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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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本报记者　丁杨

　　对于曾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来说，2004年无疑是值得铭记的。虽然年届耄耋，杨振宁却在这一年里忙忙碌碌，频繁地出现在国内外媒体上，从在北京“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向《易经》质疑，引起一片争议之声，到深刻分析国内博士生导师制度，从评点今年诺贝尔获奖者到登上清华大学讲台为大一新生授课……

　　2004年9月3日，杨振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做了题为“《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中华民族的经典文献《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他认为《易经》是汉语成为单音语言的原因之一，并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审美观念。

　　一石激起千层浪，杨振宁的报告在国内易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多位著名学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其中不乏反对之声。有学者认为，杨振宁说《易经》有归纳而没有推演是需要商榷的，《易经》最早是卜卦用的书，而算卦的方法就是靠推演；还有学者表示，杨振宁的报告中说《易经》是汉语成为单音语言的原因之一，然而在周之前的甲骨象形文字就有单音字出现。

　　杨振宁对于《易经》的看法，体现了他看待传统文化的客观态度以及严谨存疑的治学精神，他的怀疑其实是建立在对《易经》的肯定和推崇上的。提出问题，引发广泛的争论与探讨，这本身洋溢着健康的学术氛围。

　　对于《易经》的争论尚未平息，9月13日上午，82岁的杨振宁步入清华大学的一间普通教室，开始为该校大学一年级新生讲授物理课。这些学生是令人羡慕的，有机会聆听大师的教诲。在高校师资力量严重不足而众多名教授不愿进课堂的今天，杨振宁将“大师授课”这一国外很普遍的现象付诸实践、身体力行，自然有着不可低估的表率作用，意义远远超越了一门课。

　　早在半个世纪前就获得过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对诺奖始终保持关注。10月5日，美国的三位科学家以发现了粒子物理强相互作用理论中的“渐近自由”现象，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杨振宁表示这三位科学家获奖是众望所归，并透露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全世界约有五六位科学家在做类似研究，中国科学家在这一领域也有涉猎，曾提出了层子模型的想法。

　　杨振宁对国内高等教育的关注不仅仅体现在对师资力量的忧虑上，在中国科协11月举行的2004年学术年会特邀报告会上，杨振宁对于国内博士生导师制度提出了疑问，认为这种制度使战斗在科研一线的人不能带研究生，是错误的。“为什么讲师不能带研究生呢？讲师活跃在科研的第一线，是带研究生的最好人选，而像我这个年纪已不是最好的人选，因为我已不在研究的最前线。”

　　科学研究需要跟国际接轨，并不等于青年学子只有出国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面对每年大量的中国学子奔赴海外，杨振宁觉得目前真正的人才在中国比在美国发展空间要好，中国正处于一个千载难逢的高速发展和成长的阶段，而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已进入发展平稳时期。

　　2004年末，在海外漂泊大半辈子的杨振宁获得了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证，有效期10年，出入中国国 边 境不需再办理签证和居留证手续，这标志着这位享誉世界的华裔科学家回到祖国的怀抱。日前，杨振宁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系硕士班学生翁帆在京订婚，预计明年1月正式结婚，这为杨振宁的2004画上了一个浪漫的句号。

　　小说作家

　　范稳：在大地上行走和学习

　　■本报记者舒晋瑜

　　范稳，青年作家，现居昆明，若干年来一直从事滇、藏地区的文化研究，并尝试着将其成果运用于文学创作。2004年推出的长篇力作《水乳大地》，获得文学界好评，并为广大读者所认可。

　　1985年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因为想以写作为职业，范稳放弃留在重庆。上个世纪90年代的范稳主要以写都市生活为主，1996年曾经一头扎进明史里，后来写了一部《清官海瑞》，引起文坛关注。1999年，范稳参加了云南人民出版社组织的“走进西藏”大型文化考察活动，沿滇藏公路一路到拉萨，然后从青藏公路经西宁、兰州从四川回云南。这次活动使他第一次被西藏博大精深的宗教文化和民族文化所震撼，他开始检索自己以往的创作，审视滇藏结合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相互交织的生存状态。范稳认为它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各民族的智慧使世界上本来很复杂的难题———宗教信仰、文化差异、民族纠纷等等，竟然能水乳交融地融合在一起。多民族杂居地区的人们的生存智慧，就是一部二十世纪人类进步与发展的启示录。范稳决定用小说来表现他们。他发现没有比西藏的历史文化更令人心动的题材了。

