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者归来，再发旧帖《先有湖南大学，再有现代中国》

风张狂

我是风张狂，是曾经在鼎盛时期的网大论坛掀起湖大旋风的人，被人评价为风之张狂和锋芒毕露。
这是当年亲历者发的记忆文章的片段
“＝＝＝＝＝之 风张狂、listen2001 本纪＝＝＝＝＝
listen2001是本版板斧，但先从风张狂说起，因为他们代表了这个论坛上曾经有过的两种闪光性格。
风张狂在版上，曾经主力振兴对学校的尊重。发了好多关于校史之类的帖子，并和外校网友辩论。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曾经把一个关于湖南大学校史的帖子发到各个学校的板块上去，众说纷纭，一时间成为湖大板块上的风云人物。恰恰验证了风之张狂。鲁迅曾说，青年人应当狂狷一点，恰是这样的少年，风张狂。
比之风张狂的锋芒毕露，listen2001则显得十分的稳重，一篇《湖大欲说还休》给我印象极为深刻。Listen 是法学院的才子，又是辩论又是参加其他活动，文章也有不少。大概是其职业缘故吧，行文十分严谨，逻辑清晰。而且发言比较低调，虽然充满了对岳麓书院那种精神气质的向往，但是其锋芒是深藏在那份厚重的情感里的。看他的帖子，常常感到气势缓缓迎来，比之风张狂之一刀见血，是截然的另一种风格。Listen是2000级的网友，考研能否如愿还不清楚。但在本文里面留一纪念。”
我是最早撰文提出“先有湖南大学，后有现代中国”这一历史论断的人。这篇长文后来被其他网友缩写为“先有湖南大学，后有新中国”。在成文山老校长在北校区讲话时，我这一历史论断被他老人家用别人改动的“先有岳麓，后有新中国”表述出来。随后，我这一历史论断被更多的湖南大学师生熟知。
这里有本论坛网友发出的这篇讲话
http://wlzb.net/phpwind/read.php?tid=76162
老校长当年对我这个历史论断的态度“基本原则还得坚持，要讲实事求是。我还是觉得口气太大了。”并没有否定这个论断，我认为他的意思是我们现在还对不起这个实事求是的历史论断。我们的现实太落后了。我今天再次重发旧帖，就是希望湖大人要记住自己的历史，要奋发图强。

现在把6年多前的2002年5月1日最终定稿的《先有湖南大学，后有现代中国》的原始文章陆续发出。
PS：我今年回母校读书了，^_^，不告诉你们我在哪个院系。
另外，谢谢某些人把我的当年在网大发的一些贴不停地转发，试图让别人以为我们湖南大学如何如何，反而激起了湖南大学师生的奋发图强的动力。你如果还有动力继续转发，我没有意见。历史论断是经得起考验的。

风张狂

当年本长文发布以后，被很多人乱骂。一时气愤，写了下面的文章
痛骂说我风张狂瞎编《先有湖南大学，后有现代中国》之人
作者: 风张狂
你不看，就没有资格说是瞎编，请问你现在是个瞎编出来的人吗？如果我的文章是瞎编，那么你一定也是瞎编出来的人，因为你根本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如果你存在，你就是在说瞎话。原因如下：
你说是瞎编，也就是说历史上是存在没有岳麓书院学生参加的洋务运动，也就是说没有现代的造船业，没有现代的纺织业，新疆没有被我校先贤收复，中国第一批留学生没有到美国留学。同时，也就是说存在没有时务学堂先贤参加的维新运动，也就是说“六君子”谭嗣同没有就义，梁启超没有创办京师大学堂，自然北京大学也就不存在了。而且，也就是说存在没有我校先贤参加的辛亥革命、护国运动，陈天华没有写《警世钟》、《猛回头》，蔡锷没有从云南起兵反对袁世凯称帝。也就是说我校先贤没有请蔡元培当北京大学校长，也不曾参入创建清华学堂。那么现在的北大、清华会存在吗？
可是，洋务维新改变中国面貌，辛亥护国革命先烈不朽，现在的北大、清华也存在，而且你也存在，所以你在说瞎话。

