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李约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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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李约瑟问题
李约瑟问题是什么呢？曾经创造出辉煌灿烂的古代科学技术的中国，为什么没产生近代的科学技术呢？这个问题困扰中国人很多年，现在终于有人提出了有价值的回答，在一篇《书院，中国思想能飞多高》的文章里，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根本没有产生科学技术的思维基础——逻辑理性。所谓中国古代的“科学”与西方古代“科学”在思想基础上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文章如下：


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是因为思维方式不行，不是因为封建专制制度
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是因为封建专制统治，但是最近我在一篇名为《休闲读品•天下》的杂志上看到一篇解读中国古代为何没有科学的文章，作者另辟蹊径，颠覆传统思维，对这一问题做了详细的分析和例证，他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是因为思维方式不行，不是封建专制制度。

曾经创造出辉煌灿烂的古代科学技术的中国，为什么没产生近代的科学技术呢？
这就是“李约瑟问题”！据说是英国科技史大家李约瑟发现并提出的这个问题，所以，就有如此命名。
当然，事实上并不是李约瑟先生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早在李约瑟先生之前，中国人自己就提出这个问题了，而且比李约瑟先生的提法还准确：中国为什么没有西方那样的科学？从梁启超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诸贤，都提出过这个问题，所以，五•四时才有“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提出。把这个问题称之为“李约瑟问题”，固然是有因为李约瑟先生在现代的影响较大等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李约瑟先生的提法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诸贤的提法中有处明显的不同：按五四时期的说法，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西方那样的科学技术，更不存在原来领先、后来又落后的问题；而按李约瑟先生的说法，中国古代不仅有和西方一样的科学技术，而且曾经很先进，只是近代才落后了。这个说法更适合中国人的阿Q心态：我们祖上也曾有过！
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技术而西方古代就有科学技术，那么，为什么西方有而中国没有？
好，好，别急，问题问得都好，我们一点一点地来回答这些问题。
首先，我们先要弄明白，今天被我们笼统地称为科学技术的东西其实包含着两种看起来相同、其实有着本质差别的东西：一种我称之为原始科学或经验科学，另一种我称之为理性科学。在古代的西方，具体就是古希腊，两种科学都出现了，而在中国则只有前者出现。西方近代科学是在理性科学，而不是其原始科学或经验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也把理性科学称为近代科学。
自有人类始，人们就依靠直观的经验观察和并不严谨的想象来观察自然、理解自然，提出了对各种自然现象的解释“模型”和应对办法，这就是原始科学、或经验科学。古希腊在苏格拉底之前的那些学者们，如泰勒斯、德谟克利特、阿那克萨戈拉等，所提出的“科学理论”均是这类科学，比如他们曾提出大地是球形的猜想，曾提出世界万物是由最小的粒子“原子”构成的所谓“原子说”。但西方现代的地球科学与物理学，和这些古典时代的原始猜想既没有逻辑上的一致性，也没有知识上的延续性，它们来自于苏格拉底开创的另一种科学的传统：理性科学。