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新闻网] 凯原法学院首任院长季卫东：这里的潜力是无限的

不宁唯是

[上海交通大学新闻网] 凯原法学院首任院长季卫东：这里的潜力是无限的
2008年9月20日，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冠名仪式举行，在国内外法学界享有盛誉的季卫东教授担任凯原法学院首任院长。值此机会，《上海交大报》记者对季卫东教授进行了专访，听他讲述如何选择法学院、如何办好法学院的心路历程和工作蓝图。

　　记者：我们知道，您此前曾先后在神户大学法学院、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日本国际高等研究所等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就职。在您来交大法学院之前，大家都在纷纷猜测您将落户哪里。请问，您为什么选择了交大法学院？

　　季卫东：德国的哲人社会学家齐美尔曾经说过：“无论何处，在外国生活都是一种难以言传的幸福。因为侨居生活可以把我们的两种憧憬结合在一起。即对漂泊的憧憬和对故乡的憧憬可以因而并存。”在日本等国，生活条件和研究条件都很好，教授的待遇和社会地位都很高。神户又是日本最适合居住的城市，气候温和，景色宜人，文化氛围很有国际色彩。

　　但是身处异邦，难免产生更强烈的故国情怀，想为父母之邦做点什么。尤其是在大变革、大分化、大改组之际，旁观者清，看到某些问题，希望能解决它，但在海外就使不上劲、干着急。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出于一种事业心。而真正的事业成就感，只有祖国才能给予。反过来说，推动法律秩序的形成和发展、推动法学教育制度改革的事业本身就是爱国。因为凯尔森说过，“国家不多不少，就等于法律秩序”。 十八世纪的思想家柏克也说过，“没有办法进行改革的国家，也就没有办法维持自己的存在”。当然，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报国无门的事态。1950年代大批留学生为了建设新中国而放弃优渥的生活条件，结果却大都受到极其不公正的对待。但现在，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实际上，我虽然因求学、任教在日本生活了很多年头，但一直与国内学界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回国访问，经常在中文期刊上发表稿件。所以与国内的话语空间并没有任何的隔阂，朋友们也不跟我见外。有些学生甚至还以为我始终在国内任教呢。对中国法学界师友和青年研究者的理解和支持，我充满感激之情。这次回国，对我来说只是回家而已。游子归乡，为了做一点事业，也为了信任和友谊，如此而已。

　　然而，我国法学研究和教育的资源过度集中在北京，存在严重的单极化偏向，对于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风土非常多样化的大国，这样的格局不利于法与社会的发展。上海有条件成为我国法学教育研究的另一个中心，但事实上却还不是。因此，在这里，有所作为的空间是很大的。上海是中国最具有国际色彩的城市，交大法学院是中国最年轻的法学院之一，推动一种与经济发展的发达阶段相适应的新型市民法学的发展，培养一批能够娴熟掌握和应用国际通用的游戏规则的法律人才维护本国公民和企业的权利和利益，进而参与全球性制度竞争并且从中胜出，这里的潜力是无限的。这就是我最终选择上海交大法学院的主要原因。

　　记者：担任年轻的交大凯原法学院首任院长，您认为自己有什么优势和劣势？

　　季卫东： 我的优势在于得了天时、地利、人和。所谓天时，是中国政府大力推行依法治国的方略，已经初见成效而又需要推力。更重要的是有关当局开始重视法学教育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所谓地利，是上海已经定位为长三角一体化的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征诸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可以清楚，这样的社会变动势必加大对法律服务的需求、对法学教育和研究的质量要求会更高。所谓人和，是全院师生齐心协力，马德秀书记、张杰校长以及其他校领导又很重视法学院的建设，加上廖凯原先生对中国法治情有独钟，鼎力支持。另外，全国法学界也对我们的努力抱有殷切期待。这一切都成为我的优势。

　　我的劣势与某些优势是有关联的。例如长期的海外生活可以开拓眼界，比较透彻地了解发达国家的各种机制和诀窍。但是，在得到自由的天空的同时，也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脱离生于斯、长于斯的坚实陆地。对国内教育制度的细节缺乏充分的感性认识，也比较缺乏行政管理的经验，需要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调整去适应新的环境。这就是我的劣势。当然，如果处理得好，劣势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重新转化成推动国际化改革、走向世界、进入主流的优势。

　　记者：世界一流大学法学院目前的状态和发展方向？您对交大凯原法学院是怎样定位的？您认为在国际国内法学院竞争中，凯原法学院具有怎样的优势或者劣势？应该如何扬长避短？

　　季卫东：与全球化相联系，法学教育更强调价值观的多元性和比较制度分析。与市场化相联系，法学教育更强调当事人的选择自由、自我负责、合意、实践理性以及法律规范的弹性和动态性。这就是世界一流大学法学院正在发生的变化和大趋势。与这种状况相联系，日本、韩国等东亚邻邦都在推动法学教育制度的改革，进行各种尝试，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中国虽然也进行了法律职业教育的尝试，但似乎大家都还很不满意。可以说，目前中国的法学教育正徘徊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在这里，在这个时刻，上海交大凯原法学院的劣势就有可能反倒会转换成优势。历史短，意味着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规模不大，意味着掉头容易。凯原法学院要成功，最重要的是不要简单模仿，继续走其他法学院已经走过的老路，而要着重创新、打破常规。虽然学术积累需要时间，但在制度设计方面是可以有跨越性的。积极参与国家推动的法学教育制度改革，作为试点先走一步，力争建立和健全一个中国法学教育应该采取的更好的模式，这就是凯原法学院扬长避短的最好方法。