风张狂

先有湖南大学
后有现代中国
风张狂

曾经听闻美国人对哈佛大学有一句评语为：“先有哈佛，后有美利坚合众国。”这大抵是因为出自哈佛大学的老师、学生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有着巨大贡献。然而作为一个湖南大学的学生，在回顾近代中国到现代中国一百六十多年来的历史后，我可以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布自己对母校的评语，那就是“先有湖南大学，后有现代中国。”大家可以看看我的陈述理由，共同探讨一下此评语是否得当。
大家在湖南大学校友总会的主页上可以看到如下介绍：“ 湖南大学是由岳麓书院衍续至今、办学历史悠久的全国重点大学，直属国家教育部，是国家‘211工程’立项建设的高校之一。其前身远可上溯到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创建的岳麓书院，近可上溯到清光绪廿三年(公元1897年)创建的湖南时务学堂。千余年来，学脉绵延，弦歌不辍，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数以万计的经世致用之才，树立了‘爱国务实’的优良风气。特别是史至近代，涌现了大批仁人志士，为祖国，为人民，为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丹心碧血，光照千秋。人民称颂“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确是历史真实写照。2000年4月，原湖南大学与湖南财经学院合并组建成立新的湖南大学，成为教育部和湖南省重点共建的大学。从此，湖南大学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在短短一百六十年中，湖南大学(含岳麓书院、时务学堂，还有定名后的湖南大学)师生的事迹，看看湖南大学的先师和先贤们对现代中国的贡献有多么巨大。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岳麓书院嘉庆十八年(1813年)学生魏源(1794-1857年)在鸦片战争时曾参加过浙东抗英战役，目睹侵略军的残暴和清政府的腐败，极为愤慨。他接受林则徐的嘱托，在林则徐所编《四洲志》的基础上，于1842年编写成《海国图志》一书。他号召人们放眼看世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有三项内容：“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基于这一认识，他提出了一些改革办法：自己设立工厂，制造轮船和枪炮，兴办民用工业；学习西方练兵方法，用新式武器装备军队，增设水师科；改革考试制度等。他虽在岳麓书院求学时间不长，但师友和经世之学的传统对其影响甚大，成为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学者，于经学、史学、哲学、地理、军事、伦理、文学诸方面毕生研究，著述颇丰。魏源的思想起了划时代的先导作用，成为近代洋务思想和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先驱，因此他被称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其著作还有《圣武记》、《古微堂集》、《元史新编》等。与贺长龄合辑有《皇朝经世文编》，后人编有《魏源集》，1832年(道光十二年)岳麓书院之湘水校经堂学生左宗棠(1812-1885年)与岳麓书院道光十四年(1834年)学生曾国藩、岳麓书院道光十六年(1836年)学生郭嵩焘共同成立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但左宗棠其人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人物，却并不仅仅是因为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他建议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马尾船政局，后又建立了福州船政局、西安机器局、甘肃制造局(兰州制造局)以及甘肃织呢总局(兰州机器织呢局)，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由此看来，左宗棠是为中国近代工业先驱之一。另外，他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左宗棠于1875年以古稀之年率湘军西征新疆。他出征新疆前，新疆被沙俄蚕食已达十余年，1871年(同治十年)沙俄竟用武力侵占伊犁。而朝廷内权臣李鸿章等散布出兵必败，主张放弃“塞防”。面对国内外的复杂局势，他一方面提出海防塞防并重的国防方针。另一方面决定以高龄出征新疆，收复失地，经过一番苦战，他驱逐阿古柏伪政权出境。同时，为了对付侵占北疆的沙俄，他抬棺出天山，由肃州出发，进驻哈密，作收复伊犁地区的军事部署，准备组织决战来对付沙俄。与左宗棠的军事行动相配合，曾国藩长子曾纪泽于1881年签订伊犁条约，收回伊犁。沙俄交还伊犁，关键还是由于左宗棠的军事力量摆在那里，而且湖南蛮子打仗“扎死寨、打硬仗”，他们也是知道的。后在中法战争爆发时，左宗棠坚决主战，对中国在战场上胜利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他于岳麓书院读书时，在贺熙龄、巡抚吴荣光重义理、经世之学教诲下，勤奋向学，列第一者七次，立下了“萌生励精图治，留意经世实学”的志向，贺氏评论曰：“左子季高，少从余游，观其卓然能自立，师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察其进退、言论，则循循然有规矩，而不敢有所放肆也。”他厌恶科举帖括，致力经世致用，认为“八股做得人格，人才愈见庸下。”“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之阶也。”因此，用心从事舆地学、兵学和盐、河、荒、漕等政之研究。主张开放门户，学习西方，兴办洋务，赈救时弊。在文学上也有建树，著作辑为《左文襄公全集》。
同样，同为湘军的首脑人物，曾国藩(1811-1872年)和郭嵩焘(1818-1891年)也都不仅仅是因为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而成为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作为洋务派的领袖，曾国藩提出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并身体力行，于1861年创办了安庆军械所，这是洋务派创立军事工业之始，也是中国第一个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厂。他还支持了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并制造出我国第一艘轮船"黄鹤号”。设立兵工学校，组织编译外国工程理论书籍，为开创科技教育作出了贡献。对现代中国还有着很大影响的是，曾国藩派遣了中国第一批留学生。1871年，他向同治皇帝提出“选派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的奏折。朝廷准奏后，他开始具体实施。基于各种因素，曾国藩最后决定将首批留学生派往美国。但第二年就去世的他没有想到，在1879年，美国制定了《排华法案》，于是第一批留学生在抵美仅九年之后，于1881年全部回国。这批留学生中最为有名的是詹天佑、欧阳赓等人。曾国藩对理学有新的认识，曰：“吾心知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研乎至殊之分，无以洞乎至一理。对‘格物致知’，‘即物穷理’，有新的发挥。对知行关系的认识，重视行。认为行是“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惟有‘实行行之，且常常之’，‘脚踏实地’，办事才能成功。又曰：“信人力足以补天事之穷，孟子言治乱兴衰之际，皆由人事主之，初不关乎天命。”“以人事与天争衡，莫大乎忠勤二字。”强调事在人为，不能等待天赐。另外，曾国藩作为清代一个重要的古文家，使得桐城派中兴，开创了“湘乡派文”的局面。他的作品《讨粤匪檄》虽然极力诋毁太平军，有其糟粕之处，但单纯从文章来看，不失为一篇佳作。他选编了《经史百家杂钞》，还有《曾国藩家书》存世，后人将其诗文、奏章、信函汇集成《曾文正公全集》出版。郭嵩焘(1818-1891年)不满清王朝一贯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率先主张“商贾与士大夫并重”，这一观点对后来中国商业的发展不无裨益。他先后曾任两淮盐运使和广东巡抚等职。参与了抗英卫国战争。他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是国家的大患,于是潜心钻研数学、机械、造船等方面的书籍，努力了解西方国情，以寻求富国强兵之道。他于1880年奉诏以侍郎候补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后又兼任出使法国大臣，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郭嵩焘在英任职期间，不仅注意了解欧洲的技术文明，更关心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并试图从国家制度、经济理论等方面探索英国繁荣兴盛的根本原因。他一贯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传播西方文明，遭守旧派攻击。作为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他在清代那封闭、麻木的社会环境中，毅然前往被封建统治者视为“犬羊之地”的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由一名封建士大夫转变成新时代的探险者，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精神和追求真理的巨大勇气。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特别是在西学东渐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著述颇多，著有《养知书屋遗集》、《英轺纪程》、《使西纪程》等。另外，在外交中，他能够竭力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保护海外华侨，取得了一定的外交成就，是一位有名望的外交家。

