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书能在历史风浪中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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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19日 12:06:49

中国青年报记者 桂杰 实习生 林静


　 嘉宾：

　 郝振省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金丽红 长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

　 何玉兴 大众传播学博士

　　　　　中国城市出版社副总编辑

　 黄集伟　接力出版社第二出版中心副总监、作家

　 止庵　　书评人

　 读书人始终都是在寻找好书，因为阅读本身就是一件很美好而且很容易的事。有人说，从《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凡尔纳、福尔摩斯、琼瑶、三毛、金庸开始，你不断地读，就会很快找到你所需要的书。

　 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数字，到2003年，我国共有出版社570家，出版图书19万多种，出版期刊9074种、29亿多册，出版报纸2119种、383亿多份。全国图书发行纯销售67．96亿册，461．64亿元，全国人均年消费图书5．23册。

　 在这一片汪洋般的数字中，我们总觉得好书触手可及，但总是又感觉寻找好书就如同在大海上打捞一弯无法复制的新月。有时候，我们的阅读趣味心甘情愿被牵引。人们愿意相信媒体和出版商，愿意相信书评人和专家的口若悬河，愿意相信包裹着拿来主义缎带的外版书带来的惊奇。可回过头来，有人却发出无书可读的感慨，尤其是好书仿佛总与我们擦肩而过。

　 是什么阻碍了我们的阅读，降低了我们阅读的趣味，在宣传和炒作技巧日趋成熟的今天，好书何在，什么书才能在历史的风浪中站稳脚跟？

　 图书不仅仅是蕴理传知的载体，更多的功能可能是娱乐消遣

　 记者：在出书门槛越来越低、有读书人感叹“无书可读”的今天，图书作为一种代表文字、照片、思想和文明成果的出版形态，正在日渐丧失读者的尊重与耐心。那么，衡量一本好书的标准是什么？

　 金丽红：好书的标准应该是多样化的，用统一的标准评价很难。从出版社的角度看，好书应该集思想性、文化价值和可读性于一体，具备整体品位和读者认可度。不可否认，现在市场上的一些书籍，也存在打擦边球的情况，比如带有黄色或“黑色”等内容的书。但我认为，好书应该是相对主流的、催人上进的书。如我社出版的崔永元的《不过如此》，书中对电视传媒的看法是相当有见地的，并且它本身的幽默色彩也提升了书籍的智慧含量，104万册的销量体现着受众的认可程度。

　 何玉兴：尽管什么是好书的标准见仁见智，但还是有底线和公认的标准，那就是：从读者方面来说，一定要能够得到新的东西、有用的东西、健康的东西、美的东西、惬意的东西、物有所值的东西；从出版和销售者方面来说，在坚持前者的前提下，要有保障基本利润的、一定普及面的销量。

　 时代不同了，好书的标准也不同。过去，图书主要是文明传承、知识传播的载体。随着时代的发展，媒体形态的巨变，新闻与出版的借鉴、互补、融合已成趋势，图书已经承载了娱乐和即时性报道的功能，图书不再仅仅是蕴理传知的载体，不再仅仅是获得颜如玉、黄金屋的工具，更多的内容是一地鸡毛，更多的功能是娱乐消遣。罗杰·菲尔德在《媒介形态变化》中对此勾勒得非常清楚。大家对好书的标准越来越多元化，对好书的评价也应该越来越宽容化。

　 排行榜只是一个小范围的商业记录，什么书好卖就读什么书，愚不可及。

　 记者：现在很多书店拥有自己的排行榜，并用此指引读者的阅读方向。数字显示：畅销书占国内图书总量的6．7％，创造的利润则占整个图书市场利润的68．9％。有些人容易用书畅销不畅销为标准衡量一本书的优劣。好书和畅销书是不是一个概念？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真正有独特价值的好书，反而在畅销榜单之外，并因此被埋没？

