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中国教育百年：从理想主义到功利化的教育畸变

夕阳秋草

“为什么要搞新教育实验？有人说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乌托邦实验，我从来都不想否定这样的称谓，而且坚持认为，一个没有理想的人不可能走多远，一个没有理想的国家不可能走多远，一个没有理想的教育不可能走多远。”

在南通陶行知研究会2004年年会上，面对台下来自江苏各地的上百名教育工作者，朱永新已经记不清楚这是三年来的第几场演讲了。



对于这个兼有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常委和苏州市副市长头衔的中年人来说，对教育的热爱是他牺牲休息时间的全部理由。让他从书斋走出来，身体力行地在全国建立起三百多所新教育实验学校的动力，是他在《中国教育缺什么》里的呼吁：中国教育缺钱，缺人才，缺公平，缺教育观念，缺服务意识，缺人文意识，缺特色，最重要的就是，缺理想！

他像所有的理想主义者一样乐观，然而，如果他不是苏州市分管教育的副市长，他可能要遭受同样的尴尬。在他前面不乏一连串光辉的名字———王国维、蔡元培、鲁迅、梁漱冥、陶行知、晏阳初……这些名字下面，都似乎刻着一行铭文：理想主义者的百年孤独。

似乎是宿命，中国近现代教育在百年之后，仿佛又站在了它原来的起点上。我们不知道理想主义者朱永新能走多远。

王国维：“德育为主育”

从1877年到1927年，王国维在世的50年，恰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纷乱的时代。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军阀混战，国共两党之争，这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给身处其中的晚清知识分子以极大的家国危机与文化危机感。国家的积弱与心灵的困顿彷徨使他们起而寻找一条强国之路。

1905年，统治摇摇欲坠的清政府下令在翌年废止科举时，支撑这个庞大帝国精神体系的儒家文化正面临着外来文明冲击的严重危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旧有信仰和权威都在西学东渐的风雨中日渐被解构。

历史学家陈旭麓称：“晚清新政中最富积极意义而有极大社会影响的内容当推教育改革。”而当时构成其主要制度框架的“癸卯学制”主要就是借鉴自日本。

1903年8月中旬，深受日本教育观念影响的王国维在《教育世界》发表了《论教育之宗旨》一文，提出自己的教育观念，“使人成为完全之人物”。他的标准是人的能力发达而且调和，做到真、善、美三位一体。他主张教育应该分为智育、德育、美育、体育四部分。

这种后来被蔡元培发展成“完全之人格”的教育观念，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种寂寞之音。正值甲午之战后国势极弱时分，教育的第一要务，是“师夷技长以制夷”以图强国富民。王国维提出以“德育”为主育“完全之人物”的教育观显然是超越了那个时代，甚至到现在依然如是。

在给时任学部大臣的张之洞的一封题为《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他对张之洞关于经学科大学与文学科大学课程设置的改革方案提出尖锐批评，说：“其根本之误何在？缺哲学一科而已。”他主张把经学科大学与文学科大学合并，分为经学科、理学科、史学科、中国文学科、外国文学科，每一科内都设置哲学课程。

但王国维的悲哀在于他生不逢时。中国传统的实用性知识观念一直服务于其道德观念，知识从来都不是独立的。这种强烈而自觉的功利主义使中国的文化中充斥着道德说教和执着于生活欲望的乐天精神，缺乏对现实的批判。包括当时的康梁在内，都是习惯把学术当成议政手段，留学生们以学术奔走竞逐名利。在他的时代，学术独立只能是风中叹息。在这种价值观念下，他的“使人成为完全之人物”、“人格独立”的理想看起来更像是自言自语。但是，他影响了蔡元培。

蔡元培：人格独立与教育独立

1917年1月，蔡元培入主北大。这是五四前夕的中国，仿佛破曙之前，在最浓重的黑暗里有无数的思想和力量交织而行，潜流暗涌。而此前的北大，充斥着功利主义的乌烟瘴气，学生不喜欢认真的专职教员，“对于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别欢迎……因为有师生关系，毕业时可引为奥援”。