风张狂

唐才常(1867-1900年)早年就读于岳麓书院。他于中日甲午战后，积极主张变法维新。1897年与谭嗣同在浏阳兴办算学馆，提倡新学，在长沙创办了有“中国近代史第一大学”之称的高等学府--时务学堂。比京师大学堂尚早一年。时务学堂的办学宗旨是：“保国、御侮、创新”，“提倡新学，鼓吹维新”，培养“学通中外，体用兼赅”的新人才。随后，他编辑《湘学报》。次年又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与谭嗣同创办南学会、群萌学会，成为南方维新变法的重要人物。维新失败后逃往日本，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接触。1899年，与兴中会毕永年合作，准备联络长江沿岸会党起事。同年冬回国。1900年在上海组织正气会，后改名为自立会，联络长江中下游会党，自任总司令，设总机关于汉口。7月，又邀结社会名流和会党首领在上海张园召开国会，容闳和严复为正副会长，唐才常任总干事。会后赴汉口，组织自立军，任诸军督办，拟于8月9日起义。因待康有为汇款接济，起义延期。8月21日晚湖广总督张之洞勾结英国领事，将他逮捕，次日被害。后来张之洞大肆株连，两湖志士被杀者数百人，其中时务学堂学生近二百人，我每读至此一节，莫不切齿痛恨张之洞，时务学堂未改名求实书院时期仅仅先后招考三次，培养二百多人才，经历这样的浩劫，真是令人惋惜。尽管这样，后来其学生中仍然有蔡锷、范源濂、范旭东、杨树达等十余名对中国有重大影响者，其成才率之高，世所罕见。试想时务学堂学子若没有此一浩劫，不知还有多少著名人物会活跃在近现代史的舞台上。唐才常临难前，赋诗一首曰：“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 他是清末维新派领袖之一，著有《觉颠冥斋内言》，有《唐才常集》。时务学堂的创始人之一也就是岳麓书院的学生，这也说明湖南大学的两大渊源本来就是血肉相连的。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一提到这首《狱中题壁》诗，大家自然就会联想到诗的作者，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他也是时务学堂的创始人之一。1895年他在浏阳发起成立算学会，1896年任南京候补知府，著《仁学》。1897年谭嗣同回长沙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创办新政，先后设立时务学堂、武备学堂，筹办内河轮船、修筑湘粤铁路，开采矿产，倡设南学会，办《湘报》，宣传变法，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在时务学堂，谭嗣同亲笔撰写一幅对联：“揽湖海英豪，力维时局。勖沅湘子弟，共赞中兴”。修筑湘粤铁路铁路对中国南方经济的发展也起了极大的作用。1898年9月初谭嗣同任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戊戌变法。与杨锐、林旭、刘光第一起，称军机四卿。9月18日他夜访袁世凯，劝其助行新政。但袁世凯随即告密，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破坏变法后，他“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在28日他于菜市口遇害，死前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他是清末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政治家，其学以“日新”思想为核心，抨击封建专制及其纲常名教，提出“革去故，鼎取新”，反对“上权太重，民权尽失”，具有冲决封建网罗的斗争精神。他继承岳麓书院先贤王夫之“道不离器”观点，他的学术成就源起岳麓书院先师大贤，进一步说明了岳麓书院与时务学堂血浓于水的关系。他指出“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强调“道必依于器而后有实用”。还指出：“世俗小儒，以天理为善，以人欲为恶，不知无人欲，尚安得有天理？”曾借用物理学名词“以太”表示世界本原，认为世界上各种现象的关联、变化和结合，都是“以太”的作用。又将以太之“用”称作“仁”，以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奉佛教思想为真理。谭嗣同能作诗，富于爱国精神，风格雄健。所著后人编为《谭嗣同全集》。
学界泰斗陈寅恪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大家知道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在近现代中国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吗，知道他的祖父、父亲与时务学堂的关系吗？他的祖父陈宝箴，1894年秋，授湖南巡抚。当时陈宝箴已经是一个老人了，但他老有所为，老当益壮。湖南巡抚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官职。在任内他极力整顿湖南政治、经济及文化教育。他曾总结：“其要者，在董吏治、辟利源；其大者，在变士习、开民智、敕军政、公官权。”思想之新，可见一斑。“设矿务局，别其目曰官办、商办、官商合办。又设官钱局、铸钱局、铸洋圆局。……而时务学堂、算学堂、湘报馆，南学会、武备学堂、制造公司之属，以次毕设。当是时，江君标为学政，徐君仁铸继之。黄君遵宪来任盐法道，署按察使，皆以变法为己任。”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事就是陈宝箴以湖南巡抚的名义发布《招考新设时务学堂学生示》，面向全省招生，规定名额120名，第一次招考报名者4000余人。陈宝箴委派熊希龄为学堂总理，聘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李维格为西学总教习。正准备入湘的梁启超写信给熊希龄等,主张扩大招生名额,于内课生之外,招收外课生,吸收20岁以上青年,使之粗明新学。陈宝箴采纳了梁启超的建议，后两次招考都招收了外课生和附课生，“凡外课附课学生呈札记待问格者，一律批答”。后人自然难以想象一百年多前湖南省生机勃勃的历史，然而，湖南民智大开，面目顿新，领全国风气之先。日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关键人物多出自湖南，与此也有莫大的关系。变法失败后，陈宝箴“坐滥保匪人，废斥不用”，不得不还乡养老，两年后病故。他虽然是当时湖南的地方领导，但是对时务学堂的成立贡献极大，也是创始人之一。
陈三立(1858年—1937)是陈宝箴长子，陈寅恪的父亲，与谭嗣同、 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光绪二十一年，其父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推行新政。当时，陈三立年富力强，才智奋发，协助父亲办时务学堂，算学馆，《湘报》，南学会。陈氏父子希望“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之根基”，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戊戌政变后变法失败，他被加上“招引奸邪”的罪名，与父亲一起被清政府革职。陈三立是近代同光体诗派重要代表人物。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中国，徐志摩等由前往上海欢迎，在西湖之畔的净慈寺泰戈尔特地拜晤了陈三立。两位不同国籍的老诗人，通过徐志摩的翻译，各道仰慕之情，互赠诗作。泰戈尔以印度诗坛代表的身分，赠给陈三立一部自己的诗集，并希望陈三立也同样以中国诗坛代表的身分，回赠他一部诗集。三立接受书赠后，表示谢意，谦逊地说：“您是世界闻名的大诗人，是足以代表贵国家诗坛。而我呢，不敢以中国诗人代表自居。”后两人比肩合影，传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他的晚年，年近已经八十遍览了山南山北风景名胜，写下许多诗篇，集名为《匡庐山居诗》，石印成册，以赠亲友。他在庐山小居期间，蒋介石曾到牯岭避暑，很想见见他，特派专人登门联系。他不愿与之交往，对来人说：“我已经是一个不闻世事的世外之人，即使我们会晤了，也没有什么可谈的，我看还是不必来见吧。”因此，蒋介石也只能不便“勉强求见了”。抗日战爆发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本军队欲招致三立，百般游说，他从不理睬。而日本特务日伺其门，他大怒，叫佣人拿扫帚将其逐出。随后，绝食五日，忧愤而死，享年85岁。他与其父同为时务学堂创始人之一，其人格高尚，与时务学堂其他著名人物是一样的。
梁启超(1873--1929年)是康有为的学生，与康合称“康梁”。1897年，他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到长沙后，亲自拟定"学约十章"，包括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特别强调经世，"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所规定的功课，融中学、西学为一炉，分博通学与专门学，有"专精之书"和"涉猎之书"，传授知识与道德并重，强调诱导学生思想，培养自学能力，进行因材施教。次年入京，以六品衔创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因变法失败，逃亡日本。梁启超逃亡到日本后，主编《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主张君主立宪，与资产阶段革命派为敌。曾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对当时知识界有较大影响。辛亥革命后他组成进步党，1913年，进步党的“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但因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劝说无效，遂反对袁氏称帝，与之发生冲突。1915年8月，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袁氏意欲复辟帝制的行径进行猛烈抨击，1916年策动其在时务学堂的学生蔡锷组织护国军武力反袁。后又组织研究系，与段祺瑞合作，曾任财政总长。在张勋复辟时，他和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誓师，反对拉历史倒车的恩师康有为。他晚年弃政从文，先后在清华大学等学校再次执掌教鞭，并巡回天津、南京学府讲学。五四时期，他反对“打倒孔家店”口号，哲学上，宣扬进化论思想，认为“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又主张“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甚矣变之之难也”。梁启超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早年所作政论文，流利畅达，感情奔放，颇具特色。所著编为《饮冰室合集》。作为影响一代人的大家，梁启超用《新民说》、《少年中国说》、《中国不亡论》等名篇，用这些给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一代青年带来了全新的理想和价值的文字，在“五四”前的一代青少年心中，埋下了个人自主的观念和对国家民族的情感。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还是在中国最早提起马克思的人。
曾经有人说过，中国二十世纪第一位总理是湖南人，最后一位总理也是湖南人。大家都知道后者指的就是大家非常敬佩的朱总理。我们这里每次现场直播他开记者招待会时，电视机周围都会围满一群人，看我们的总理应对自如，妙语连珠，不由得从心中流露出一股自豪感，他也是我们长沙人啊。但是大家对于前者，我看就不是很了解。这第一位总理指的是熊希龄(1870-1937年)，1897年他在长沙任时务学堂提调(即校长)，他提倡科学，注重时务。后又与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等组织南学会，创办《湘报》积极开展变法维新运。变法失败后，熊希龄也受到了上面“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惩处，从此便匿迹衡阳、沅州（芷江），闭门读书。后来处禁松弛后，熊希龄曾一度赴日本考察教育。1905年随端方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任参赞。次年回国，仍返湖南办学。辛亥革命后，拥戴共和，先后参加统一党、共和党，后为进步党的负责人之一，曾致电袁世凯，促其转变政治态度。袁世凯窃据大总统后，熊希龄历任财政总长、热河都统、1913年8月任国务总理。他政治上，旨在贯彻资产阶级法治精神，建立“真正共和国”；在经济上提出了一系列改善财政、繁荣经济的计划和基本法令。这与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大相径庭。熊、袁之间矛盾日益尖锐。后熊希龄遂于1914年2月愤而辞职。他为中国的福利事业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为收养被遗弃儿童，他倡议在北京设立慈幼局。1918年，得政府同意，将香山静宜园改建为慈幼院，以收养、教育受灾的流浪贫苦儿童。他自己掌管一切院务，时间长达20年之久。此外，他还以社会名流身份从事各种社会公益事业，担任过中华教育改进社董事长、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等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由北平到上海，负责战地救护工作。上海沦陷后，欲取道香港返内地，12月5日病逝于香港，享年67岁。遗著在解放前出版的有《香山集》两卷，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有《熊希龄集》。
黄遵宪(1848—1905年)，这个晚清著名诗人也曾在时务学堂与谭嗣同等主讲世界大势及政学原理，宣传变法救亡思想，探讨湖南新政事宜。1895年他加入上海强学会，次年参与创办《时务报》。1897年他署理湖南按察使，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任《湘学报》督办。参与筹办湖南时务学堂、南学会，并聘梁启超主持时务学堂。他还曾任驻日公使馆参赞及驻旧金山、新加坡总领事。戊戌政变后，罢官回籍。他善写诗，主张写诗“不名一格，不专一体”。“我手写我口”，对旧体诗进行改革。著有《人境访庐诗草》、《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等。