苏格拉底认为阿那克萨戈拉之前的哲学家们（在古希腊，哲学家就是科学家），关于自然的知识都是没有逻辑理性的胡说八道，他根据严谨的逻辑推理，确信世界万物的存在都一定有其存在的原因，他把这个原因称为“相”或“理念”，找出这些“相”是什么，就能找出世界万物存在的原因或这些万物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了，再倒过来看，如果先在你心里构建出一个物的“相”（即“模型”或“原因”），就能按这个理念世界中的“相”再创造出一个对应的“物”来。举例说，一种植物的存在，一定有其原本的“相”，现代生物学把这个“相”称之为遗传基因，是基因决定此物为此物的；倒过来，人类重新创造一种基因，就可以按这种基因培育出一种新的植物来。苏格拉底的学说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发展完善，在古典时代已形成系统的理论。进入十六世纪以后，经哥白尼、牛顿等人在具体研究领域的进一步落实，产生了西方近代的科学，一直延续到今天。
中国古代没有这种东西，中国所有的只是西方也有的那种经验科学或原始科学，而且因为没有理性科学，经验科学就格外发达。顺便说一句，几乎所有古代民族都有各自的经验科学，如古印度、埃及、玛雅人都有，和一切古代世界各民族的经验科学（或原始科学）相比，中国是最发达的，当得起辉煌灿烂这四个字。
简单概括一下理性科学（即西方近现代科学）的特征：
1、有一种牢固的信念：认为凡是人类经验能观察到的物质存在都是表面现象，在这表面现象背后一定另有原因，这种表象后面的原因用哲学化的语言叫“相”、“型”、“理念”、“绝对存在”等，用物理学的语言叫“基本粒子”、“能量”、“力”，生物学的语言叫“基因”，……等等，不一而论。
2、一切思想要符合逻辑理性：即从表象到原因的一切过程说明都必须符合统一的逻辑原则，不能出现互相矛盾的地方。
3、一切理论解释要通过科学实验的证明才能成立。
4、一切从事科学活动的人、即科学家的主要内驱力，是对查明表象背后的原因的兴趣。一切围绕科学进行的求知活动的目的，是弄清事物的真实原因（真的“相”），所谓“知识”，乃是指与这些“真相”一致的语言描述。
那么，下一个问题，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理性科学出现？
关于这个问题，也有很多解释，多是集中在政治、经济等外在原因和制度、文化之类的不着边际的东西，广为人知的是：中国的专制制度导致中国没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所以才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这种说法固然曾发挥过积极的政治作用，但在与事实是否相符上，是不具有真理性的。从逻辑上看，如果明、清时期的专制制度下产生不了近代科学的话？那么同样专制的汉、唐、宋诸朝为什么诞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科学技术呢？千言万语，“制度决定论”是站不住脚的，用这一理论去解释中国为什么没产生理性科学的原因，用朱熹较文雅的说法是“不会使船嫌溪曲”，用今天老百姓较粗俗的话说，就是“拉不出屎来怨茅坑”。
真实的原因只能从人本身来解释。
于是，我们又想到了朱熹。
这个从四岁就能问出“天之上是何物事”的神童，一辈子手不释卷，涉猎广泛，他有关科学的论述是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理性科学呢？在他的书院里，他享有充分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没有任何制度上的束缚，可他为什么也没有创造出近代科学呢？
我觉得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他的思维方式极其缺乏逻辑理性；第二，他对于世界本原这类问题的兴趣还不够浓厚。
先看第一点，朱熹的“理”的观念来自一种直观的经验感受，一具体化到“理”与“气”，“理”与“物”的关系时，他仍然依靠经验上的直观感受，而不去用逻辑思维统一理解从“理”到“气”的每一个环节。于是，造成了大量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按他的说法：一物有一“理”，砖有砖的“理”，竹椅有竹椅的“理”（《朱子语类》P61）。而“理”又是通过“气”形成“砖”、“竹椅”这类具体物事的。就有一位门人问他了：“天地之气，有的混浊，有的清净，既然是‘理’决定‘气’，那么，是否也有‘混浊之理’和‘清净之理’之分呢？”朱熹的回答是，“那不对，‘理’总是一个清净的，如果混浊，那是气混浊了，理管不了那些，‘理’只管‘生出’气来，生出的气混浊了是‘气’自己的事儿，就比如一个父亲生了儿子，儿子是好人还是坏人，与父亲无关一样。‘理’就是父亲，‘气’就是儿子。”