像周国平、莫小米、李杭育、李庆西等等,美食美女花鸟鱼虫都是他们笔下的人物,文章不痛不痒,可看可不看;第二种是腐朽文人,像余秋雨、贾平凹、金庸,他们只敢对历史叹息,不敢对现实发言,沉湎于秦砖汉瓦的传统文化,没有真正的对灵魂的拷问,读者看不到鲜活的时代气息,看不到真实的现实,有的是历史的感叹,历史的回忆;第三种是反动文人,他们反对自由民主科学真情,如王朔是反智,柯云路反科学,梁晓声说谎反人性,二月河歌颂皇权反历史;第四种是进步文人,而在中国,进步文人是稀缺动物,眼下可数得出的只有三个半,三个是阎连科、杨显慧、尤凤伟,那半个是北村。前三类的文人都是卑鄙文人,占去中国文人总数的90%。
这样划分的根据在哪?贺雄没有直接说,他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畅销书没有价值,有价值的书不畅销,文坛上少的是有理性有思想有灵魂有良知的作家,多的是天才的疯子。黎鸣拥护这种划分,并揪出了金庸:金庸的书就是在宣传黑社会暴力,真正的金庸迷是没什么前途的。
中国的文人为何整体沉默?
除了贺雄飞对中国文人的“四分论”,黎鸣则在他的思想力作《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里,专门为中国的文人进行了分析。其中有一篇《为什么说中国文人“非常卑鄙”》称,“卑鄙”是中国文人的共性,中国的当代文人不仅无耻,也无格。秦统一中国以后,就形成了卑鄙的传统:互相攻讦,向上告密,栽赃陷害,捕风捉影,落井下石,作伪证……而且,现在中国的文人没有创造性,整体“缺钙”,如“下半身写作”、“床上写作”,太多太滥的性描写……这本书让记者想到了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黎鸣说,他这本书与柏杨的不一样,他是文艺家,《丑陋的中国人》是一种情绪和感慨,而《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重在说理。
在这本书作者的《自序》中最后一句话是:“欢迎辩论、驳难,更希望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有意思的是,现在“共鸣”者不少,起来“驳难”的却没有。“乌鸦呱呱叫”,那些被指名道姓的文人却鲜有人站出来,指责他们的无端,中国文人整体沉默了。昨日,记者想采访一些挨骂的作家,却无一人响应。不是“没有时间”,就是“不知道此事”。凭着多年的交情,一位南京作家给了一句话:懒得理会!记者试图从黎鸣那边找到一些与他论战的对手,他说在中国还没有人是他的对手!中国文人是不屑理会还是懒得理会?
黎鸣语录
中国人自秦汉以来一直具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祖国,人心却如一盘散沙,中国人有统一的方块字,却没有统一的宗教,甚至也说不上有明显统一的民族特征。
西方人讲理性,中国人讲礼性。
中国人不会因为说了假话而受到良心的谴责,因为中国人心中没有“真”神。
西方人是先小人后君子,到头来还是君子,还可以合作,中国人却是先君子后小人,到头来不仅合作不成,反而结下深仇,全都是小人。
中国人重做人,不重做事。
2000多年来,中国人的“善”实际上是被强权长期压迫出来的凝固的假象。
中国有一座古老而巨大的文化垃圾,它阻碍了中国文化的进步。所谓二十五史、资治通鉴、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即是这个文化垃圾中的一系列称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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