　　有评论认为范稳2004年的力作《水乳大地》是一部充满虔诚、有血性和慷慨豪迈气势的文学作品，足以与《尘埃落定》、《白鹿原》这样的作品相媲美。范稳本人却认为，这两部作品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两座高山。尤其是《尘埃落定》，是范稳所看到的新时期中国最优秀的小说之一。《水乳大地》也是反映藏区题材的小说，但和《尘埃落定》有相似之处更有不同的地方。《尘埃落定》是“一则政治寓言”（阿来语），《水乳大地》则讲述的是民族与文化的融合与交流。这是二者之间最大的不同。

　　《水乳大地》讲述的是民族与文化的融合与交流。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枯燥的主题，但是在范稳的笔下可读性非常强。范稳何以要致力于这类作品的创作？他是怎么驾驭这一题材的？范稳回答说：“过去我认为一个汉族作家是不可能写得好民族题材的作品的，因为你骨子里流的不是人家的血脉，更不用说语言、习俗、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在云南，自解放以来就有不少汉族作家书写民族题材的作品，有做得很成功的。也有一些知青作家写过云南，却一直没有做出很大的气候来。文化背景的差异是汉族作家的巨大障碍。要写民族题材的作品，我们首先得攻克文化背景的差异。不是去征服它，而是虚心地向少数民族文化学习。多次在藏区流连忘返以后，我发现文化背景是可以学习、感悟的。此外，还应该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重新审视我们的民族文化，时代在发展，文学潮流在前进，当今的民族题材的作品也应该用现代的人文关怀去重新打量。我在写藏区民族和宗教时，始终坚持以一个文化人的眼光去审视它、评判它，并力图在作品中赋予它某种形而上的意义。”

　　一个作家的写作姿态决定了他的作品风格、表现对象、文学理想。范稳的写作态度是值得尊重的。他一直坚持这样的文学立场：在大地上行走和学习，在书房里阅读和写作。行走是为了逃避都市生活的单调枯燥和不可遏制的颓废萎靡，学习是一个汉族人在多民族地区深入生活时必须采取的姿态。范稳的下一部作品仍然是反映藏区生活的，进展很慢，也不知什么时候能写成。为写这部作品，范稳于2003年到藏区去挂职了一段时间，充电，重新积累创作素材。然而他觉得还不够。上个月又回了一趟藏区，有了些新的感受，回到昆明后就把原来写的重新推翻了。他并不急于推出新的作品，但他明白，一定要战胜自我，这才是最重要的。

　　童书作家

　　金曾豪：作家要以作品说话

　　■本报记者陈香

　　“用卖羊的钱，我买了一把桔红色的布伞。伞够大的，足以掩蔽两个人的肩头，可小弟已经不在了。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品尝到的生离死别的滋味。

　　人就是这么慢慢长大的。”

　　2004年，金曾豪的这本悠缓、隽永，弥散着淡淡伤感的《蓝调江南》获中国作协第六届全国儿童文学奖，但似乎并未引起媒体和社会的关注。尽管几乎囊括了中国图书奖、国家图书奖、全国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等各大奖项，尽管在儿童文学界默默耕耘了二十年，写出了各种各样散发着他独有的清新、柔美的文字和荡气回肠的故事的作品，金曾豪似乎从未在市场和读者那里得到相应的关注。

　　“也有朋友告诉我，说我的作品可能太深了一些，一般的少年阅读起来有障碍。可是，我当时也有自己的想法，作品不应该太迁就小读者，儿童文学应该从小就给他们美的享受。现在想想，也有偏颇，作品应该让更多的小读者来接受。但是，我的风格改不了，就不要太委屈自己了。”金曾豪这么评价自己的作品。“还有一个原因吧，我对自己作品的宣传、推介很不在意。”说到这里，电话那边的金曾豪似乎还有些羞赧。“自己的个性使然吧，我不太愿意也不习惯去推销自己。很多轰轰烈烈的场合我实在是不习惯。”