（《朱子语类》P71）这个答案显然与他的“理在气上”的大前提是矛盾的，既然一物一理，砖有砖“理”，椅有“椅”理，那么按逻辑一致律来理解：混浊之气就应有造成混浊之气的“混浊之理”，清净之气也应有造成清净之气的“清净之理”，朱熹不顾逻辑上的矛盾，断然否认“理”有混浊清净之分，是因为从感觉上讲，他觉得应树立个绝对正确的、即始终“清净”的“理”存在，“理”不能出现错误和不足，因为他所说的“理”主要是“道理”的意思，如果“道理”一混浊，不就没理了吗！这里，“理”的含义被他自己不自觉地由与苏格拉底“相”相同的意思“偷换”成具有道德色彩的人们吵架时有理没理的“道理”的意思了。至于他所举的父生子的例子，与他先前说的“理”与“气”的关系在逻辑上完全是不同的性质。“理”与“气”是因果关系：有什么“理”就有什么“气”、有什么“气”就有什么“物”；可父亲与儿子是一个生死繁育的关系，父亲不是儿子的“相”，儿子的“相”是决定他自己性状的生物基因，这种基因来自父母双方，而且还在许多现在尚不知道的因素作用下，有许多不同于其父母、只属于他自己的先天信息。
类似的例子十分之多，在朱熹的论述中比比皆是。正是这种逻辑思维的欠缺，使他虽然也凭直觉感悟到了西方理性科学的最基础性的概念，但却遗憾地与之失之交臂，没深入下去。反观西方，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著述中，几乎找不到一处如此自相矛盾的地方。
第二，朱熹虽然在童年时，就萌发了“问天”的兴趣，而且终生保持了这种兴趣。但遗憾的是，与其它方面的兴趣相比，他在这方面的兴趣并不十分浓烈，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方面的兴趣日益淡漠。在他留下的煌煌数百万言的著作中，论及“理”、“气”以及天文、地理、医学之类的文字不足数万字，也就是说不到百分之一，他在书院的讲学讨论中，也极少涉及这方面的话题。他最浓厚的兴趣还是集中在伦理道德方面，比如：何为“仁”、何为“义”、何为“诚”之类的，几乎占据他著作及对话的80%以上的篇幅。他对这类问题的热衷已经琐碎到了让一个现代人难以忍受的程度：每件事，都不厌其详地反复啰嗦多遍；有些问题现在看来极其无聊，比如用了大段的篇幅讨论：是静坐在那里思考圣人之学、还是边干别的活儿边思考圣人之学，更能体现出对圣人的“敬”呢？
读朱熹的书，我真不可理解，他那些门人弟子常年累月地与他探讨这类已接近无聊和弱智的问题，为什么不厌烦？作为一个现代人，要不是为了搞明白这位名声卓著的大学者究竟在想些什么，是绝对不会去读他的书的，太浪费时间了！
大概那个时代的人没有厌烦的感觉，他们有同样的道德热忱。朱熹还把这种道德热忱施加在他最基础的哲学概念“理”上了，从而把这个本来就与“气”的关系还没说圆满的哲学概念变成更缺少确定性的道德概念了，于是，一切变得更加混乱。比如，他在一个地方说：“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这话挺好，“理”在这里等同于自然规律。）在另一个地方却又说，“天之理便是仁义礼智”，“天心即天理，仁即天心”，“理”又完全是种道德观念了。事实上，世人更为广泛所知道的朱熹的“理”，不是“理在气上”的“理”，而是“存天理，天人欲”的“理”，就是这种道德概念。
对比一下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他们终生只在追问一件事情：何谓“相”，在现在已经译成中文的《柏拉图全集》中，厚厚五卷、也是数百万字的对话中，几乎全部是在讨论“相”的问题。苏格拉底在四十岁之后便不治别的生业，专门与人讨论事物的“相”是什么的问题，柏拉图在其著名的学园中（那学园有如朱熹的书院），与门人讨论的也是这个问题，除了弄清楚“事物的本原是什么”这个问题外，他们几乎别无任何兴趣。
朱熹喜好读书，他的一切讨论几乎都是针对着某本书上的某句话有感而发的，他所读的书，90%以上也是以道德问题为中心话题的；而和他讨论问题的同道，思维方式和兴趣中心也完全与他相似。从表面上看，我们可以解释为他所面临的文献资源及学术环境抑制了他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并强化了他没有逻辑思维的缺陷。但如果想到这些文献也是古人按其自己的思维方式写的，来和他讨论问题的同道也是按自己的兴趣、而不是别人强迫来的，那么就应该明白这样一件事实：朱熹不是偶然的例外，中国的思想家都是这么思考问题的，从孔夫子到朱熹、陆九渊，一脉相承。
缺少逻辑理性、道德热忱压倒了求真兴趣，这就是中国没有产生理性科学的真正原因。

（文章摘自《休闲读品•天下》第二辑文章《书院，中国思想能飞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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