　 止庵：畅销书并不等同于好书。书的确具有商品性质，但它绝对不仅仅是商品。依据排行榜来选择读什么书，并不可取。排行榜只是一个小范围的销售统计，甚至完全可以人为制造出来，即便是真的，也只是某种商业记录而已。一本书即便卖了30万册，在中国十几亿的总人口里也算不上什么。书畅销与否与作者和出版社有关，与作为个体的读者则没有关系。读书是个人化的行为，没有必要凑热闹。别人在读什么书，其实跟自己没关系。以前我写文章说：“什么书好卖就卖什么书，无可非议；什么书好卖就读什么书，愚不可及。”

　 金丽红：不能完全等同。好书不一定完全畅销，畅销的也不一定是好书。比如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篇》，代表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的结晶之作，书的文化价值不言而喻，但是这种专业类书籍，受众不会太多。

　 我宁愿用这样一句话来解释“好书埋没”的现象，即：大量有着畅销潜质的书最终没有做成畅销书。书籍要畅销，必然要研究读者。我把读者需要的书籍归纳为“四性”：一是实用性。二是惟一性，不能跟风，要有特色。三是包容性，书籍是长篇纪事，需要有深度和广度。四是娱乐性，这点尤其强调书籍教化功能之外的“软”性。

　 如果一个人没有很多时间读书，建议最好是读名著，它可以以一当十。

　 记者：近日，《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2004）》报告中披露了一组令人担忧的数字，在识字者中，只有51．7％的被调查者每月至少读1本书，这一体现国民阅读概貌的读书率比1999年下降了8．7％，只有5％左右的国民拥有“读书习惯”。您怎么看读书率下降这种现象？

　 郝振省：严格地说，调查里面提到的读书率是针对纸介质的出版物的。首先，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网民的增加使得关于新兴媒体的阅读量增加得很快。传统纸介质和新兴媒体的功能很不一样，纸质带给人们的信息量即人们接收信息的习惯与新媒体不一样，阅读书刊等出版物对于提高人的逻辑思维很有好处。其次，传统书刊阅读率明显下降，与市场竞争加剧、人们生活节奏加快有很大关系，读书需要环境和相对稳定的时间，还需要吸收消化和思考。再次，也有相当的图书自身质量不高，过分炒作，跟风出版等现象严重，削弱了人们的阅读兴趣。

　 最后，虽然出版社在发行、策划、营销方面花了很多功夫，但是全社会对于阅读的重视还不够，我一直主张“让读书成为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只有全民阅读的风气形成，才能够拓展出版物的空间，在提高国民素质的同时扩大出版的内需。

　 止庵：读书率下降，这是事实；解决的办法可能只有一个，即寄希望于教育，不过这是下一代人以后才有可能改善的事了。现在我们只能就尚且读书的人来说点什么。如果一个人没有很多时间读书，比如一年只能读五六本书，我建议最好是读名著，因为这些书都经历过时间的筛选，读了不会吃亏，不会白花功夫。读最好的书，可以以一当十。世界上的书太多了，所以选书很要紧。读书不是非读新书不可。记得去年有个说法叫做“无书可读”，乃是针对一年之内所出的书而言，在我看来，纯属外行话。迄今为止所有存在的出版物都在可读之列，怎么能说无书可读呢？

　 跟风有必然性，但其价值、生命周期，与复制的规模成反比。

　 记者：在当下，克隆与跟风已成中国图书业的常规手段，很多畅销书最后都变成一辆公共汽车，大家一起搭。你出《看上去很美》，我就出《看上去很丑》，你出《细节决定成败》，我就出《细节左右成败》，你出《那小子真帅》，我就出《那小子真酷》，形式上的跟风倒是无可厚非，关键是内容品质的急就章才把图书做成死胡同。对于此种出版状况你们怎么看？

　 何玉兴：跟风问题，应该辩证地看。一方面，搭车借势在营销上有其可以谅解的一面；另一方面，反映了出版社在创新能力方面的疲软。跟风问题，让我想起我为什么至今不吃煮鸡蛋的原因。小时候，家里穷，平时是舍不得吃鸡蛋的。过12岁生日的时候，母亲给我煮了12个鸡蛋，我一口气吃了，吃“顶”了，从此见了煮鸡蛋就恶心。跟风的后果，大概如此。且不说跟风的急就章很难有好的质量，就算有好的质量，多了，读者也腻了。按照本雅明的机械化复制理论，跟风有其必然性，但其价值、其生命周期，与复制的规模成反比。