　　记者：现在有一种说法是“慢进也是后退”，凯原法学院要快速发展，您认为目前最应该马上着手做的“当务之急”是什么事情？突破点在哪里？

　　季卫东：首先是善用廖凯原基金会提供的条件，引进一些拔尖人才。也就是借鉴斯坦福大学的成功经验，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建立所谓“卓越才智的尖塔”上来，把最重要的研究领域的最杰出的学者吸引过来，从而产生不断吸引优秀的青年学者和学生过来的连锁反应。其次要尽快改善交大凯原法学院的生源构成，把本科生招生的触角伸到最著名高中的文科班里去、把研究生招生的触角伸到最著名法学院的毕业生里去，加上采取各种方法留住本校最优秀的毕业生。这是在引进人才方面的当务之急。关于这样做的意义，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先驱者沈家本说得好，“法之善者，仍在有用法之人。苟外其人，徒法而已”。

　　在法学教育方面，首先要在现行制度的框架内大幅度改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在课程设置方面，应该按照反复涂染式的延展教学法形成教育内容的合理化体系。在教学方法上，应该侧重于对话式教学方法和判例研究。我们正在考虑成文法国家的判例教学的研究和示范，在今年11月将邀请台湾大学法律学院著名教授邱联恭先生来讲学并提供有关的指导。关于现行制度的改革，要在比较、分析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慎重的讨论和制度设计，力争波澜不惊地达到预期目标。

　　在研究方面，当务之急是实现点的突破，以点带面，推动五个重点学科的发展。如果把研究水平的迅速提高作为一盘围棋，那么关键性的两个棋眼就是海事法研究和国际金融法研究。从教育的角度来看研究型大学的法学院建设，应该把资源的运用适当向研究生阶段倾斜。

　　记者：这个事情的难点是什么？您准备如何解决？

　　季卫东： 现有的教育体制和评价体系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我们的手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在权限容许的范围内进行微调，例如确保引进人才的名额和适当规模、举办判例研究会、把高质量的判例评释视为论文，在本院创办法学期刊并鼓励本院教师把最优秀的作品在这里发表、并给予与在核心期刊或一级期刊发表同等的待遇，等等。我们还准备在调研的基础上就法学教育制度改革问题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交研究报告和建议。

　　记者：您在任期内，对法学院的建设目标是什么？针对交大凯原法学院的现状，在人才引进、人才培养等方面，您将采取怎样的“执政方针”？

　　季卫东：上海交大凯原法学院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是法律职业教育。鉴于教务方面的更高标准以及增设职业教育特色课程、编写教材、提高专业训练水准、确保毕业生质量、有效回应社会期待等客观需要，法律职业教育部门或者授课教师将分流出来组成一个相对单独的会议实体，按照校院的规章制度，逐步推行适当程度的教授自治，等条件成熟之后，过渡到全体教授会自治的新型教育体制。

　　针对目前法学教育的现状和问题，法学院的法律职业教育的切入点是首先让“学”（学理研究）与“术”（实用技艺）的培养适当区隔，在分别发展达到较高深水准的基础上再融会贯通。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当然是面向推动市场经济发展、保障合法权益以及培养优质法律人的实务教育，尤其是精致的审判技术和辩护技术的训练。但与此同时，也要防止片面追求短期功利的偏颇，更不能流于应试教育。

　　在人才引进方面，不妨采取以下步骤决定名额的合理化使用：1、排出法律职业教育部门的理想课程表。2、确认现有教师在法律职业教育部门可以胜任的课程。3、向法律职业教育部门中人才空缺的专业领域分配名额并加强引进作业。4、把不适合担任法律职业教育的教师或理想课程表之外的科目划到非法律职业教育部门，并排出科目构成。5、对非法律职业教育部门的人才空缺部分，首先从法律职业教育部门选择担任者，如果还有不足则分配引进名额。6、如果还有剩下的名额，可以用于聘请著名的法律实务界人士任专职教师或者用于研究所或研究中心的主要负责人（其余成员由教授担任）。

　　引进教师的手续可以参考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做法，进行如下设计：首先由院长组织一个专门的审查小组，在全国范围内物色最佳人选，同时发布公开招聘通知。在应募者中锁定2-3个候补人，在本院教授和学生面前进行讲义或举办研讨班，并请听众打分。最后留下来的候补者按照综合评分排序提交院务委员会进行审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