受德国教育家洪堡思想影响颇深的蔡元培，提出把北大建成一个像柏林大学那样学术独立、追求自由的教育机构。洪堡反对以就业成为大学教育的根本功能，认为大学是“对各学科进行研究的机构。”蔡元培追求着大学教育的灵魂———“兼容并包”，特别提出自身的独立和人格的完整，试图以这样的理念去颠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教育模式，在北大，他得到了部分的成功。

几十年后，有当年的北大校友回忆说，那是北大最令人怀念的时光。但在新旧政权交迭的空隙中用理想和人格支撑起北大“和而不同”精神氛围的蔡元培，终究是孤独的，甚至他的好友胡适、陈独秀都未能全部理解他的教育主张。

这是一个逆风前行的理想主义者的奋战，在“极端实利主义”教育高踞其位时，蔡元培的“德育”的影响，也只是过眼烟云。为实现理想，蔡元培对北大进行的系列改革，沟通文理科、实行选科制、教授治校等，虽然取得暂时的繁荣，但在最后都不可避免地陷入现实的困境。

1928年，蔡元培等到了另一个机会。为实现自己教育独立于政党和教会、培养独立之人格的理念，他出任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大学院的院长，在浙江、江苏等地陆续推行大学区制。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架构——在全国分出若干个大学区，每区设一大学，所有教育事项和学术研究都由大学教育所组成的教育委员会来主持。这个试图将教育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实验，不出一年即宣告失败。

陈平原教授指出，“北伐成功，国民党统一中国，开始实行‘党化教育’，教育界的情况于是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不只是‘教育独立’的口号被禁止，连大学课程的设置都必须接受检查，教授治校的有效性受到了严峻挑战，自由表达政见的文化空间也岌岌可危。不识时务的胡适，继续‘妄谈人权’、‘批评党国’，受到了政府的严重警告，差点被肉体解决。蔡元培名气更大，地位也更高，可照样无法挽狂澜于即倒。”

黯然而去的蔡元培，在港岛度过他的最后岁月。在他离去之后，中国政局变幻频仍，蔡元培所坚持的以西方自由主义为代表的五四精神，迅速被新兴的社会思潮所代替。“完全之人格”、“教育独立”的理想，终于只是理想，写在发黄的历史书页中，在数十年的光阴后孤独地凝视着我们。

陶行知：“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

如果没有杜威，还会不会有陶行知？

深受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熏陶的陶行知，将杜威当时在中国大兴其道的“学校即社会，社会即生活”改为“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在后面又加了一句：“教学做合一。”

这是1925年左右，时年陶行知34岁。他和同事，东南大学教授程其宝一起提出了以教育入手促进中国现代化的主张。当时微露端倪的“教育救国”说被很多人非议，认为“迂缓而不切实际”。而张彭春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教育救国可能迂缓，但并非不切实际。教育发展是中国现代化最基础、最实在的一项系统工程。为挽救时衰国危，所谓‘积极革命’、‘振兴实业’、‘整理财政’等，终究不是根本的办法。教育救国是在最细微处入手、注意底层的培植，所求的是永久建设，非暂时之破坏，对国家的未来，期望最大。”

这番宏辩，正是陶行知的“大教育”观的方向所指——教育是民族救亡、社会改造的支点，是中国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而中国的教育思想要突破狭义教育的范畴，应当从“大教育”的角度出发。

他清醒地认识到，人的价值才是社会的终极与核心价值。但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明与价值体系中，一种功利至上的人性观左右着人们的行为，这种扭曲的价值体系不仅使生命卑微，造成人的异化，也使得国家失却内在的生命力，终至贫弱。而生命至上的国度，往往是强国。中国的振兴也只有改造传统价值体系，提升社会观念中生命的地位才能实现，归根到底，就是“以人为本”。

这又是一个凌越于时代的洞见。超越者总是孤独地在风中飘扬，承受一切，而下面，万物纹丝不动。陶行知决心唤醒民众，用平民教育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他认为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主张“到民间去”，⒎⒃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