风张狂

毛泽东曾经在延安与埃德加·斯诺谈到自己少年时代读到过的一本小册子：“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毛泽东所说的这本书就是当时中国革命最激进的思想家和鼓动家陈天华(1875-1905年)所创作的感动和鼓励了无数青年的《警世钟》。陈天华，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岳麓书院肄业，第二年转新化求实学堂，在岳麓书院及求实学堂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1903年春，他以官费生被送日本留学，入弘文学院师范科。不久，拒俄事件发生，他积极投入这个爱国运动，加入了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后来回国准备策动武装起义。他的最著名作品是《警世钟》、《猛回头》，这两部浅近通俗的宣传作品以强烈的爱国精神和革命勇气，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已迫在眉睫，指出清朝政府已成为“洋人的朝廷”，号召全国各阶层民众团结起来，“杀那洋鬼子”，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不久，在湖南长沙同黄兴发起秘密革命团体华兴会，并到江西策动军队起义。1904年春，再到日本，入法政大学。8月，冒险回国，准备参加华兴会发动的长沙起义。因事泄失败，又去日本。1905年6月，与宋教仁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7月，孙中山到日本，主张联合各革命团体，组织中国同盟会，陈天华积极赞成。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他任秘书，并被推为会章起草人之一。《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后，他在《民报》上先后发表不少文章，还发表政治小说《狮子吼》。他终身未娶，有人曾劝他，他回答：“匈奴未灭，何以为家！”同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歧视并限制中国留学生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留日学生发动了反抗这个规则的强大运动。为了激励人心，陈天华在12月7日留下《绝命书》，投海自杀。他的死在当时海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梁启超评论“君既已一死欲易天下，则后死者益崇拜之而思竟其志，亦义所宜然。”陈天华蹈海后，留日学生在公祭时，黄兴宣读他的绝命书，“听者数千百人，皆泣下不能抑。”随后，不少人愤而回国(秋瑾等就是那一次回来组织武装起义的)。他的死在国内也引起巨大震动。香港举行追悼会，有千余人参加。1906年5月23日，当他的灵柩从日本运回湖南长沙安葬的时候，长沙全城倾城一悲，数十万群众白衣缟素，成群结队，冒着瓢泼大雨将他葬在母校后岳麓山的南麓。其中学生就有万数，“全城学生制服行丧礼，万人整队送之山陵”，那时候的湘江没有大桥，过河靠小船，那天，大雨如注，湘江水急，无数的小船争相竟渡，仍满足不了送葬群众的要求。送葬的队伍绵延十里，岳麓山上缟素一片，清政府虽然派出大批军队试图搞破坏，但是面对如此众多的人民群众，面对他们所形成的比岳麓山还高的悲壮气势也无可奈何。陈天华被公认为是华兴会和同盟会的创始人之一，他的著作辑为《陈天华集》。新中国首任总理周恩来青年时期的诗中的“难酬蹈海亦英雄”即是称赞陈天华的事迹。可见其对我开国诸领袖影响之深。
刘揆一(1878－1950)作为辛亥革命元勋，也是一个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他幼年入私塾，后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1903年春，自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与黄兴结识，并一起参加拒俄义勇队(以后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同年五月，军国民教育会推举黄兴等回国运动起义。黄与刘揆一商量进行办法，当即决定由刘揆一与会党联络，相约三个月后会于长沙。 不久，黄兴、刘揆一相继回国，在长沙发起组织华兴会，决定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的方针，首先在湖南发动起义。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积极进行的时候，不幸因事机不密，为湘抚陆元鼎侦知。黄兴和刘揆一被通缉。不得不出走。1907年1月，刘揆一加入同盟会。不久，他代理东京本部执行部庶务干事。同年，孙中山与黄兴先后到安南(今越南)组织中国南方的武装起义，刘又代行总理职务，直到武昌起义。武昌起义爆发，刘揆一从日本回国，主张“化除畛域，共建新猷”，到汉口前线任督战员。南京政府成立，他任参议院议员。1912年3月，同盟会转变为公开的、以从事议会政治为目的的政党，他为十干事之一。8月，刘揆一接受袁世凯的任命，任陆征祥内阁的工商总长(工商部长)，后辞去工商部总长职务。袁世凯筹划称帝时，他在天津创办《公民报》，刊登反对帝制的言论，以号外披露《二十一条》，促进反袁运动发展。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刘揆一一度担任国会议员，直到国会解散。 五四运动时，赋闲家中，但接触了进步书刊，同情学生的革命行动和孙中山的护法运动。他为留法勤工俭学筹集过经费，而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中不少优秀的干部都是出自于这一批留法学生。北伐战争前夕，他赴广州投入革命洪流，和国民党及共产党领导人都有接触和往来。大革命失败后，他思想彷徨，莫知所从，寓居北京，闭门著书，“九·一八”事变以后，他不满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常写诗词加以讽刺。他曾经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救国方略之我见》，主张恢复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挽救民族危亡。他著有《黄兴传记》等。前面已经提过前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策动自己的学生蔡锷，要求他武力反袁的事情，说起蔡锷(1882-1916)，他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其“以争国民人格”的话语掷地有声。蔡锷以起兵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名垂史册，同黄兴等并称为辛亥革命元勋，1897年10月，15岁的少年蔡锷步行350 里，从邵阳来到长沙，求学于时务学堂，成为梁启超40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天资聪慧、学习勤奋的蔡锷那时就立志“当学万人敌，不应于毛锥中讨生活”，透露了“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想法。对于这位小有大志的学生，梁启超也甚为器重。从此，他们终生保持着密切的师生关系。蔡锷1904年留日回国。1911年响应武昌起义，成立云南军政府，任都督。1913年10月，袁世凯发出大总统令：“云南都督蔡锷叠电因病请假，着给假三个月，来京调养。”10月上旬，蔡锷辞去云南都督，动身进京。这实际上是袁世凯把他软禁在北京了。再后来，就是蔡锷与小凤仙的著名故事，中国后来还专门拍了一部《知音》的电影记载这段佳话，有关此事的电视连续剧拍过好几回。蔡锷一方面风花雪月，韬光养晦，终日沉湎于八大胡同以迷惑袁的耳目。另一方面同老师梁启超暗中频繁来往，与云、贵两省军界密电交加，筹划护国大计。最后，终于成功地从北京脱离，经天津赴日本，再经香港、安南(今越南)海防，回到云南组织护国军。1915年12月25日，和云南将军唐继尧等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发动讨袁的护国战争。蔡锷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他召集旧部，发表演说，慷慨致辞：“袁势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四万万众之人格也。” 随后，他由昆明出发攻占川南叙州、泸州一带。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在纳溪起义响应，护国军声威大振。袁世凯派遣曹锟所部的北洋军进行反扑。护国军在装备缺、给养差的情况下，与数倍与己的北洋军激战于泸州之南。这是中国战争史上著名的恶战，纳溪三次易手，叙州得而复失。我们的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人民共和国元帅朱德也就是在这一战中出名的。无疑，朱德受蔡锷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当年他徒步跋涉三个月到昆明，考入由蔡锷所主办的云南讲武堂。正像昔日蔡锷长途步行到时务学堂求学一样。在讲武堂中，朱德参加了反清革命的同盟会。在讲武堂毕业后被派往由蔡锷统领的云南新编陆军。同年在辛亥革命中，他参加了蔡锷组织的援川军，支援四川革命。1912年回师后晋升少校，任讲武堂区队长兼教官。1915年朱德在纳溪一战成名。当年护国军毕竟军力不足，开始陷入困境。就在护国军处境十分困难之时，广西宣布独立，蔡锷抓住有利时机，于3月17日发动总反攻，连占江安、南溪等地，重夺纳溪，直插北洋军第七师师长张敬尧的大本营泸州，迫使他请求停战议和。护国战争促进了反袁斗争形势的发展，四川前线停战后，各地纷纷独立，袁世凯众叛亲离，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惊恨而死。孙中山曾经致电黎元洪提议以云南起义日为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可见护国运动的历史意义。但蔡锷能够以“再造民国第一人”的身份胜利后就功成身退，不争个人的名誉地位，这就是因为他把“为国民争人格”作为了出发点。不久，他却在日本不幸英年早逝，与黄兴共同国葬于岳麓书院后的岳麓山，终年34岁。他的遗著有《蔡松坡先生集》。在中国近代军阀多如牛毛的混战局势中，竟然产生了蔡锷这样一个人格高尚、目光远大、让后人只能仰视的人物，是整个民族的大幸。蔡锷本质上是一个有高尚知识分子品质的人，他从小在时务学堂接受了梁启超良好的人文教育，具有深厚的人文修养，共和观念早已渗入他的骨髓。