　　生活在常熟这样的小城市里，金曾豪也很少和媒体、评论界接触。他说自己就喜欢在宁静的书斋里生活，过一种舒缓、平静的生活。他上午到文化局上班，下午就在家创作。“我的本职工作是为专业团体写戏，写写话剧，创作也是我的副业。”认识金曾豪的人说，金曾豪生活很简朴，很随意，也不讲究穿着，但很看重有一些谈得来的朋友，他还有不少忘年交呢。但金曾豪对生活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要热爱生活，回忆起生活的时候，应该有一种品味的感觉，过一种有滋有味的生活。”金曾豪认为的生活，要精致，但精致绝不是讲究，而是学会品味。“学会在过程中找到乐趣。”

　　所以，他认为的文学观是，不仅仅要注意到会发生什么故事，什么情节，而是能够品味出生活的滋味来。所以，他认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是，“对我们下一代的人格、性格、情感状态有影响，培养他们的人生情调”。“教育会在很多方面对孩子起到一定的影响，但在上几个方面，教育很难取代文学的作用。这些是文学突出的力量。”“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在很深的层面上对儿童有冲击力，深深地打动人心。”

　　金曾豪今年已经58岁了，出生在江南小镇上的中医世家，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也因为家庭的原因在“文革”期间备受冲击，学业至高中而中断，年少飘零，身经坎坷，“建筑工啊，各种各样的临时工我都干过。”但是他仍然坚持文学创作，“后来就被借调到了文化馆搞创作”。所以，他的作品中总是会出现一个有志气的、倔强的小男孩的形象，他，就是他自己。生活的打磨让金曾豪对生活有了一种超然的淡泊，却没有消磨掉他心中的那个无边无际蔓延的纯真、质朴、美好而平和的童真世界。包括他走上儿童文学道路，也是这个原因。“1983、1984年的时候，我看到社会上的孩子们和我们那时候的生活状态差别很大，生活过得没有滋味。尽管物质很丰富，但是精神枯燥、苍白，挺可怜的。所以，我想把我们童年时候的有滋有味的生活写出来，告诉他们。”于是，便有了这本《蓝调江南》。

　　出版人

　　李永平：做书如做人

　　■本报记者丁杨

　　李永平，资深出版人，留美学者，曾在上个世纪90年代推出“第一推动丛书”，编辑和引进了《科学的历程》、《时间简史》等图书，这些曾被视为市场堪忧的图书不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市场业绩，在中国文化界、出版界产生了剧烈震撼，进而还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波倡导“科学人文”的阅读热潮。当这些荣誉、掌声纷至沓来，李永平却选择了赴美求学，在中国出版界声息全无。

　　2003年末，中国出版业市场化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快，2004年初，在中国出版业市场化改革稳步进行的大背景下，湖南出版集团旗下增加了一个体制合理、人员精练的“兄弟文化”工作室，这使李永平拥有了宽松的发展空间，在财务、人事、发行上实现了充分的自由，这些确保这位思想敏锐、市场意识强烈、经验丰富的资深出版人能成就一番事业。李永平具有传统出版人不具备的诸多优势，既有“个体户”的灵活，又可借助民营企业望尘莫及的国有资源，更有在中国出版业极富前瞻性的文化远见，从一开始就拥有极高的发展起点。李永平在2004年深刻体验了出版市场的低迷，感受着出版改革的风暴，品味到重出“江湖”的快意，收获着初战告捷的喜悦。

　　当李永平拿出一系列图书选题，集团内部有些人再度疑问：这些书有市场吗？李永平最先上马的是“岁月”系列，其中《汉娜的手提箱》等反思二战的纪实类书很快被市场所接受，接下来的“旅人”系列紧紧抓住了读者的心，林达的《一路走来一路读》、《我的心遗留在爱琴海》颇受读者欢迎。在“FROM”系列中，李永平则重拾擅长的科学人文主题，出版了《布罗卡哪里去了》，及被称为畅销书《苏菲的世界》成人版的《银色的旅程》。带着这些好书，“兄弟文化”在年初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初露峥嵘，在今年3月的长沙书市上羽翼渐丰，等到5月的桂林书市，“兄弟文化”依靠这些有底气的产品已经初步树立了自己的品牌。

