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畔漫索

懵懂书生

暮春的湘水淹没了江畔的草地，直漫到堤下。我在五月一个清冷阴湿的早晨登上江堤，寻索在世俗喧嚣中丢失的那份灵气与雅洁，不想却听到衰草的哀鸣，在一片漭漭漫漫的黄水中。
   水阔大而愁惨，极目远眺只见一片浑浊的水色，叫人压抑。江边原有的一块零星长着草儿的泥地淹在水中，只有若干土丘点缀在水面，宛如遗世独立的洲坻，一眼望去，别有一派远古洪荒的神韵。屈原倘若见到这般神韵，大概会高兴得忘了怎么写诗。至于我，则注定了选择沉默。
    堤上散布着许多块状的泥泞，仿佛一块块融化的巧克力；泥泞之外是无边的泥水，惨黄惨黄的，让人想起长沙原是一块卑湿之地。我冒着随时可能滑倒的危险，轻灵地在堤上漫步，任思绪在晨风中吹散。“我不知道风在哪个方向吹”，好熟悉的诗句，却平添了我几许迷惘。我时刻准备着滑倒。也许，在滑倒的那一瞬间，我脑海中会突然蹦出布莱克那首令人愕然的《至上的形象》：“残忍据有人的心灵；妒忌据有人的脸庞；恐怖据有至上的人形；隐秘据有人的服装。人的服装是锻过的铁器，人的外形是熊熊的锻炉，人的脸庞是封闭的熔炉，人心是它饥饿的胃部。”或许会闪出赫拉克利特那个不朽的比喻：“时间是个玩跳棋的儿童，王权执掌在儿童手中。”或许是爱默生那句“付出零只能得到零”的至理名言。爱默生是美国的灵魂，他对惠特曼的影响如同维吉尔之于但丁，莎士比亚之于弗洛伊德。而我却更喜欢爱伦·坡，因为爱伦·坡是美利坚民族的纳尔西斯和普罗米修斯。如果说爱默生孕育了实用主义，爱伦·坡则胎生了虚无——这种虚无使美国人在压抑中表现出不可思议的一致性。爱伦·坡的神话，是献给否定性的赞美诗，它易于贴近人的心灵……罪过罪过，在屈原的国度竟大谈起外国的文人。人的思绪往往就这么飘忽而顽皮。
     依旧漫步，并试图捕捉一点做诗的灵感，然而脚下的黄汤却分明在暗示我的可笑。算了，那就唱唱歌吧。才一张嘴，却又惘然了：唱点什么呢？流行歌曲还是民歌？在这湘水之畔，诗的国度，无论是缠绵悱恻还是激奋昂扬，显然都是不合适的。我若有所失。忽然想到屈原的《九歌》——要是现在有个人教我唱唱《九歌》，该多好啊。可是谁又会唱呢？巫山神女？洛水女神？恐怕……她们也不会吧？
     想起少司命。这位一手持剑一手抱婴的女神，威武而慈爱，有点像古希腊的雅典娜。她大概会同情我现在的失落和无助吧。一阵凉风从河心吹来，似乎在提醒我：你早已过少司命照顾的年龄了！人家是专管儿童的。我不禁哑然失笑。忽然脑中灵光一闪，取出我那满是鼻涕的手帕，幻想那是巫咸的令旗，挥呀挥呀，“灵之来兮如云”，女歧、烛龙、羲和、望舒、康回、丰隆、飞廉、东君、王子乔纷纷而来下。我让他们去天帝那儿给我偷来《九歌》的乐谱，他们却立刻将我围在圈内痛扁了一顿，以便使我刻骨铭心地记住：第一，我并不是屈原，没那么大权利使唤他们；第二，偷，是不合规矩的。唉，中国的神就这么规矩，全不象古希腊那帮神那么任性。就说作为众神之王的宙斯那厮，一发脾气就弄个潘多拉下来释放魔盒，搞得人间四处是疾病、罪恶和灾难；得墨忒尔寻女不着，一怒之下使得人间田地荒芜，颗粒无收，滴雨不下，造成可怕的大饥荒；三女神为了争得“最美”的虚荣，竟引发了特洛伊的十年战争，结果使得特洛伊落得城毁人亡的下场。这些神的喜怒全然决定着人间的祸福，俨然是人类生杀予夺的主宰者而不是保护者。而中国的神却过于崇高伟岸，永远关爱苍生，不仅是人世的主宰者，也是人类的创造者和保护者——从捏土造人、炼石补天的女娲到弯弓射日的后羿，无一不是真善美的化身。由此也似乎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化的本质差异：中国神话孕育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伦理文化，希腊神话却形成了西方以理性认识为核心的科学文化。而科学文化终究是要以伦理文化为基垫的，很难想象一个道德沦丧、伦理败坏的科技强国最终会发展成什么样子。近代以来，西方科学文化的膨胀所带来的强大工业文明已给全球带来了无尽灾难。科学文化究竟会将人类引向何方，似乎还未可定论，但是一百年前的辜鸿铭与今天的余秋雨却几乎做出了同样的预言：西方必将反过来学习东方，中华文明将在全世界传扬。
    我终于找到一个稍微合适的地方坐下。远方飘来几缕凉风，吹过我寂寞的发梢。我临风静坐，静坐在一片阔大的江水前，宛如一尊雕像。此刻，江水平静得象位淑女，我的心也静穆得象条冰河。暮春的野草浸在浅浅的水中，祈祷来世化为江蓠与杜若；苍老的鱼舟泊在静静的水面，续着陈年的旧梦。我在静穆中憧憬着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