纵观整个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只有他拿着枪说出了如此坚定的、掷地有声的话——“为国民争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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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务学堂的学生中，还有杰出的教育家范源濂(1875—1927)，现今教育部两大重点建设院校最初的兴起，和他有着很大的关系。1898年他考入长沙时务学堂，与蔡锷等同班，学业优秀，执礼甚恭。与蔡锷一样深受梁启超爱护，得以兼理学堂事务，半工半读，以赡养老母和培育幼弟读书。其弟便是闻名于世的范旭东，杰出的化工实业家，我国重化学工业的奠基人。戊戌政变后，范源濂考入上海南洋公学。7月，应梁启超函召，赴日留学，初入东京大同学校，旋转学东亚商业学校，后毕业于东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和日本政法大学法政科。1904年回湖南，在长沙倡议选派女学生去日留学，经一月余之奔波，招女生12人，入东京实践女学校，开我国女生留学之先河。1905年任清政府学部主事。1906年联络同志，创办殖边学堂，招生一百余名，教以蒙藏语言和垦殖知识，培养了大批边疆开发人才。后来又筹建优级师范学堂、清华学堂。1909 年冬，发起组织尚志学会，购会址，筹资金，开办附设医院和学校。1910年任学部参事。参与制定“壬子·癸卯学制”和“学堂章程”。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次长，旋任总长。次年任开明书局编辑部长。1916年任护国军驻沪委员。7月出任段棋瑞内阁教育总长兼内务总长，重新颁行“大学章程”，我国大学按专业分科自此始。在此期间，他还力邀蔡元培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1918年赴美考察教育。1920年任靳云鹏内阁教育总长，第二年夏辞职。在任不到两年中，他公布了招生资格和采集委员会章程，着手汉文字改革，公布了同音字母。后来北洋政府第四次任他为教育总长，他感到北洋政府腐败无能，最终拒绝任职，而集中精力创办北京师范大学。1922 年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1924年任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董事长。1926年任北京师范大学首任校长。他还任过南开的校董事会长，同后来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所大学渊源极深。长沙的教育在民国初期即兴办得有声有色，多得这位身处北京的教育部长之力。但是，他并不是对长沙有所偏袒，而是以其高风亮节感染了自己的故乡。明德中学的创始人曾经上北京问他要办学资金，他不得已，最后把夫人的首饰变卖筹集了一笔钱给了明德中学的创始人。作为著名的教育家。他革故鼎新，选贤人能，整肃学风，颇有建树。范源濂从青年到晚年，始终不渝地为发展我国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他生活俭朴，为官清廉，待人诚恳，事亲至孝，其高风亮节，深受世人崇敬，1927年病逝于天津。
另外，我还要特别将范源濂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兴起的关系重点作一下说明：
清华学堂即为后来清华大学的前身。诸位查清华大学校史当可以查到，1909年是为美国退还所谓多余庚子赔款的第一年，外务部与美国驻华公使商定学生游美细则后，会同学部奏请设立“游美学务处”即其附设“肄业馆”。后游美学务处正式成立，派外务部周自齐为总办，主事唐国安和学部郎中范源濂为会办。1909年6月，首次游美学生生考试在北京举办，录取包括梅贻琦、金邦正在內的47名学生生，这批学生即是清华最早的学级09级。8月，第一批清华奖学金学生赴美。9月，择定北京西直门外原道光帝封给五子的园子“清华园”作为游美学务处“肄业馆”之用地，并开始施工改建。1010年12月21日游美肄业馆更名为清华学堂(英文名为Tsing Hua Imperial College)。同年第二次留美考试录取的学生中有赵元任、胡适等七十一人。在此期间，范源濂身为会办，实在为清华的正常运作办了不少的实事。以至于后来清华筹备大学部时，又聘请他为顾问。查清华校史就可以查到，1924年2月，清华聘请范源濂、胡适、张伯苓、张福运、丁文江等5人为大学筹备顾问，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宣告成立。1925年4月，外交部批准了大学筹备委员会提出的纲要草案，1925年5月，清华大学部正式成立，开始招生，这次共招新制大学一年级学生132人(报到者93人)，他们后来就被称为清华大学第一级学生，于1929年毕业。因此，说范源濂是清华大学最为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丝毫也不为过。至于北京大学的前身，当年京师大学堂的创始人之一，恰恰是昔日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范源濂的老师梁启超。另外，范源濂同北京大学的著名校长蔡元培有着一段佳话。民国成立后，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邀范源濂任次长（副部长）。蔡元培是同盟会员，范源濂是共和党员，两党互有矛盾。但蔡元培说，“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成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结果两人合作得很好。蔡元培后来总结这段共事经历说：“我在教育部时，请范君静生(范源濂字静生)相助。我偏于理想，而范君注重实践，以他之长，补我之短。”后来范源濂曾三任教育总长，民国时期的教育制度和法规，多是由他主持制定的，其中有许多进步因素。他刚刚出任教育总长时，就主张由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袁世凯不肯，1916年7月范源濂第二次出任教育总长。这一次，范源濂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1916年秋，蔡元培应昔日同僚范源濂之邀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前后十年﹐提倡学术自由﹐鼓励新思想新文化﹐提携年轻后进。自从蔡元培当上北京大学的校长后，北大风气为之一新。后来北大成为了新思想新文化的中心。涌现出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这一切都同蔡元培离不开，同样的，与当初范源濂的一再举荐和诚意相邀也是离不开的。
刚才已经提到了范源濂的弟弟范旭东，他也是时务学堂的学生之一。他原名源让，字明俊，留学日本时改名锐，字旭东，湖南湘阴人。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随兄源濂考入长沙时务学堂肄业，受梁启超等老师的维新思想和戊戌变法运动之影响，年少有大志。戊戌政变后，又随兄东渡日本，1908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攻习应用化学。1912年学成回国，在实业救国和科学救国思想支持下，决意创办化学工业，他提出:“大时代不容许任何人苟安”，要“趁这个时候办工业，振兴我们的民族。”1914 年在天津塘沽创建久大精盐公司，两年后，国产第一批精盐出厂。刚开始，公司年产仅1.5吨，到1936年年产达20 万吨。1920年，又在天津建永利制碱厂，这是亚洲第一座纯碱工厂，他与侯德榜等成功地解决了制碱过程一系列化学工艺与工程技术问题。当他面对英商卜内门公司的多方破坏，坚决抵制，鼓励股东“力所能及，不可放松，要争气。”“为了这件事，虽粉身碎骨，我也要硬干出来”。1925年，永利“红三角"牌纯碱制成应市，打破了国内用碱依赖进口的局面，并在美国建国150周年博览会上荣获金质奖章。到了３０年代，他创办了永利化学公司碱厂。1937年 2月，经几年筹备之永利硫酸厂在南京落成投产。并组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统一经营酸碱制造工业，这是我国第一座生产合成氨的联合企业。1922年拨款4万银元，建成“黄海化学工业社”(研究所)，认为“近代工业非学术无以立其基，而学术非研究无以探其蕴，是研究一事，尤为最先之要务也。”他创设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宗旨和目的，不仅为本企业的生产服务，解决制盐和制碱中的一些科研问题，而且培养造就了一批化工科技人才，为振兴我国的化学工业服务。为搞好科研所，他将个人所分巨额红利捐给“黄海社”。他还曾提出：“黄海应该是我们的神经中枢。他不属于永久两公司，而是与永久两公司平行独立的化工研究机关”。他聘请并全力支持获美国哈佛大学化学博士学位的孙学悟主持社务。范旭东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研究方法，通过孙学悟和全社员工的不懈努力，黄海开创了我国无机应用化学、有机应用化学及细菌化学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科技成果，写下了化工科研史上光辉的一页。他一贯尊重人才，培养人才，提出：“事业之真正基础是人才”，“凡得人而兴”，当时永利硫酸厂拥有大学毕业生80余人。经其派遣出国外进修学习之技术人员达 40人之多。抗日战争暴发后，率公司和科研人员内迁四川，继续从事酸碱工业之生产和研究。范旭东本着“以能为社会服务为最大光荣”的信条，抗战期间还创办了中国工业服务社。他亲自为该社拟订章程，规定其宗旨是：“协助有志兴办工业的团体或私人，为其提出的工业生产项目，共同进行调查研究，如资源、厂址、技术工艺、设备要求和投资计划及市场需要等。”一经委托和受托双方取得协议，即由该社提出建设方案和工程计划，从永利、久大、黄海等单位中抽调人员协同委托单位实施。这个服务社刚刚办起，就与四川省南川县的一煤矿签订合同，派永利的黄汉江前去帮助该矿把生产搞了上去。这也是我国化工科技咨询服务工作早期的一次成功范例。人们评价他说：“范先生…推翻了办实业来发财的俗套，基于生产、研究、训练三位一体之态度，在中国首创国防民生兼顾并进之事业。”抗日战争胜利后，范旭东正准备派员分赴久大、永利、永裕等厂接收原有财产之时，突然身患急性肝炎，经医治无效，于1945年10月4日与世长辞。对范旭东的逝世，社会各界深感痛惜。当时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毛泽东，为他题写了“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挽联。周恩来代表毛泽东亲往南园吊唁。