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午和议——明末一次失却的救局良机

夕阳秋草

崇祯十四年是明由衰落走向败亡的关键一年。在中原，农民起义席卷四方，李自成连下襄阳、洛阳，已进围开封。在辽东，从八月持续到次年三月的松锦之战以明十三万大军惨败告终。清军夺取了山海关外的松山，锦州，塔山、杏山四城，控制了整个锦宁地区的形势，明兵只能退守宁远、山海一线。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发生了明清之间唯一的一次正式议和。

实际上，明清之间的和议始于天启之年。皇太极从开始就一直通过明官员寻找与明廷正式对话议和的机会。天启七年是通过袁崇焕，崇祯四年大凌河之役后通过监军太监张春，崇祯五年通过宣府巡抚沈粲，崇祯十一年通过被俘的济南王朱由枢，等等。然而结局是，上述和议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而事情被公开之后这些官员几乎无一例外被以“通敌”罪处死或贬谪。明清之间的和议始终存在一种颇为耐人寻味的现象，即清越战越强，已逐渐将辽东蚕食掌控，并多次兵发内地，却始终尝试寻求与明议和修好的机会，而明屡战屡败，乃至溃不成军，反而一味拒绝和议，甚至对有利于己方的提议仍置之不理。

明方第一个把对清议和的建议提到桌面上的是杨嗣昌。崇祯十一年杨经崇祯帝首肯，曾令辽东巡抚方一藻和视军太监高起潜派使臣周元忠等一行六人赴沈阳与清议和，因当时皇太极西征蒙古未归，此事未得要领，但在京城却遭到强烈反对，谏臣纷纷上疏弹劾杨嗣昌讲款卖国，事遂中止。当年冬天，清兵再度大举入犯内地．崇祯帝仍然想通过杨嗣昌与清议和，被群臣谏阻而未成，崇桢曾抚膺长叹曰：“大事几成，被几个黄口书生所误，以至于此。”

崇祯十四年，形势急转直下，松锦之战明八镇十三万军大败，清军将洪承畴，祖大寿被围于松锦，而李自成横扫中原，形势亦更加岌岌可危，杨嗣昌的继任者陈新甲通过大学士谢升再度向崇祯提出议和满清的建议。《明史 卷257》载，“帝召新甲诂责，新甲叩头谢罪．升进曰：倘肯议和，和亦可恃。帝默然，寻谕新甲秘图之，而外廷不知也。” 陈新甲派职方郎中马绍谕、兵部司务朱济之、参将李御兰、周维庸等携带崇祯敕文秘密出关议和，这是明清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正式和议。

在拖沓延误了几个月之后，崇祯十五年五月，马绍谕等方才抵达沈阳，这时松锦之战已全面结束，尽管已经取得了军事上的上风，皇太极对和议仍非常重视，命大臣远迎三十里，礼部设宴，招待甚优。半月谈判磋商之后，皇太极在回明帝书中提出的条件大致有：一、两国有吉凶大事，须当互相遣使庆吊；二、每岁明朝馈清国金万两，银百万两，清国馈明人参千斤、貂韶皮千张；三、清之叛人进入明境者须捕送于清；明之叛人进人清境者亦须捕送于明；四．各君其国，以宁远双树铺中间土岭为明国界，以塔山为清国界，以连山为适中之地，进行互市贸易。

应该说，上述的要求并不算苛刻，边境的划分是依当时辽东的军事现状确定的，明既然兵败失地又无还手之力，那就只有面对现实的份。金万两银百万两的岁币比起当时用于辽东军备开支的九百万“辽饷”也只是九牛一毛。至于堂堂天朝必须承认建州蛮夷是与自己平起平坐地位对等的国家，可能会令痛苦一些，不过基于当时的局势也不是不能接受的。

马绍愉离开沈阳时，皇太极派官送于十五里外。设宴饯别，并命军士护送至明境连山而至，清方显然是希望得到明朝的积极回答。马绍愉到宁远后，即派人将议和情况秘报兵部尚书陈新甲。但粗心大意的陈新甲看过之后置于几上，书童以为是日行邸报，便发付传钞。于是消息泄露，言路哗然，纷纷上书弹劾陈新甲私行议款。陈新甲原依附杨嗣昌，杨嗣昌在戊寅之役主和不战，致使卢象升战死，早被清流所非议。陈新甲仕兵部尚书后又重用郎中张若麒，张因以屡次催战而致松锦大败，朝野本来对陈新甲已经极端不满，这时又发现他派入与清秘密议款，于是言路群起而攻之。崇祯帝对陈新甲的大意泄密最初还是隐忍末发，疏皆留中不下，不久迫于言路压力态度大变，他向以中兴君王自许，不愿给别人一个无法应付时局，向蛮夷低头的印象，遂将和议责任全部推给陈新甲，严旨责令。陈新甲则以为议和所有过程都是由祟桢帝亲自批准的，不但不以为罪，反而引敕谕中语以为功。崇祯帝终于老羞成怒，将陈新甲下狱论死。这样一来，一次名正言顺很有成效的议和以陈新甲私通外番的卖国罪行告终了。