　　李永平从事出版，其实是有着理想主义色彩的。“兄弟文化”组建后，当年那个编辑《时间简史》、《科学的历程》的“拼命三郎”又回来了。为了赶桂林全国书市用书的出版进度，李永平和“兄弟”们在短短一个月做了十几本书，睡眠已经成了一种奢侈。虽然没有获得更多的个人利益，可李永平依旧很高兴，他更看重自己为读者奉献了怎样的精神食粮，毕竟有些东西是金钱不能衡量的。

　　李永平在2004年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完成了漂亮的回归，他这一年的发展轨迹是中国出版改革中可资借鉴的成功个案。李永平脚下的路还很长，飞速发展的世界和读者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令他无暇驻足。2005年近在眼前，李永平知道，他只有做出更多更好的书才对得起这个时代，才不辜负读者的期望。

　　非小说作家

　　王军：一本书和一个城市

　　■本报记者丁杨

　　王军那本厚厚的《城记》是2003年末出版的。或许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这本长达30万字，极富专业性，定价不菲的书竟然连续重印了三次，累计销量逾四万册，在读者中产生的影响贯穿了2004年全年，并且这种影响力已经超越了一本书的意义。

　　在新华社当记者的王军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时候，由于从事市政建设方面的报道，从1993年开始关注北京的古城保护和城市规划，并对梁思成的学术思想有了系统性的研究。因此可以说《城记》一书1993年就开始酝酿了。谈到《城记》，王军认为这是他积蓄十年的激情喷发，书中承载了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对于北京这座城市、对于传统文化、对于历史沧桑的全部感情。十年里，一个个四合院、一条条胡同永远地消失了，那些曾经采访过的老人陈占祥、单士元等也先后离王军而去，而《城记》却渐渐成型。在生活节奏加快、人心浮躁的今天，能够花费十年写一本书，专注于一件事，这本身就值得尊敬。

　　为了完成《城记》，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王军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北京城，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搜集了丰富的素材。他数次采访梁思成夫人林洙女士，1997年的整个冬天都用来阅读梁思成工作笔记手稿。从1999年开始，王军尝试着按照梁思成当年的足迹去山西、河北等地考察、采访，甚至查阅了上世纪40、50年代的《中央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等，像电脑检索一样找寻哪怕是很短的关于梁思成的文字。王军笑谈，这些工作造成了大脑的“严重损伤”。

　　北京从1992年开始的大规模房地产开发，使许多古迹、老四合院、胡同受损甚至被拆毁，这给了王军巨大的紧迫感，作为记者的责任心促使他尽自己所能地为保护北京老城奔走，虽然他能做到的很有限，但做总比不做要好，蔡元培故居就是因为他的报道而得以幸存。当年梁思成为了保护北京古城，曾经数度落泪，王军这些年的经历却令他几次欲哭无泪。

　　《城记》出版后，迅速登上了各大书店的排行榜。令人意外并欣慰的是，这本蕴含大量史料、城市规划图及建筑学的准专业书，受到了众多非专业人士的青睐，普通读者的支持，说明人们对于书中折射的忧虑很有共鸣。接下来引发了出版界一系列相关图书的出版，成为2004年图书市场悦目的风景。因为《城记》，使更多的北京人乃至外地人开始关心自己生活的城市，关心城市建设和城市历史文化，关心城市与人的和谐。

　　对于王军来说，《城记》的出版只是完成一个夙愿，与城市建设速度赛跑的生活还在继续。王军已经着手写作《胡同之死》，这是探讨房地产开发对北京胡同的影响的。《梁思成传》的写作也早已纳入到王军的计划中，能用文字为自己崇敬的一代建筑大师画像，王军乐于为之。王军很清楚，《城记》的出版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是解决这些问题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的，他去法国演讲，主办单位介绍说他是来自中国的历史学家。王军纠正说：“我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名记者。”王军始终认为自己只是做了一名记者应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