重庆《新华日报》于10月6日报道了范旭东逝世的消息，又在10月21日发表了许涤新的悼念文章，表彰范旭东对发展中国民族工业作出的贡献，痛悼失去“一位可以携手为中国经济建设而奋斗的友人”。11月14日，由22个团体发起在重庆江苏同乡会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有吴蕴初、侯德榜、阎幼甫、郭沫若、沈钧儒、章乃器、胡厥文等。郭沫若的挽联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天不能死，地不能埋，世不能语”。胡厥文的挽联是：“建国方新，忍看工业有心人溘然长逝；隐忧未已，何图生产实行者弗竞全功”。另外，在文化教育方面，他的成就也不小，他创办了《海王旬刊》。该刊在范旭东的主持下制订了“四大信条”：一、在原则上绝对相信科学；二、在事业上积极地发展事业；三、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大局；四、在精神上以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范旭东是实践这些信条的典范。他曾担任中国自然科学社理事达30余年，受中央研究院的聘请担任评议员达10余年，被推选为中华化学工业会副会长、中国化学会副理事长。他还继兄长范源濂之后担任过中华书局董事，对出版事业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他还是天津南开大学和湖南私立隐储女校的校董。他对南开大学化学系和经济研究所捐赠过奖学金，以鼓励优秀学生。同为时务学堂的学生，汉语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1885-1956)在专业上的成就在同时代的学者中被公认是最好的，陈寅恪、钱玄同、黄侃等均对他的成就表示过赞誉。他是湖南长沙人。字遇夫，号积微，晚更号耐林翁。1898年入长沙时务学堂。1905年赴日留学，肄业于京都第三高等学校。1911年回国，曾任湖南图书编译局编译员，湖南第四师范学校、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教员。1920年起入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任辞典编辑兼北京政法专门学校教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兼教育部主编审员，清华学校大学部国文系、历史系教授。1937年回到母校任教，任湖南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45年参与发起组织九三学社。1947年被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是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毕生从事汉语语法和文字学研究和教学。长于金石、甲骨和古文字训诂、音韵及汉语语法、修辞等。30年代发现形声字声类有假借现象，并收集到声联义的例证数百条。1942年获教育部二等学术奖，1947年获教育部古文字学研究二等奖。著有《汉书补注补正》、《论语疏证》、《词诠》、《马氏文通刊误》、《中国修辞学》、《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等20余种；撰有《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说中国语文之分化》等论文百余篇。新中国成立，65岁的杨树达走进了新的时代。1949年9月，听到政协开会的消息，他曾写下这样的话：“辛亥以后，国事扰攘，将四十年，国民望治甚殷，终归失望。人民军纪律严明，行动稳健切实。衰暮之年，或可及见升平，是余之幸也。”解放前，他是中央研究院人文和社会科学组的院士，在新的环境里，他的学术地位同样得到尊重，他是第一届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
岳麓书院的学生中，也出现了杨昌济(1871-1920)这样的著名学者、教育家，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他入岳麓书院肄业，受书院既重心理学性修养，又重经世致用实学传统之影响，鄙弃科举功名， 崇尚经世致用，拥护康梁变法，参加谭嗣同等人组织之南学会。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留学日本宏文学院、东京高等师范，攻习教育学。1909年至1912年，又留学英国爱伯丁大学，攻哲学、伦理学。曾去德国考察教育。1913年春回国。在湖南高等师范学堂、第一师范等校任教，讲授伦理学、哲学、教育学等课程，“经师大师，备诸一身，从学之士，受其熏陶，无不顿改旧时之宇宙观，如饮醇醪，深受影响。”由于他学贯中西，闻名三湘。他那在门上用隶书镌刻着“板仓杨”三个大字的寓所，总引来大批莘莘学子前来求教，第一师范的学生毛泽东也于1914年跨入此宅。对这个“资质俊秀”的高个子青年，杨昌济认为是“海内人才，前程远大”。 其著名的学生还有蔡和森、邓中夏、何叔衡等人，都是中国革命不可或缺的著名人物。作为给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最大影响的导师杨昌济，利用授课的机会介绍西方进步思想，鼓励学生投身社会革命，同时因为他学贯中西，他也非常推崇岳麓书院学生曾国藩的“经世治用”之道。他还是毛泽东的岳父，杨开慧的父亲。新民学会的成立，和杨昌济也有很大的关系。1918年，他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倡组哲学研究会，支持毛泽乐、蔡和森等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推介毛泽东去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他曾经撰文倡导在岳麓书院的办学基础上建立湖南大学，呈文抵制北洋政府撒并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为母校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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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专门说明一下毛泽东同岳麓书院的关系。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杨昌济的影响和介绍下，曾于1918年6月和1919年8月，两次寓居岳麓书院半学斋，与蔡和森一起进行“空气浴”“风雨浴”、“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探讨学术和国家前途，研究社会政治。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毛泽东还对岳麓书院传统文化感兴趣，对岳麓书院的先师大贤王夫之、魏源等的学术思想作了认真的研究。无疑，他在系统研究书院文化发展的同时，对“实事求是”的岳麓书院校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创造性赋予了“实事求是”以新的内涵，使之扩展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这是岳麓书院优秀文化对中国革命的又一重大贡献。
在辛亥革命、护国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曾经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岳麓书院学生程潜则是湖南和平解放的大功臣。程潜(1882-1968)，字颂云，老同盟会员。1903年，程潜弃文习武，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湖南武备学堂。1904年８月被保送到日本留学，同留学日学生黄兴、宋教仁等百余人，组织革命同志会。1905年8月，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旧民主主义革命。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科学习。辛亥革命爆发后，程潜参与民军战时总司令黄兴领导的汉阳保卫战。1915年奉孙中山之命策动反袁运动，被委为护国军湖南招抚史，率一营军队经贵州入湖南讨袁驱汤。４月在靖县被推举为护国军湖南总司令，宣布湖南独立，誓师讨袁。1920年11月，孙中山回广州重组军政府，程潜被任命为陆军部次长，代理职务，协助孙中山先生组织北伐。1924年9月，孙中山在韶关誓师北伐，程潜随从出征。11月程潜任攻鄂军总司令。1925年6月，率攻鄂军回师广州，参与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７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程潜为十七名委员之一。1926年１月，程潜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并任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程潜任军长，为北伐战争胜利立下了战功。大革命失败后，他因种种原因退出政治舞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程潜重入政界，任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力主抗日。1935年12月，为促蒋抗日，他出任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37年７月，抗日战争爆发后，程潜以参谋总长名义担任平汉线方面指挥，坐镇邢台指挥。旋任第一司令长官，驻节郑州。程潜预立遗嘱，亲上前线指挥，勉励将士与阵地共存亡，与敌对阵相持三月之久。1938年底，程潜改任天水行营主任，驻西安统一指挥西北战场。1939年5月被授予一级陆军上将衔。1940年5月，程潜调重庆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战地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还一度代理参谋总长，直到抗战胜利。1948年7月，程潜调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目睹国民党贪污腐败，败局已定，有心弃暗投明，在武汉时就托李明灏带口信给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表示敬意。到湖南后采取了一些开明政策，并设法与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系。