这次和议本可以成为一次明收拾残局，挽回颓势的良机。边境一安，再无后顾之虑的明廷可以腾出大量镇守辽东的精锐兵力应付农民起义。去除了辽饷，财政方面也可以在沉重的负担下略缓过一口气来，虽不至可以力挽狂澜，至少败亡时间可以后延几年，不会发生在区区两年之后，明末的历史或许会出现另外的局面。一项对明极为有利的和议，就因为要保持帝王形象，由于某些细节和舆论压力，为天朝大国君主一时的面子，便不惜杀人毁约，将国家的前途命运视作儿戏，这是历史最无耻最可悲的结局。

此外，为什么明之满朝文武绝大多数反对和议，并如此深恶痛绝，以至舆论强大到令爱面子的皇帝也不敢放手作为？这正是传统文化的不合时宜之处，中国文化向有大一统的观念和“天朝中心”论，中原的政治体制、文化底蕴和经济基础又远远优越于四方，文化和经济优势造就了一种惟我独尊的心态，视自己为世界中心，四方只有仰慕巴结的份，而这个自以为是的“天朝”在历代与周边游牧民族的争战中却绝大多数时间都居于下风，处于消极防御和被动挨打，甚至国破家亡亦非罕见。屈辱感与优越感相结合，自大与自卑相融合，恐惧和鄙夷相交织，形成了一种不肯面对现实的骄虚自大的复杂心态。本来根据力量对比决定进退，为国家争取最大的利益，暂时的妥协是一种常见的政治行为，但基于此传统文化下的排外心态，政府只要是对外和议就往往让人和偏安，乃至软弱联系起来。凡议和即软弱，凡妥协即汉奸。无论何种形势下，只要是求和就是不光彩的，甚至就是耻辱。政治上的现实利害得失的已被不值钱的面子和虚饰所取代，策略上权衡和决策让道于文化上的傲慢与偏见，这很象几十年前国内所流行过的几句口号，比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或者“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说明此心态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已成了我们文化中的一部分。

那么，满清及皇太极又是如何看待议和的？有一些观点认为此为弱敌之计，是满清用以麻痹明廷的。不过这种看法太抬举满清了，是后人看清楚了历史进程之后的总结。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松锦之战后，清军也已精疲力尽，无力再战了。否则按当时的军事形势，清军当乘胜夺取宁远，直抵山海关，彻底奠定一统辽东的大局。那时满清并未如后来那样深受汉文化影响，虽然当时很多汉官屡有建议，不过满清王族和皇太极本人更可能满足于能与中土平起平坐，对入据中原并无奢望，一方面满清人口不多，扩张过快，人力物力财力滞后很多，不具备大规模入侵的条件。另一方面，明虽然衰败，毕竟根基牢固，虽然无非外强中干的贵州驴子而已，不过在不摸底细的老虎眼中毕竟是个庞然大物，没试探明白之前未必就有胆子猛扑上去。第三是皇太极和满清贵族鉴于辽金元被中原同化的历史教训，在其服饰、语言、通婚、官职等方面都排斥汉制，不愿接受中原传统，其内心是抵制中原文化的，而满清作为游牧民族，对中原的野心肯定是掠夺意愿大于统治之心，虽然满清内部也有不少建议入主中原的声音，不过基本上都来自受中原文化教育的汉官。即使在后来多尔衮进入北京之后，刚开始对是否入主中原仍持观望态度，并无定策。满清入主中原，并非出自甚么洞彻天下大局的雄才大略，乃是时局使然，为形势所推动罢了。打个比方，明是一个烂熟的苹果，清则是一个恰逢其时摘果人，当然是一个强有力的，能打败其他窥觑者的摘果人。

至于明朝，直到亡国的最后时刻方才明白了壬午年失却了一次救局良机，发现“策辽事者，不宜战而宜和也”，可惜这只是后知后觉，为时已晚。南明立国之后，终于很有“诚意”地派出了一支颇有规模的议和使团，意欲旧事重提，不过这回情况颠倒，轮到已看清时局的满清对此不屑一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