　 金丽红：考虑读者因素的好书“独特性”是关键。其实从出版的角度讲，跟风现象是部分出版社浅层次的思想意识，我把它形容为“最低层的一步”。

　 真正的畅销书决不是跟风书，今年我们的《狼图腾》卖得好，紧接着就来了《狼图腾启示录》（跟的是“图腾”），有了《狼道》，可谓“狼潮滚滚”，但是从独特性讲，真正畅销的只可能是《狼图腾》，它本身的独特性已经预示着巨大的市场潜力。

　 我的经验是：与其走捷径盲目跟风求得畅销书，不如开发其他领域做成大畅销书。当然花的功夫会大得多，但是一定能做出独特的作品。

　 广告文章、人情文章，败坏了书评的名声，其实未必能起多大作用。

　 记者：中国不缺书评人，缺的是不依附和屈从于出版商的独立书评人。也许书评家自身对书有高标准和高品位，但市面上并没有足够多的好书可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书评人已经和出版商形成了共谋，早被商业左右，有些书在新书出版之前就已经把书评做得满天飞。市场上是否缺少真正的独立书评？您写书评的原则是什么？

　 止庵：书评有两种，一种是“书介”，是读了这书的人告诉给其他没读过的人看的；另一种是“书评”，是读了这书的人与可能存在的另外一些同样读了这书的人之间的交流。书评的性质和意义，无非如此。广告文章、人情文章，败坏了书评的名声，其实未必能起多大作用。

　 就我自己而言，不是写广告的，也不想通过写文章来送人情。我努力说一点自己真实的想法。我希望所写的书评，过了一年、两年或者更长时间，本身还有一点价值。

　 黄集伟：其实这就是业内常说的“红包上写书评”。但是随着市场和读者的成熟，书评人会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也许并不像出版社预期的那样大。读者并不是傻子，即使他读了书评受了影响，在购买的时候也必然会翻阅书籍，有自己的独特判断。

　 而“独立书评人”的概念，我把它理解成一种出版界的期许和梦想。我崇尚这样的观点：“一切与人性欲望沾边的东西，我都不抱乐观的态度。”

　 洋书的鸟窝里，飞不出搏击长空的民族之鹰。

　 记者：引进版图书已成为中国畅销书排行榜上的常客，据统计，全国零售市场上15％的销售码洋来自于它们，其中美国、英国、日本图书占70％以上。在《谁动了我的奶酪》之后对16．80元价位的追随与效仿，暴露了图书界市场细化策略的严重滞后。引进版图书的走俏是否在某个侧面暴露了中国出版界原创精品的缺乏？

　 何玉兴：国内有限的名家，已被五马分尸，七拼八凑，引进图书成为大多数出版社关注的重点，这自然反映了本土原创能力的缺乏。

　 我想强调两点：其一，我们引进的往往不是国外最优秀、最先进的。据我了解的学科看，一些在国内颇有影响的“译丛”，在国外不过是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货色。其二，最大的损失，不在于引进了一大堆“洋垃圾，”而在于这些洋垃圾孳生出一大群“洋鹦鹉。”洋书的鸟窝里，飞不出搏击长空的民族之鹰。引进图书应该进行本土化选择、本土化翻译、本土化改造、本土化营销，实现本土化应用。

　 郝振省：应该说，我们引进的最终目的是要发展自己，因为在引进图书的同时也相应地引进了别人的可供我们借鉴的出版理念和运作模式。这是功不可没的。但是一个出版单位，一味地不思原创，让引进图书长期占上风，就会使我们的文化影响力处于弱势。过度依赖引进会严重损害自己的创新能力，削弱有自主权产品的创新能力。

　 在引进的过程中，一些出版社竞相抬价，造成对于引进图书的投入很大，产出很小，到头来赔本赚吆喝，我觉得行业协会应该在此发挥作用，进行一种宏观上的协调与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