年底，委托进步人士程星龄全权代表自己同中共地下学党联系，表示密谋起义的决心。1949年1月又下令停止征兵，释放政治犯。不久，程潜将走和平道路的决心告诉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得到陈明仁的支持。４月，程潜会晤了中共湖南省工委的代表。５月，资助著名教授李达法潜赴北京，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和平起议的决心。5月16日，白崇禧败退长沙后，程潜处境十分艰险。６月上旬程潜亲笔签署《备忘录》，由中共湖南省工委转呈现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正式表明起义态度。7月11日，程潜收到毛泽东主席赞同程潜和平起义方针和部署的亲笔复信后，加紧筹划起义，起草起义通电。７月底，秘密会见解放军和谈代表，就起义的一些重大问题进一步达成协议。８月４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出和平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广州政府”，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毛泽东、朱德总司令向程潜等起义将士发出贺电：“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对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８月下旬，程潜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邀请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抵京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亲到车站迎接，受到了极为隆重的礼遇。建国后，程潜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湖南省省长，民革中央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三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届、三届、四届全国政协常委，首届、二届湖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主席，第一届、二届、三届湖南省人大代表等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程与共产党真诚合作，积极参加国家重大政治事务的协商，协助党贯彻统一战线政策，热心湖南家乡的建设，认真负责地工作，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统一战线及世界和平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作出努力。1968年４月９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七岁。程潜将军不仅是战场上指挥若定的老将，也是诗坛上颇负盛誉的名家。钱仲联教授编过一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把清末至民国有影响的诗人，配上水游一百单八将的姓名、绰号，加以评价。这一时期全国诗人众多，想入选是颇不容易的。湘籍诗人人选的有8位，他们是谭嗣同、释敬安(八指头陀)、曾广钧、易顺鼎、程潜、邓辅纶、王阎运、程颂万。当时国民党将领中，名位高于程潜的谭延阎，都未蒙青睬。而独将程颂公列为“地僻星打虎将李忠”，可见编者在评选中，是经过多方面比较、筛选，去芜存菁，堪称独具慧眼的。程潜写的《杂诗四首》之一：“辗转苦夜长，披衣坐前庭。忧来说当见，明月照我撮。北风中夜号，戍角时一鸣。仍但不自己，翘首望天明。”颇能代表他的风格，老成忧国，不平则鸣。最后他能高举义旗，奔向光明，言为心声，可见绝非偶然。新中国成立后，湖南大学首任校长李达(1890－1966)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哲学会会长。李达1905年入永洲中学学习时即受到爱国思想的熏陶。1909年考入优级师范学堂。1913年他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东渡日本，入东京第一师范学习理科。1918年代表中国留日学生回国，与许德珩等共同发起反对段祺瑞政府，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爱国示威活动。失败后再赴日本，全力钻研马克思主义，在一年时间里翻译出版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三本专著，向国内投稿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陈独秀与新思想》等文，热情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920年春，回到上海，与陈独秀、李汉俊等共同发起筹建中国共产党，任《共产党》月刊主编，发表了《马克思还原》、《社会革命的商榷》、《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无政府主义之解剖》、《评第四国际》等著名论文，是反对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主力。他担任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党中央宣传主任，兼任人民出版社社长，翻译出版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十五种。党的“二大”后辞去中央领导职务，应毛泽东的邀请回长沙创办自修大学并任学长，主编《新时代》杂志，在自修大学和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讲授唯物史观。1923年与陈独秀在党的独立性等重大问题上发生分歧，离开了党的组织，但仍一如既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1926－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总教官。1926年6月发表的《现代社会学》在革命队伍中几乎人手一册，重版12次。在大革命失败后，李达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作出了卓越的理论建树。他于1927－1932年在上海与邓初民等创办昆仑书店，大量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在这一时期他以大量精力翻译出版了13本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包括毛泽东批注过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此外，他发表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知识》、《民族问题》3本专著，1932—1937年的5年中，他发表了《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货币学概论》、《社会进化史》等四部专著，《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等多篇学术论文。侯外庐回忆说，30年代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不止一人，但“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
　　1947年应聘到湖南大学任教，在险恶的环境中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讲授法理学，著《法理学大纲》。我国著名法学家韩德培教授曾著文指出：“他（李达）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法学的一位拓荒者和引路人。他的这部讲义是我国法学研究中的重要文献，也是他对我国法学的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前夕，李达应毛泽东之邀绕道香港赴北京，1949年重新入党。1949年12月任湖南大学校长，1953年1月离任。他在17年中全力从事高等教育和理论工作，主要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和宣传。他发表了大量论著，特别其中《〈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得到学术界和毛泽东本人的高度评价。
李达是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是毕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现代思想史上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的杰出人物之一。他是一位战士型的学者，学者型的战士。他在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法学、史学方法论等众多领域中都有独特的建树。
他学识宏富，视野广阔，通晓四种外文。他的治学风格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把理论的严谨性与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需要紧密地结合起来，创造性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一种以身殉道的骨气，决不随波逐流，屈从谬说。吕振羽、段君毅、
任仲夷、黄逸峰、陶白等一大批同志都是他的学生，都是在他的直接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投身革命的。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以满腔热情继续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时坚决抵制一切违反真理、违反实事求是原则的错误。继承了岳麓书院千年来“格物致知，实事求事”的思想路线，也继承了时务学堂师生那种为追求真理不惜一切代价的精神气质。

风张狂

为什么湖南大学能对现代中国作出这样的巨大贡献，使其他高等学府与之不能相提并论呢？大家看了下面的叙述就明白了。
首先，岳麓书院的思想路线是“格物致知、实事求是”，而近四百年湖湘文化的道统脉络非常清楚，前后大家相望，从王船山的旁证博引、评述宏论，到魏源的洋为中用，到曾国藩的笃实学风，到毛泽东的《实践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其“唯实”的思想路线是前后相继的。身为万世师表的伦理思想家孔子，生前并不得意。他在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晚期提出了新的、有浓厚唯物辩证特征的伦理和道德体系，借复古的口号行革新变法和挽救人心之实。孔子生前实是改革家。汉代董仲舒尊孔，抽掉孔子的革新和辩证精神，留下了伦理道德。宋代的朱程理学则对孔子学说精华破坏最大，理学家用佛学和道家中的主观唯心主义玄说来注解和重构孔子的学说，结果儒学理论体系越来越大，离孔子的真理离实际生活越来越远。朱程理学以理学为号召，知行两端，基本上把孔子的革新和辩证精神阉割掉了。南宋的灭亡和元明两代儒学日益走向唯心的“心学”，使有远见的文人不能不从实际出发来思考当时的社会诸多问题，其代表就是近代湖湘文化的开山祖王夫之。船山先生(王夫之)以激越的文人情怀和不屈不挠的实际斗争生活体验，上续诸子，提出了“格物致知”、“实事求是”的思想，在唯物的基础上复古了孔子的革新辩证精神。可以说船山学说相当的部分是独立于朱程理学之外的。船山学说强调经世致用，经晚清魏源、曾国藩等人的大力推崇，遂成当世显学，它对洋务运动，对变法维新，对辛亥革命，对“五四”运动都有深广的影响。要而言之，今天谈到近代湖湘文化的传承，无论思想哲学还是文学艺术，其思想路线就是“格物致知”、“实事求是”。这是湖南大学人才辈出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次，作为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在湘军中培养出来的战斗精神“扎死寨、打硬仗”，经岳麓书院、时务学堂的广大师生的继承发展创新，逐渐形成了湖南大学的特别气质，这是一种为追求正义真理而不惜一切代价的精神；是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从左宗棠抬棺材出玉门关，以“扎死寨、打硬仗”精神收复新疆开始，到唐才常、谭嗣同为变法维新牺牲自己的生命、近两百时务学堂学生慷慨就义，再到陈天华为激励同胞“蹈海亦英雄”，再到蔡锷为护国讨袁不惜借烟花之地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成功脱离后以一隅而抗全局，自己也说是“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最后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再到范旭东面对英商搞破坏，提出了“为了这件事，虽粉身碎骨，我也要硬干出来”。直到解放后湖南大学第一任校长李达为坚持真理而被迫害致死。有这样多的老师学生为坚持正义真理而不顾一切，甚至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这恐怕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其他任何高等院校所罕见的。而当时的中国正需要具备这样精神的人来救亡图存。这也是湖南大学先师先贤作出丰功伟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短短一百多年中，湖南大学(含岳麓书院、时务学堂)培育出的人才群体中涌现出对现代中国影响巨大的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科学家、实业家、文学家、教育家多位大家。相比之下，美国建国几百年，而哈佛大学对现代美国的贡献并不一定超过了湖南大学对现代中国的贡献，而美国人可以说“先有哈佛，后有美国”。而对现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有着巨大贡献的湖南大学拥有“先有湖南大学，后有现代中国”的评语是当之无愧的。

风张狂

后记：
广大读者：
我在写《先有湖南大学，后有现代中国》这篇文章的时候，于网络上搜索了大量的材料，不少经典的文字和材料我都原封不动地照搬了，我自己只是使得许多材料更好地都为中心思想服务而已。另外，我还对为保持文章的总体风格。对许多材料进行了修改。如有那位大家知道我引用并修改了他的文章而没有进行说明，请见谅，因为在网络上确实一时查不到出处。另外，文中有许多古文体语句，我没有把它翻译成现代文是为了保持原貌。
另外，关于时务学堂的修改，我把“近代史第一所大学”改为了“近代史第一大学”，我已经查到天津大学前身1895年成立的确切材料，因此我校不能掠其美名，但是时务学堂师生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极大，故可称为“近代史第一大学”
第一，成立时间仍然是现今各高等院校中最早之一，第二，时务学堂对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第三，其学制先进，中西并包，第四，培养了高级人才，已将原文修改之。

avang

欢迎归来。

风张狂

如果看了本帖，有湖南大学人来骂，我知道你迟早是会接受并以之作为奋发图强的动力的。我当年发此贴时，骂我最厉害的人正是湖南大学师生，不过他们现在很多都已经接受这一论断了。
另外：
最新史料发掘证明，这一论断已经完全不容置疑了。
开国领袖毛泽东同志是我校1912年商科学生。
湖南参事室，湖南文史研究馆网站前不久撰文《青年毛泽东所读的商业学校考》
http://www.hnscss.gov.cn/read.asp?tb=news&id=259
五、结论
　　于是，我们最后的结论是：毛泽东1912年第一次学业上的“冒险”，确实是入读“湖南公立高等商业学校”，该校几经改名， 1916—1926定为“湖南商业专门学校”，1926年与“工专”、“法专”合并组成“湖南大学”，所以，毛泽东真正是湖南大学（前身湖南商专）的校友，尽管在校只有短短的一个月。
　　附带指出，他没能“到那里学成商业专家”，虽然湖南一师也开设“商业”课，其水准距离“能够建立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甚远，以后的经济知识纯靠自学得来，这未尝不是他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方针政策产生失误的根源之一。
　　（附记：本文承张世泰副教授帮同构思立意和查找史料，由作者行文定稿，特此说明）

仙道

楼主牛啊~~呵呵
不知道在哪个院系啊,有时间聚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